关羽，字云长，河东解（今山西运城市常平村）人。东汉末年，他与刘备、张飞在涿郡结义起兵，誓扶汉室，戎马一生，忠心耿耿，多建奇功，为蜀汉政权开国元勋。
汉献帝建安五年（年），官渡之战中，关羽刺颜良，解了白马之围，受封汉寿亭侯。建安十三年（年），赤壁之战后，刘备助东吴周瑜攻打南郡曹仁，别遣关羽绝北道，阻挡曹操援军。刘备取得荆南四郡（长沙、零陵、武陵、桂阳），拜关羽为元勋，受封襄阳太守、荡寇将军。刘备平定蜀地后，以关羽董督荆州事。建安二十四年（年）七月，刘备自称汉中王，任命关羽为前将军，假节钺。
建安二十四年（年），关羽北伐襄樊，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吴国大将吕蒙背盟弃义，袭取荆州，关羽败走麦城，壮别人世。
关羽死后，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年），吴主孙权追赠关羽为“忠义侯”。曹操上表汉献帝追赠关帝为“荆王”。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年）曹操以王侯之礼葬关羽首级于洛阳，并建庙祭祀。孙权以诸侯之礼葬其尸骸于当阳境内，称作“关大王冢”。刘备在成都为关羽建衣冠冢，即成都关羽墓，以招魂祭祀。章武元年（年），刘备为关羽报仇东征吴国孙权，曾专程到大王冢祭拜关羽，并在玉泉山建关羽祠，相传是中国最早的关庙。
关羽生前以忠义信勇侠等人格典范著称于世，倍受人们崇仰，虽然其人生短暂，仅有六十年一个甲子，但是却为后世之人留下了：桃园结义，义薄云天；温酒斩华雄，神勇盖世；夜读春秋，儒雅知文；斩颜良诛文丑，万人之敌；挂印封金，义重如山；单刀赴会，英雄虎胆；水淹七军，智勇双全等生平轶事。
历代统治者屡次加封倡导，使其英灵万古不灭，由侯而公、公而王、王而帝、帝而圣，三教共尊，千秋奉祀；位齐孔圣。
山西太原“大关帝庙”有一副对联，上书：
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三教尽皈依，式詹庙貌常新，无人不肃然起敬；
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历朝加尊号，矧是神功卓著，真所谓荡乎难名。
上联说关羽得到释儒道三教尊崇，至尊至圣；下联讲关羽获得历代加封的殊荣，万世人极。道尽了关羽崇高的历史文化地位。
明代以后，从官方到民间，对关公的崇拜开始走向高潮。关公就在国家、军队、民众及宗教信仰当中取得了无可动摇的地位。
其中，《三国志演义》的广泛传播，使关公的忠义形象更加深入人心。在清初评论家毛宗岗《三国志演义》的评语中，关公已被崇誉为集儒雅、英灵、神威、义重于一身，“作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霁月光风”的“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
明太祖洪武二十七年()，“建寿亭侯关羽庙于鸡鸣山之阳”。原因是朱元璋自述曾经多次得到关公的庇佑。明人倪岳在《覆正祀典疏》中说：“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兵戈所向，神(关羽)阴佑为多，及定鼎金陵，乃于鸡鸣山建庙以崇祀，载在祀典。”为明代推崇关公奠定了基调。
明成祖永乐十九年()，朱棣迁都北京以后，在北京城建了关庙，作为国家祭祀的庙宇。明万历十八年（年）明朝廷封关羽为协天护国忠义帝。万历四十二年（年）又加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
明代边陲和重要关塞，无不建有关帝庙。如北京长城居庸关关王庙，又如丝绸古道关帝庙。在长城尽头的嘉峪关，紧靠城门有一座关帝庙；再往西，有天山关帝庙；在中国版土最西边的新疆伊犁，也建有数处关帝庙；东南沿海的福建东山岛，明朝守岛将士就在那里建起了关圣殿；南疆云南省昆明滇池岸边的西山峭壁之巅，石窟内精工细刻一尊关公，与石窟连成一体。
如昆明《关王庙碑记》云：“圣朝洪武壬戌平定云南，凡将帅之臣，介胄之士，咸慕公之神灵异，以扬威武之助。所在军卫必建祠以祀之。”据史乘记载，从明至清，官方和民间几乎就没有停止过修建“关帝庙”的活动。
清世祖顺治九年（年）四月，礼部准奏奉敕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因而正式尊称武圣，洛阳关王冢改称关林。关帝由此成为与文圣宣王孔子并肩的武圣，府县要遵诏营建关帝庙。清乾隆朝颁有明令：凡赴武举科考的考生，入考场之前必须先拜谒关帝庙，并且要做一篇有关关羽的“策论”；关公至此已经成为护国保民的国家之神。
中国国家图书馆内的善本部珍藏着一部迄今发现最早的由西方出版的《世界地图册中国新图》，公元年，欧洲传教士马丁·马荻尼绘制了一套世界地图，这套地图有个明显的特征，每个国家的地图册上都绘有这个国家代表人物的画像，在其中的中国新图上，欧洲传教士绘制的就是中华武圣——关公。
明代著名文学家徐渭徐文长在《蜀汉关侯祠记》中感叹民间百姓对关公崇拜的热情，远远超过了祭孔：“蜀汉前将军关侯之神，与吾孔子之道，并行于天下。然祠孔子者止郡县而已，而侯则居九州之广，上自都城，下至墟落。虽烟火数家，亦靡不醵金构祠，肖像以临，裘马弓刀，穷其力之所办。而其醵也，虽妇女儿童，犹欢忻踊跃，惟恐或后。以比于事孔子者，殆若过之。噫亦盛矣!”
清代史学家赵翼在《陔余丛考》中称：“今且南岭极表、北极寒垣，凡儿童妇女，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
明代思想家李贽在《关王告文》中认真分析了老百姓崇拜关公的原因：“盖至于今日，虽男妇老少，有识无识，无不拜公像，畏公之灵，而知公之为正直，俨然如在宇宙之间也。”
在民间，关羽被世人附会成具有司命禄，估科举，治病除灾，驱邪避恶等“全能”法力，民间各行各业对“万能之神”关帝顶礼膜拜。传统商人都敬佩关公的忠诚和信义，希望关公作为他们发财致富的守护神，传统的商帮也把关公精神作为商业经营的文化信念，坚守诚信进行交易，敬奉关公为公正之神，来维护传统的道德秩序。
“纵横欧亚三千里，称雄商场五百年”的晋商以关公作为精神支柱，以关公“一守信、二尚义、三取利”作为商业准则，以关公的义气来教育约束同乡、团结同行，把关公精神作为人生信仰，把关公崇拜作为晋商文化的灵魂。传统的晋商，生意做到哪里，关庙、会馆就建到哪里，并以关庙为中心，设供戏楼、聚集拜祝。关公已成为所有晋商的庇佑神和精神偶像。
作为近代商帮的佼佼者，潮汕商人在雍正十年（年）《新建保善坊武庙暨田地碑记》中就把“立心行事，忠肝义胆”作为关公崇拜，做人做事的道德标杆：“我潮官绅士庶，今而后进入庙堂，瞻仰仪象，当学其立心行事，忠肝义胆，刻刻以君父国家为怀，虽颠沛崎岖而志不可夺。将见顽夫庶，懦夫立，百世下皆知纲常名教之为重，无复有寡廉鲜耻，朝四暮三之小人。”
关公文化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有着鲜明的民族性，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文圣孔子与武圣关公都是作为具有普世价值观的中华传统文化道德精神的代表，被世界公认为是全球化时代拯救道德、文化复兴的希望所在。
中华文化历来讲“知行合一”。文圣孔子以思想言论传世，武圣关公以道德实践立身。孔子的道德理论体系是关公精神的精神内核，关公的君子人格品行是孔子思想教化世人显露于世的具体行为实践。
随着国家对孔圣儒家文化的重视，同孔圣文化具有同样影响的关圣文化必将肩负起时代的重任，将忠孝节义诚信等优秀传统美德施行于世间，教化于世人，纠正不良的社会风气，塑造文明礼义的大国形象。
孔子在“天下学官”中被祭奠，而关公信仰却从通都大邑扩展到穷乡僻壤无远弗界的民间。不仅“自孔孟而后，扶名教而植纲常者，赖有圣帝也。”而且乾隆为京师地安门外关帝庙所撰碑文称：“生为英，殁为灵，其功德勿沫于世，世亦相与俎豆尸祝以神之。然未有不推乎正直聪明足立万祀人伦之表，故睪然尊而宗之以为神圣焉。盖圣而神之，所以著圣道之精，神而圣之，所以明神道之正”，“将阐夫神与圣之所从来，所以为人道扶植纲常，助宣风教，即制祀之原胥不外是”。
当代知名学者南怀瑾在《武圣关壮缪遗迹图志》序中也云：“至如世所标榜关公之忠义，则于忠道之诠释，不仅施于君臣之际，且可尽于人伦纲常之间。其于义道之影响，且可概于朋友之适而及于社会之则。”
关公文化具有全方位的道德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和体现，也是其所以受到人们的尊崇与敬仰，成为护国佑民之神的根本原因，是中华传统道德文化的概括和总结。
有一段话流传甚广，道明了关公文化在当今时代的文化价值：凝聚在关公身上而为万世共仰的文化精神，蕴涵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理想，渗透着儒学的春秋精义，并为释教、道教教义所趋同的人生价值观念，实质上就是彪炳日月、大气浩然的华夏魂。
给关公文化赋予时代的内涵，探讨其作为文化软实力的实用价值，使之顺应时代的要求传承于当今，成为有益于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文化主力军和排头兵，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激励爱国志士心系祖国，报效祖国，建设祖国，规范全社会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伸张社会公平正义，反对一切违背人的良知的行为，具有积极地无可取代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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