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索引
《历史地理研究》年第1期，第80-91页
祝昊天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湖北武汉
摘
要
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有记载从“邓攀渚”到“鲁阳”一段水陆里程数字,利用GIS测量实地距离与之比对,试复原沿线聚落、仓庾、津渡等交通节点的建址布局,进而重新考证《水陆里程简册》所载线路行径。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秦南阳郡在这一时期南北交通网络中所处的位置。
作者简介
祝昊天,男,年生,湖北襄阳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在北京大学所获香港冯燊均国学基金会捐赠的秦简牍中,有一册记载了秦时江汉、南阳等地道路里至的简文,被整理者命名为《道里书》。据介绍,该简册共计66枚,文字内容抄写于竹简“卷四”的背面中部,分作上、下两栏,自右向左横读,沿途地名多属秦南郡、南阳郡辖下,包括有县、乡、亭等邑聚和津、汭、口等津渡,其中,篇首几枚简文还有专门记录汉江流域(江、汉、涢及其他小水)水上通行的行程里数,以及“重船”“空船”在不同季节(夏季、春秋季、冬季)日行里数的规定,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1]经由辛德勇发文公布[2],改称《水陆里程简册》(以下简称“《简册》”),又经晏昌贵编连整合[3],这一简册的整体面貌才得以展现。在此基础上,又有不少学者加入了简文释读与问题讨论,做出诸多贡献。[4]前人研究已基本可以复原南郡的“章渠水道”(或称“长利渠”)、“江汉水道”(简文称“杨口水道”),但对于自淯口北上、由南阳郡连接洛阳的一段交通线路尚有不同的看法,还需要再做整理、考证。本文即对《简册》记载从邓攀渚到鲁阳之间的交通路线再作一探讨,敬祈方家批评指正。
据晏昌贵整理的《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编连复原表》[5],可知秦南阳郡内从“邓攀渚”到“鲁阳”共涉及18个地名:其中,县名4处,有“邓”“宛”“雉”“鲁阳”;乡名5处,有“阳平乡”“平陵乡”“阳新乡”“新乡”“白土乡”;津渡5处,有“攀渚”“淯口”“西陵”“比口”“梁门”;仓庾4处,有“宜民庾”“武庾”“訄渠庾”“阳新城庾”。作为线路连接的节点,这些地名之间往往载有运距里程,部分路段甚至精确到以步数计算。而先前的复原工作也已证明,《简册》记载里程数字与实地距离大致相符,具有一定准确性。所以,在已有地望考证的基础上,可以先将秦时地名逐个定点落实,再连接成线,并通过地图量取实际距离与《简册》记载的里程数字相比对,尝试着复原整段线路行径和交通布局。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对已经确定的雉、白土乡和鲁阳三处地望所在并无异议,仅是就不同观点和剩余地名的考证予以补充。
1
淯口、邓攀渚、西陵
原编号、、、、、、、、、的简册均提及“西陵”,可见这是一处交通枢纽。其中,以号简说“淯口到西陵十二里”,折合今距约5千米。[6]
辛德勇最初判断“淯口则是汉水左岸支流淯水汇入汉水的地方”[7],晏昌贵亦将“淯口”释作“淯水入沔之口”,认为“淯水下游即今唐白河,其入汉江处,当在今襄阳樊城东侧的张湾一带”[8]。但20世纪50年代的《汉江流域地理调查报告》中,“唐白河下游从前纳清河以后在现在的清河口流入汉江,后因改道淤塞,始改道南流至张家湾入汉江,清河则单独入江”[9];同治《襄阳县志》亦有明确记载清咸丰十一年()白河改道[10],说明今之白河口非古淯口,古淯口当在今清河口附近,襄阳鱼梁洲大桥以北。
至于邓攀渚、西陵二处定位,学界更是多有讨论。因“西陵”与邓城城址相隔不远,辛德勇援引童书业说,以为《史记》中《六国表》《楚世家》所载之“西陵”即“邓”,进而推断“西陵”就是“邓攀渚”,“或即水侧山丘而言,则为‘西陵’;就滨水崖涘而言,乃为‘攀渚’”[11]。晏昌贵也认为,“秦里程简册是将西陵与邓攀渚视为一体”,以攀、樊音近,攀渚或即樊渚,为樊城下汉水中之洲渚。[12]另有王佳推论《简册》断代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前)以后,并分析指出西陵在秦代应归南阳郡管辖。[13]马孟龙不太赞同这一说法,认为在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中,“西陵”是六百石级别的县邑,说明秦汉之际“西陵”的地位提升,从邓县下属的乡聚转变为县邑,改定在今襄阳县双沟镇唐店村一带。[14]尹弘兵亦有观点认为“西陵在楚、秦时期为邓县下属之乡邑,西汉初年,西陵一度升级为县”,并引用了大量考古材料论证秦楚时期的西陵定位在今襄阳市彭岗遗址,攀渚定位在今高庄街遗址,新邓津定在陈坡遗址。[15]综合上述诸家观点,以及古淯口定位,参照晏、尹二位的说法,将攀渚定位在今襄阳市二桥一带。这里至今仍有数块大小不等的江心洲存在,其南岸又有真武山遗址、新街遗址可与之联系[16],实测二桥以东江心洲至清河口的水路行径大约6千米,正好与号简所记载的“淯口到邓攀渚十四里”相互印证。考虑到淯口以东有新邓津(从尹说),以西有攀渚,以南有鄢路卢津(从晏说)[17],又都距离不远,只能将西陵定位放在淯口上游。由于《简册》中多处提到“西陵水道”,可知西陵是为主航道上的重要节点,理应更靠近淯水河岸,今沿河道向上游测算“十二里”,大约在连山水库附近,即“西陵”所址。实地考察可见,这一带原本是成片的低矮丘陵,后来因为襄阳市深圳工业园区的建设已被悉数推平,只剩下一座连山水库尚存;因其位处河道以西称“西”、丘陵地形名“陵”,显然是贴合传统地名命名规律的。由是,当以“西陵”之名指代淯水西岸一带的丘陵较符合实地,此处亦或设有乡聚,后来在秦汉之际发生了变迁。
据此而论,攀渚在淯口以西,连接汉江主航道,故有号简记载“淯口到邓攀渚十四里”,西陵在淯口以北,连接淯水主航道,故有号简记载“淯口到西陵十二里”,两地显然都是水路交通转继的重要节点,只因为西陵所在的淯水一线连接南北,行旅往来更多,所以才被《简册》频频提及。而“西陵”的位置紧靠“淯口”,为南下北上必经之地,最有可能被用作导航的地理标识,藉以区分淯、沔两条水道。
2
阳平乡、平陵乡
接“西陵”北上,溯淯水河道前行,还有、、、号简记载的“阳平乡”“平陵乡”和“阳新乡”三处乡聚。[18]“西陵”的地理位置及其意义已见上考,以下据此为定点,参照《简册》记载的里程数字,借由地理信息系统(GIS)测算,对此三乡逐一具体定位。有必要说明的是,唐白河上游分白河、唐河,唐白河上接白河一线古称“淯水”,是为主流;而唐河别称“比水”,作支流注入,与白河交汇在襄州区龚咀村西侧的两河口。然而,今测龚咀村以下的唐白河水道总才不过25千米,较之号简记载“比口”到“淯口”的距离明显偏短,可见秦时比水入淯处偏北,这说明古淯水河道发生过移徙,今唐河下游相当长一段水道其实是淯水故道。因此,依据《简册》记载里程数字推算“阳平乡”“平陵乡”“阳新乡”和“比口”的定位,也应当以今唐白河、唐河一线作为水路行径参照。
按号简记载“西陵水道到阳平乡五十九里”,说明“西陵”北上“阳平乡”的水路行程大约24.5千米。今沿水路实测,此“阳平乡”址当在襄阳市襄州区双沟镇周李庄村至肖庄村一带。
同例,号简记载“西陵水道到平陵乡六十六里”,折合今距约27.4千米,较之于“阳平乡”位居上游。经测算,“平陵乡”址应该设在今襄州区程河镇南北台、刘台附近。另据实地考察所见,此处多为连接成片的河岸高地(当地俗称“台”),地面也较平坦,或可以解释“平陵”乡名之由来。
3
比口
原编号的简册记载“比口到淯下口百卌里三百步”,此“淯下口”当即“淯口”,按“比口”顺流而下至“淯口”,行程由北向南,折合今距约58.2千米。若减去“淯口到西陵十二里”,可算得“比口”到“西陵”的水道全长合计(秦)里步,约合53.6千米。较之、号简记载的内容,间接说明“比口”的位置处在“阳新乡”“新乡”的下游。据方志记载,唐河上源古称“堵水”,始自潘河、赵河在今社旗县境内交汇南流;下段别称“比水”“沘水”,又名“泌河”。[19]依据河流地名的命名规律,当以“比口”指代比水入淯之河口。然而,今唐、白两河交汇处却在龚咀村西侧两河口,实测水道行径与《简册》记载的里程数字相去甚远。所以,辛德勇明确指出“今比水入淯地点,较诸秦代,很可能已经向下游有较大幅度移徙”,并进一步判断“引起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很可能是淯水,而不是比水本身”[20]。对照地理调查报告所见,在上游兴修水利之前,白河中下游的河道宽浅善淤、河床极不稳定,时有改移袭夺的情况发生[21];而东汉以前的白河流路却远较今址偏东,河道旧迹在20世纪50年代还清晰可见,当地人称“老白河”[22]。相比之下,唐河水道却要固定许多,“若是河道由东向西有较大移徙,比水入淯的河口就会随之向下游移动”[20],正说明了今天的情况。这样看来,今唐河下游(自苍台镇以下)一段河道才是秦时淯水流经的古河道。
综上所述,《简册》记载从“西陵”上溯至“比口”,只能是沿着今唐白河、唐河一线水道行径。而自“比口”以上,理应存在两条不同的线路:一条是继续沿古淯水河道上溯,线路整体偏西,连接宛城(今南阳市)附近的“宜民庾”“梁门”(以下简称“西线”),进而转陆运连接“雉”和“鲁阳”;另一条则是由比水行径,线路整体偏东,可抵达“阳成”(今方城县)南侧的“武庾”(以下简称“东线”),进而向东与阆簜渠联系。
4
阳新乡、新乡
原编号号简记载“西陵水道到阳新乡百卌八里”,约合今距61.5千米。马孟龙据里程数字进行推算,认为“阳新乡应在西陵东北的比水沿岸,约在今湖北省襄阳县朱集镇境内”。[23]但从清河口到朱集镇一段(唐白河、唐河)水道实测只有大约40千米,两者存在较大出入。[24]
引人注意的是,号简记载“西陵水道新乡百五十一里”,与号简记载较相似,进而引发了研究者关于“阳新乡”“新乡”的讨论。辛德勇以为从“西陵”到“阳新乡”和“西陵”到“新乡”二者的里距仅差33(秦)里,又都是同样行走水路,故推论二者同为一地,“阳新乡”之“阳”是指“阳”县,“新乡”则是“阳新乡”的省称,并且进一步推测号简所记“百五十一里”是对前文“百卌八里”误写所作的修正。[25]马孟龙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认为抄手应该将错误信息削去或勾掉,而非不做任何处理,又补抄正确信息,分析指出“阳新乡”非“阳”县之“新乡”,乃新野县属乡,“新乡”或与新野县的新甫乡有关,两乡夹河相对。[26]今已知秦南阳郡下并无辛德勇所说“阳”县,但古文常将“唐”字书写作“阳”字,此“阳”县应即楚灭唐(阳)国后所设置的“阳”县(或称“唐”县),其地望大致在今河南唐河县城以南一带。[27]
综合上述诸家的观点,考虑处在“比口”上游的“阳新乡”“新乡”分属于东、西两条线路,并非同为一地:“阳新乡”应该属于“东线”上的交通节点,行船走比水河道行径计算里程,或即“阳”县(今唐河县南)之“新乡”;而“新乡”则属于“西线”上的交通节点,行船走古淯水河道行径计算里程,或归新野县下辖。经重新校对,“阳新乡”址定在唐河县苍台镇西北一侧较合适。据方志记载,明嘉靖三十三年()唐河县下已设有苍台保[28],今苍台镇素以明清古镇为称,一直都是方圆数十里内规模最大的聚落,联系到秦时“阳新乡”的相同选址,两者很可能还存在着某种继承关系。而“新乡”的位置理应较“阳新乡”偏西,大致在今新野县五星镇一带。这样也就解释了、号简看似重复的记载,从“西陵”到“阳新乡”和“西陵”到“新乡”原本走的就是两条不同的线路,自然要分开记载。
5
宜民庾
原编号的简册记载“宛宜民庾行淯水到西陵四百五十里,庄道三百六十里”,兼有水陆行程。其中,从宛城“宜民庾”下行古淯水河道至“西陵”的水路约合今距.1千米,而“庄道”则应该是与之相对应的陆上通道,折合今距大约千米。今实测白河、唐白河一线水道长度,上起南阳宛城遗址,下至襄州区张湾,全长不过千米,这与《简册》所记里程数字相去甚远,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前文关于淯水河道存在古今变迁的推断。
由此分析,秦人走“西线”(自北向南)行船,先得从宛城的“宜民庾”出发,一路沿古淯水河道顺流而下,途经“比口”转接今唐河下游水道继续向南,才能依次抵达“西陵”“淯口”。而在此基础上,前文已经求得“比口”至“西陵”的水道全长合计(秦)里步,可以进一步算出“宜民庾”至“比口”的古淯水河段长度接近(秦)里,折合今距大约千米。相比之下,今宛城遗址到苍台镇的陆上直线距离才不过65千米,此段水陆里程计算的差距或许说明,秦时淯水不仅流路偏东,而且还应该存在河道迂曲的情况,间接导致水路行程的里数大幅增加,如此才能够合理地解释《简册》记载的“四百五十里”之距。
值得注意的是,“宜民庾”滨临淯水设置,是一处标准的转漕仓储。关于“庾”,主要注释有三:一如应劭曰“水漕仓曰庾”,专指漕运转储的岸边仓库;二如胡公曰“在邑曰仓,在野曰庾”,指代城外存粮的仓库;三如郭璞曰“庾,仓无屋也”,指代露天仓储。[29]总体而言,秦汉时期仓储建置并无严格区分,仓庾混称,往往都是随用添设,选址于城外、岸边,充作水陆运输转换的枢纽使用;这其中最著名者莫过于荥阳“敖仓”,除存粮以外,实际还兼有货运码头一样的集散、转运功能。[30]《简册》中的“宜民庾”,或许是设在宛城外淯水岸边的一处水漕仓储,专供往来船只装卸之用。
号简另记有“邓到宜民庾二百一十里”,折合今距约87.3千米,似说明在“邓”县和“宜民庾”之间还有一条径直通达的道路连接(或为秦时文书传递、部队行军所使用),无需像水路那样迂曲绕行。今以邓城遗址位于樊城北约6千米的团山镇邓城村处,宛城遗址位于南阳市区东北部,能够确定行程起止两端。又经实测,可知“邓”“宛”两地之间的直线距离在千米左右,据此路程里数作为参照,按《简册》记载“邓到宜民庾二百一十里”,约合今距87.3千米,两相比对,算得“宜民庾”大概就在今南阳市宛城区官庄镇至金华镇之间。
6
武庾
原编号、、、的简文内容均有涉及“武庾”之名。其中,号简记载“武庾到雉七十九里”,说明从“武庾”西行到“雉”约合今距32.8千米,提供了较准确的定位依据。一般认为,秦汉“雉”县址就在今南召县东南的甘沟附近,遗迹已经为鸭河口水库所淹没。[31]按照号简记载“武庾到邓西陵四百八十里二百步”,“武庾”理应处在“比口”上游;而在“东线”“西线”的线路选择上,又以号简记载“武庾到阆簜渠三百廿七里”,决定了“武庾”的位置不可能偏西太远,只得选址在比水河岸边,今社旗县境内。据龚胜生考证,从春秋战国及至西汉,唐河在今方城以下都可行船,清代末通航的终点已南移到今社旗县城关”[32],而据谭其骧的研究,战国时代江汉流域干支各流的常年水位远较现在为高”[33],将武庾定在今社旗县境内是符合秦代水文条件的。
关于“武庾”的定位,其实一直存在疑问。辛德勇在公布简文内容时,曾将“宜民庾”“武庾”和“梁门”三处地名一并列于淯水河岸,围绕“宛”城周边,从而将“武庾”的位置定在北距宛城梁门有十里多水程的淯水岸边,但此地距阆簜渠过于遥远,难以令人满意,只好暂且搁置这一问题。[34]晏昌贵从文献解读出发,也把“武庾”视作淯水沿线仓庾,认为汉代雉县故址距南阳市直线距离约有37千米,与简册所载有较大差距,并推断“今南召东南之雉,或为秦以后所迁址”。[35]今按“武庾”定位在社旗县境内,从东北出“方城缺口”,经甘江河入澧河,澧河入沙河,沙河入颍河,可以与“阆簜渠”旧迹相连接;又实测社旗县城区经方城县城区、舞阳县城区至漯河市郾城区的直线距离在千米左右,上述河流实际行径大约千米,这些数值都与号简记载的“武庾到阆簜渠三百廿七里”(约合今距千米)十分接近。考虑到古今河道或存在一定程度的移徙、变迁,数里之差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同例,另从“武庾”南下,沿唐河、唐白河水道一路行至襄州区张湾,实测水道长度约千米,也可以与号简记载的“武庾到邓西陵四百八十里二百步”(约合今距.8千米)相印证。显然,将“武庾”的位置改在比水河岸要更符合《简册》记载。这样还能推出从“淯口”到“武庾”的行程,因为从“淯口”北上,过“比口”之后就接入比水行径,以比水上源出自堵水,正好能连成一条通达“武庾”的水运线路。
仅就交通布局而言,“武庾”地处南阳盆地东北、伏牛山和桐柏山之间的“方城缺口”,这里地势相对平坦,很早就有“夏路”开辟;按《史记索隐》“楚适诸夏,路出方城,人向北行”的说法[36],此路是为连接中原与南阳、荆楚的交通主线。《史记·曹相国世家》中有记载:“(曹参)从南攻犨,与南阳守齮战阳成郭东。”[37]就是为了能从“方城缺口”深入到南阳盆地腹地。同时,“方城缺口”也是连接江汉、淮河两大水系之间距离最近的地方,这也为人工运河的开凿提供了有利条件。从《水经注》的记载所见,原本属淮河水系的瀙水、潕水实际与汉江水系的堵水、比水相连互通[38],清儒全祖望已有猜测是春秋时期的楚人修凿运河所为;今人龚胜生又进一步整理了材料,以为“楚人所开运河即是在今方城县城附近依地形截断潘河,建成一个东西五六里,南北十余里的大水库——‘堵阳陂’”,并将水库中的水分成两股“一股仍流入潘河,另一股则东行与甘江河相通”。[39]据此而论,从“武庾”上行至“阳成”,再到“堵阳陂”,只需要一条20多千米长的人工运河,就能够打通江、淮水系之间的水道连接,使南北往来运输,其区位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40]
7
梁门
原编号的简册记载“宛梁门下行淯到邓西陵四百九十一里”,折合今距约.1千米。对比前文记载“宛宜民庾行淯水到西陵四百五十里”,“梁门”应该在“宜民庾”的上游41(秦)里处,约当今南阳市区一带。晏昌贵据《水经注》说,以为“淯水南流经宛城东”,“可知梁门应为秦宛县城东城门,滨临淯水”。[41]据此而论,“梁门”之于“宛”县,也就相当于“攀渚”之于“邓”县,《简册》作者在这里或直接以“梁门”代指“宛”县,从而进一步验证了“宜民庾”就是城外水漕仓的说法。
8
訄渠庾、石城
原编号、、的简册均有提及“訄渠庾”一地。其中,以号简记载“訄渠庾到鲁阳卌一里”,说明从“訄渠庾”北上“鲁阳”的路程折合今距大约17千米,提供了定位依据。对此,马孟龙引用《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的记载,把“訄渠”视作汉代“辉渠侯”之封地,归为“鲁阳”县下辖之乡聚,并将地望定在今鲁山县熊背乡黄岗寺汉代聚落遗址。[42]晏昌贵则另有观点认为,该地所处“约在今皇路店北,已沉没于鸭河水库”。[43]今以、号简记载的行程,算得从“雉”到“訄渠庾”合计62(秦)里,折合今距约25.8千米。较以马先生提供的“訄渠庾”定位,实测从“雉”到“訄渠庾”的直线距离是在40千米以上,与《简册》记载的里程数字明显不符,定位偏北。而晏昌贵将“訄渠庾”定位在皇路店北,则又显得位置有些偏南,此地与鲁山县的直线距离已经超过50千米,并不能与号简记载的“訄渠庾到鲁阳卌一里”相对应。在重新对“訄渠庾”定位的过程中,仍然按照流行观点,将“鲁阳”定在平顶山市鲁山县[44],“雉”定在南召县东南的甘沟附近,两点之间的线路连接以省道作为参照(此交通线路穿行于山岭之间,古今未变),进一步比对《简册》记载的里程数字,可以算出“訄渠庾”的位置就在南召县皇后乡四十里铺一带。另据号简记载“雉到石城十七里”、号简记载“石城到訄渠庾卌五里”,得知从“雉”到“訄渠庾”的路程总共62(秦)里,折合今距大约25.8千米;再算上号简记载从“訄渠庾”北上“鲁阳”的路程,前后里程数字相加,正好与今天从鲁山县南下到南召县太山庙乡一段的公路长度相当。由是,石城的定位也应该随之调整,改在皇后乡北的四角庙沟村一带。
9
阳新城庾
原编号的简册记载“訄渠庾到阳新城庾百四里”,说明了从“訄渠庾”向东行径至“阳新城庾”的路程折合今距约43.2千米。辛德勇起初以“阳新城”作“阳”县之新城,并对秦设“阳”县的问题做过长篇讨论[45];马、晏二位则分别指出了辛德勇说法的不足,认为“秦简册所记武庾到阳新城庾似乎是一段相对独立的行程”,故“暂且将‘阳新城庾’连读,理解为‘阳新城’之庾或‘阳新’之城庾”,定位“约在今南阳市南召县与鲁山县交界处四十里铺一带”[46]。但是,新公布的《里耶秦简(贰)》简9-2记载:
十月辛丑,南阳守衍下县:听书从事,以律令道次传,别书,都官、南阳尉、都吏□□Ⅰ□县及诸□在县界中者各下之,邓下南郡守。书到相报。宛、新野、比阳、阳成(城)、雉各Ⅱ言书到,署旁曹发。以邮行。它如律令、邯郸书。/俱手。Ⅲ
十月己酉,邓守丞尚敢言之:下,报署□曹发。敢言之。/履手。Ⅳ
十一月乙卯朔丁巳,南郡守亟下真书洞庭守:到为报,署户曹发。Ⅴ
/佗手。Ⅵ9-2
丁四。9-2背[47]
南阳郡守名叫“衍”下发文给所属各县,其中包括阳城(城)县,由此可知秦南阳郡确实有阳成(城)县。[48]《汉书·地理志》“堵阳”条记载:“堵阳,莽曰阳城。”清儒王先谦补注:“县在秦时名阳城,见《曹参传》注。莽复故。”[49]据谭其骧考证,陈胜乡里阳城即南阳郡的阳城县,亦即今河南方城县[50],《中国历史地图集》将其标示在今方城县址东[51]。秦南阳郡既有阳成(城)县,再将“阳新城庾”理解为秦“阳”县之“新城”就不合适了,而应理解为“阳新城”之庾。参考以往研究,“阳新城庾”理应处在“雉”“訄渠庾”和“鲁阳”三地之间,呈南北向一线排列。但从号简记载“雉到石城十七里”、号简记载“石城到訄渠庾卌五里”、号简记载“訄渠庾到鲁阳卌一里”所见,“雉”到“石城”、“石城”到“訄渠庾”、“訄渠庾”到“鲁阳”三段路程总和也才(秦)里,比之“訄渠庾到阳新城庾百四里”已超过路段全长,根本就不会再多出来一座“阳新城庾”的位置。
显然,把“阳新城庾”定在“西线”会与多条简文记载不符,因而只得转向“东线”另寻仓址。依据号简记载“訄渠庾到阳新城庾百四里”提供的里程数字,参之以近代以前的山地交通普遍都是沿河谷行径的情况,可以推导出一条较为可行的山地线路,试陈之如下。“訄渠庾”的定位在四十里铺一带,时人只需要转向东南翻过一座总长不足2千米的山坳,就可以进入澎河西源华尖河的上游河谷(图1),沿河谷继续向下游推移,依次途经何庄村、康庄村、老坟沟,及至老景庄村以东转入澎河南源英河的上游。此英河又名“将山河”,源自南召县乱石顶,常年有明水见于鲤鱼垛东北三四里处的狮子坪出露;也正是在这一位置上,鲤鱼垛坡水南下成赵河,经流唐河汇入汉江,其坡水东去,则又经流澧河汇入淮河。由此可见,英河、赵河、澧河三条水流的上源十分接近,稍有经人工改造和渠道连接就可以实现互相贯通[52],从而使行程得以转入澧河水道;随后,沿澧河水道自西向东,过四里店乡、拐河镇、孤石滩水库,正好可以从平顶山市叶县常村镇东出伏牛山(图2)。今测从四十里铺一路辗转华尖河、英河、澧河,至常村镇艾黄岭村,全程合计有43千米,可以与《简册》记载的里数相印证。所以,推测“阳新城庾”的位置就在艾黄岭村附近,并且这一处山谷口也就处在“堵阳陂”的北缘,行船向东随澧河入淮,则可以通过水路连接“阆簜渠”,向北绕伏牛山麓,则可以行至“鲁阳”,向南经“夏路”抵达“武庾”,则又可以对接整条“东线”水路,进而串联起四面八方的水陆交通往来。
图1 从四十里铺向东进入澧河上游的线路示意图
图2 从“訄渠庾”到“阳新城庾”的推测线路示意图
除上述地名考证之外,还有两段单独记载的行程可以拿来专门讨论。
如号简记载“宜民庾到鲁阳三百六十五里”,这一行程并未引起前辈学者重视。今以“宜民庾”定位在“宛”县南,“鲁阳”定位在鲁山县址确认无疑,按照“宜民庾”北上“鲁阳”,折合今距大约.8千米。但问题是,今沿白河水道、省道(南召县至鲁山县段)一线实测,全长也才不过千米,与《简册》记载的里数差距较大,可见两者并不相符。然而,若能改从“宜民庾”折转向东,连接“武庾”出“方城缺口”,绕伏牛山麓至“鲁阳”,倒是有一段千米以上的路程可以与之记载相对应。[53]在有限的材料范围内,只能猜测从“西线”的“宜民庾”出发经“武庾”中转还有一条总长多(秦)里的交通线路连接“鲁阳”,暂且先备作一说。
至于号简记载“凡二百五十四里,重车行此近廿里”,折合今距大约.6千米,如果仅以数字计算,这段起止不详的里程却与“武庾”到“鲁阳”的路程相吻合。按说,号简记载的是一段行程总结,但在以往的编连工作中,整理者却始终都未能找到上下文与之对应的简册。故有进一步猜想:号简记载的“二百五十四里”很可能是指“武庾”到“鲁阳”的路程总长,而这段道路也应该被纳入“宜民庾到鲁阳三百六十五里”的行程计算中。只不过,按照《简册》行文的范式,往往都是在多段“甲至乙”“乙至丙”“丙至丁”的里程记录之后才会出现像“凡二百五十四里”这样的总结文字[54];单凭已有的文本逻辑推断,在号简之前原本应该有记载从“武庾”到“鲁阳”的交通节点和各段里程,但相关内容并不见于《简册》记载(亦或说尚未公布),这一结果表明《简册》或存在部分散佚、缺失的情况。
另外,针对号简下文记载的“重车行此近廿里”,也有初步释读。此“重车”,与《简册》之前提到的“重船”“空船”类似,应是指满载运输的货车,而“行此近廿里”,则是对应前文“凡二百五十四里”。有鉴于“重车”载负较多,车辆行驶对道路条件的要求肯定也更高,但从“武庾”到“鲁阳”这段路程大多是缘山而行,或有存在道路崎岖、坑洼不平的情况,极大限制了“重车”通行,这才有“行此近廿里”的标注,说明“重车”行此路程要少走近20(秦)里。如是,除了就不同季节“重船”“空船”日行里数的规定,秦人也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