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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重庆三国文化资源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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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马强教授

摘要:重庆虽非三国主战场,但巴郡江州在蜀汉立国之际发挥了重要的奠基作用,于蜀汉政权而言具有战略后方的意义。重庆的三国文化中在于拥有源发于本土的托孤文化、八阵图军阵文化、忠义文化等资源,自成特色,影响深远。重庆三国文化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对境内三国文化资源尚无一个全面调查摸底,三国研究队伍青黄不接,研究队伍弱小,与全国相关地区的三国文化研究机构与团体缺乏经常性沟通交流。

关键词重庆三国文化资源研究现状

重庆是三国政治、文化重镇之一,不仅在于东汉末年刘备集团正是取道夔峡入川,首先占领巴郡首府江州,溯涪江北上入蜀取成都,而且在三国鼎立天下大势中,江州又是蜀汉集团“东联吴会”的重要纽带。蜀汉立国后以江州为兵援后方基地,刘备夷陵之败后,在国命生死攸关之际,又在鱼复(今重庆奉节)永安宫遗嘱托付诸葛亮、李严辅佐太子刘禅,使动荡不安的政局得以稳定,诸葛亮从此也走上蜀汉政治核心舞台。至于张飞占领江州义释严颜、李严修筑江州大城、邓芝涪陵平叛等,也都是发生在江州的历史大事。同时江州又是蜀汉西遏南中、东下荆楚,保证长江水道运输的重要城市。江州地处长江与嘉陵江交汇之地,在三国历史进程中扮演着非同寻常的角色,具有重要战略和历史地位。三国历史文化积淀丰富,成为中国三国文化地图中不可或缺的一大板块。但也无须讳言,与国内其他三国重镇的三国文化研究状况相比,重庆的三国文化研究仍然是较为落后的,主要存在问题是对巴郡江州在三国时期在三国时期政治、军事地位缺乏充分的定位,对重庆三国文化资源尚无一个充分而确切的掌握,研究队伍弱小且后继乏人,面临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这里略陈管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关于三国时期巴郡战略地位的再认识

汉末三国时期的巴郡政区大致包括今日重庆市全部及其川东北地区的南充、阆中、达州大部分。东汉巴郡辖江州、宕渠、朐忍、阆中、鱼复、临江、枳、涪陵、垫江、安汉、平都、充国、汉昌等十四州县,治在安汉。东汉末巴郡析置变动较大,据《晋书·地理志》,兴平元年(年),益州牧刘璋将巴郡析为三郡,垫江(今合川)以上为巴郡,治安汉;江州(今重庆渝中区)至临江(今重庆忠县)以下为永宁郡;朐忍(今重庆云阳)至鱼复(今重庆奉节)为固宁郡。建安六年(年),因鱼复令蹇允讼巴名,刘璋复永宁郡为巴郡,固陵郡为巴东郡,巴郡为巴西郡,而巴郡移治江州,标志着巴郡的政治重心由川北转移至嘉陵江与长江交汇的今渝中半岛一带。

三国时期的军事战争大多发生于北方黄河流域及其西部汉水、秦岭南北一线,长江流域在三国时期虽然发生过著名的赤壁之战与夷陵之战,但总体而言大规模的三国战争为数不多,这决定了三国历史文化遗迹的分布重心之所在,也决定了重庆在全国三国文化格局中似乎始终扮演的只是一个配角。但从另一个方面,重庆虽非三国主战场,但对三国历史、三国文化来说,却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离开重庆这块热土,三国历史将失去许多精彩环节,完整的三国故事也将无从谈起,其原因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

首先是刘备入江州与蜀汉立国。重庆在中国古代对于立国于西南者而言,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清人顾祖禹评论重庆府政治地理区位特点时说:“(重庆)府会川蜀之众水,控瞿塘之上游,临驭蛮剪,地形险要。春秋时,巴人据此,常与强楚争衡。秦得其地,而谋楚之道愈多矣。公孙述之据蜀也,遣将以攻下江州,东据捍关。光武使岑彭讨述,自江州而进。先主初入蜀,亦自江州而北。盖由江州道涪江,自合州上绵州者,谓之内水;由江州道大江,自庐戎上蜀郡者,谓之外水。内、外二水,府扼其冲,从来由江道伐蜀者,未尝不急图江州。江州,咽喉重地也”[②],对重庆历史军事地位的评论可谓精辟之论,这也决定了重庆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在中国古代以一以贯之,每每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同样,在汉末三国初期天下大乱、群雄角逐争霸、政治格局重新组合之际,巴郡江州一带也成为举足轻重的一枚棋子,战略不容忽视。特别是对刘备、诸葛亮蜀汉集团来说,建安十六年实力弱小的刘备军队由荆州西上入川,一举抢占巴郡江州,并继续西上占领江阳(今四川泸州),是其入川以后占领的第一个重要城市,实际上为蜀汉后来打下西南半壁江山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刘备虽有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在创建政治基业中也可谓历尽艰难困苦而矢志不渝,但入川前,始终没有一个稳定的地盘,大多是寄人篱下,先后依附袁绍、刘表、吕布、曹操等割据集团实权派人物以屈求伸,甚至常常为求生存东奔西走,惶惶不可终日。虽然借助孙刘联盟的赤壁之战以口头契约方式暂时拥有了荆州,但实质上是“借”而非“得”,随时都有被孙吴索回甚至武力夺回的危险。因此从长远战略之计考虑,建安十六年()刘备采用诸葛亮“隆中对”中的策略[③],利用刘璋割据西蜀却治蜀“黯弱”无能的机会,率军西进入川,开始将战略重点放在西南益、梁、巴一带。刘备西进攻占的第一个重要城市就是巴郡政治中心江州。《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先主至江州,比由垫江水诣涪,去成都三千六十里,是岁建安十六年也”。纪事虽然简略,但入川时间、路线却十分清楚,明言是从江州北上入蜀。根据重庆历史自然地理上的水系分布,刘备入川、北上涪城,应是从江州至垫江(今合川),循嘉陵江支流涪江北上至涪城(今四川绵阳涪城区),先是进军葭萌(今四川广元昭化),虚张声势,造成进攻汉中张鲁的假象,进而挥师西进,围困雒城(今四川广汉)与成都,迫降刘璋,奠定西南霸业基础,因此《读史方舆纪要》特地点出“先主入蜀,亦自江州而北”这一重大军事之举,江州遂成为刘备的龙兴之地。蜀汉立国后设官立制,划分州县,江州又成为蜀汉腹地和战略大后方。蜀汉巴郡太守一般兼任江州都督,江州则先后有蜀之重臣张飞、辅匡、费观、李严、李福父子、廖立、张裔等持节镇守,另有邓芝、庞宏等驻防涪陵。江州与蜀汉北方重镇汉中遥相呼应,是蜀汉北伐曹魏的后方基地,汉中每有重大军事行动,必以江州驻军为后援[④]。同时,江州可顺江而下夔峡,出三峡与孙吴交会,是诸葛亮“东连吴会”的重要通道。刘备经江州出兵东吴实际有二次,一次是建安二十年“孙权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报,欲得荆州。先主言,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权忿之,乃遣吕蒙袭夺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先主引兵五万,下公安,令关羽入益阳。是岁,曹公定汉中,张鲁遁走巴西,先主闻之,与权连和,分荆州、江夏、长沙、桂阳东属南郡,零陵、武陵西属,引军还江州”[⑤]。暂时缓解了与东吴的矛盾,确保了东线军事形势的安定。再一次就是建安二十五()年关羽为吴将吕蒙袭杀,荆州失陷。次年即章武二年(),刘备为给关羽复仇,轻率倾师出动,率蜀军主力伐吴,也是由江州东下,兵出夔峡,与吴决战。不幸遭吴军之火攻而惨败,退兵鱼复白帝,于永安宫托孤于诸葛亮、李严,含恨以殁。蜀汉后期,尽管政治、军事江河日下,巴郡内部也曾发生民族叛乱,但江州防线却一直稳固,对蜀汉虎视眈眈的孙吴也始终未能真正突破三峡防线,直到蜀汉亡国,才并入曹魏司马氏版图。

江末三国之时的巴郡江州史事尚可再列举,但上述已经足以说明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但是,与三国史事发生频繁的邺城、汉中、襄阳、葭萌、洛阳、许昌、夷陵、南阳、赤壁、建康等三国重镇相比,巴郡江州历史事件发生较少,特别是三国后期江州相对沉寂,政治上也缺善可陈,因此在多年的三国文化研究中,巴郡江州的研究十分稀少,从中国知网(CNKI)上查阅“三国江州”这一标题下的论著,仅有《蜀汉江州都督考》[⑥]、《论蜀汉江州都督》[⑦]二篇,两篇显然出自同一作者,且有较大重复。即使重庆本土的三国研究,相关三国江州的论著也为数寥寥,至今也没有标志性的三国文化研究重大成果,在全国有影响的三国学者也寥寥无几。这一方面固然事出有因,与江州三国史事稀少先天不足的缺陷相关,但也与学者未能充分挖掘重庆三国历史文化资源并大力弘扬有一定关系。笔者认为,重庆在全国三国文化中的地位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一是刘备入川路线与占领江州在东汉末年的政治影响及其与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的内在关系是什么?二是重庆境内三国文化资源的分布范围、资源构成及其地域特色是什么?三是如何整合力量进一步提升和加强重庆三国文化的研究水平与影响?这三方面的问题既属于学术上需要深入探讨,也是重庆三国文化研究学会学术组织者需要宏观运筹策划,组织协作研究并落实到工作实践上的事情,当然更关涉我市三国文化今后的命运与走向。因此,凡是涉足本土三国研究者皆“匹夫有责”,不能回避。

二、重庆三国文化资源的分布、特点及其价值

重庆虽然并非三国主战场,发生政治、军事大事十分有限,在此风云际会的历史人物也不算多,加之历史文献记载的阙略,真正可以确认的三国时期遗迹相对较少,但尽管如此,在三国历史政治地图与现代三国文化地图却上不可或缺,可以说重庆的三国资源数量虽然不多,但级别高、有特色,有的属于是三国文化中的精品甚至绝品。如“托孤”文化、八阵图文化、张飞文化、忠义文化等,都直接本源于重庆。从地理空间上考察,三国史事及其三国古迹文化资源在重庆主要分布于自奉节至重庆渝中区一线,也即长江三峡渝宜段,但在涪陵、酉阳乌江及酉水流域也有一定的遗存和发现。今长江三线奉节向西至重庆渝中区、江津一线由东向西分别遗留有刘备临终托孤的奉节白帝城永安宫、甘夫人墓、奉节长江边诸葛亮推演“八阵图”遗迹、云阳张飞庙、忠县严颜庙、今重庆渝中区鹅岭嘉陵江一侧之三国遗迹“江山一览台”,近年来重庆境内也有零星三国考古文物发现,如2年9月彭水县汉葭镇3年发现的疑似庞统之子、涪陵太守庞宏之墓。此外,三国初江州都护李严曾江州城筑(后习称“大城”)[⑧],为重庆历史上四次筑城之一。5重庆市文化遗产院在对朝天门古城墙,太平门古城墙的考古发掘过程中,已发现了“大城”的痕迹。概括起来说,重庆的三国文化资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托孤文化”:重庆三国文化的第一品牌。

从地域文化特色角度看,重庆三国文化的第一品牌应该是“永安托孤”,也是三国历史与重庆本土交集并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最为著名的原型文化,后来逐渐演化成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托孤文化”。章武二年()刘备亲自指挥的蜀军在夷陵遭孙吴火攻,损失惨重,兵退鱼复白帝城,忧郁成疾,次年春病重,临终前于白帝城永安宫托付后事,遗嘱诸葛亮、李严二人辅佐太子刘禅,《三国志》载:“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先主又为诏敕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⑨]。随后刘备驾崩,诸葛亮、李严护送刘备灵枢至成都安葬,诸葛亮真正拥有“独处军政”大权,蜀汉历史开始进入了轰轰烈烈的诸葛亮时代。这庄严肃穆而又感泣鬼神的“托孤”一幕就发生在长江三峡荒凉偏远鱼复白帝小城,此即后来在中国历史上不断被演义而且赋于了多重政治文化内涵“白帝托孤”原型。刘备永安白帝城托孤的故事原型在中国政治史上有一定典型性与代表性,“托孤”实际上就是先帝对身后皇权传承大事的重大托付,即幼小皇帝在贤能大臣的辅佐下完成帝统继承交接问题。在一直强调以宗法血缘纯正帝统继承“家天下”传统的中国古代,帝位的继承、政权交替及其幼帝的辅佐问题是一个关乎国家社稷是否长治久安、血脉正统的大事,同时“托孤”也是对受命辅佐之顾命大臣“忠君”的一大信任与考验。“永安托孤”开创了历史上皇帝临终受命托孤、臣子临危受命、君臣生死诚信的典型范例,特别是诸葛亮作为顾命大臣不辜负先帝刘备遗嘱受命托孤、忠心耿耿辅佐刘禅直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备受赞誉,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而这一故事的发生地白帝城(今重庆奉节县白帝城),自然成为国人追思先贤、抚今追昔的三国名地,也引发历代诗人绵延不断的题咏,仅唐诗中就有杜甫《夔州歌十绝》、《秋兴八首》、《前苦寒行二首》、刘禹锡《竹枝词九首》等名篇,苏轼吟诵诸葛亮名句:“公才与曹丕,岂止十倍加”[⑩],正是典出《三国志》所载刘备永安托孤时对诸葛亮的高度评价。

2、鱼复八阵图及其古代战阵文化。“八阵图”是重庆三国文化的重要遗产,也与诸葛亮“长于巧思”的改进密不可分。《三国·蜀志·诸葛亮传》载:“亮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云”。但诸葛亮在何处“推演”八阵图,《三国志》并没有明确记载。后世传说中的“八阵图”有三,一在重庆奉节白帝城,一在成都新繁弥陀镇,一在汉中勉县定军山下。明人章潢说:“八阵图有三,一在沔阳,一在广都,一在瞿塘。而沔阳、广都者,世莫覩,独瞿唐者在白帝城西鱼复平沙之上。每四月末至十月中,则江涨所没,不可得见。冬春复出如故,信哉!杜诗有云:‘江流石不转’,非虚诞也”[11]。可见在国内三地“八阵图”遗址中,以重庆奉节“八阵图”最接近真实。历史上记载最早的三国“八阵图”遗址在鱼复(今重庆奉节县)白帝城下长江之畔,应该是刘备驾崩后,蜀军新帅诸葛亮为防止东吴出峡突袭而设置的军事防御性堡垒,系按照一定兵法布阵规则垒石而成。“八阵图”历史渊源很早,在先秦时已见诸史乘,经过诸葛亮的改进成为中国军事史上既能进攻又能防御的著名战阵。史载东晋桓温西征伐蜀,出三峡途经鱼复时曾经见过诸葛亮遗留的“八阵图”遗迹,并对此赞赏不已:“桓温为安西将军、荆州刺史,率众伐蜀。初,诸葛亮造八阵图于鱼复,平沙之上垒石为八行,行相去二丈。温见之,谓此‘常山蛇势也’,文武皆莫能识之”[12]。“常山之蛇”典出《孙子·九地》:“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后常以“常山之蛇”比喻首尾相顾的阵势。这种战阵在对付敌人进攻特别是骑兵冲锋时,防御一方能首尾互相救应,避免被分头击破,或许正是诸葛亮吸取了刘备夷陵兵败的教训,结合古兵法“推演”出来的的一种新战阵,也符合诸葛亮谨慎用兵、以守为攻的的性格特征。东晋桓温伐蜀发生于公元年春,此时去蜀汉灭国尚未及百年时间,应该说桓温过境鱼复时“八阵图”战阵遗迹保存还相当完整,所见绝非虚构。“八阵图”在诸葛亮后得到进一步推广,《晋书·马隆传》记载,西晋时凉州(今甘肃武威)一带发生胡族叛乱,骑兵进攻十分凶悍,马隆“依八阵图,作偏箱车,地广则鹿角车营,且战且前,弓矢所及,应弦而倒”,这是在三国结束不久“八阵图”在战争实践中又一次成功的运用,只是马隆根据河西走廊地形作了灵活的调整,改石材为防御性箱车,形成“鹿角车营”。后来东晋、十六国时期的王猛、慕容恪等也曾将“八阵图”运用于战阵之中,出奇制胜。魏晋以后,“八阵图”声名日隆,也逐渐神化,与一代名相诸葛亮的名字紧紧联在一起,成为诸葛亮军事武功的标志,同时也使“鱼复”这一地名声名远播,杜甫“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名句则更使鱼复“八阵图”闻名海内外。明清以降,经过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的神秘化描绘及其民间传说的穿凿附会,“八阵图”被后世演绎得扑朔迷离,一片神秘,反而失去了其早期科学的军事学价值。如今,三国鱼复“八阵图”遗迹虽然已经沉没于三峡水下,但作为重庆奉节一个典型的三国遗址,却并不能永远消失,“八阵图”依然是重庆三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5年9月在奉节举办的重庆三国文化研究年会即以“八阵图”为研讨主题,国内外相关三国及军史学者纷至沓来,在白帝城下现场进行学术讨论、交流,实为学界一大盛事。只是“八阵图”作为中国军事史上一种古老的阵法,并且在三国以后多次用于军事之中,其真正的渊源、布阵形式、军事功能、军事遗产价值,包括与古代奇门遁甲类神秘文化的关系,仍然需要继续深入探讨,重庆的三国学者在这方面更是应借地利优势,加强研究。

3、重庆三国文化中的“忠义文化”。忠与义是三国文化的重要主题与思想内涵特征[13],而重庆三国文化资源中与“忠义文化”的原发地有密切关系。地处川东南的重庆地区古代属于巴族最重要的活动区域,巴人的性格特征是耿直刚烈、尚武崇义,宁折不弯,忠贞不二。早在战国时期,巴国就出现过著名的断头将军巴蔓子,而巴蔓子正是巴国临江(今重庆忠县)人,曾以城池许诺请楚国帮助平定内乱,事后无力割让本国城池,在忠信不能两全之时,壮烈自刎,赢得后世千年慨叹,成为重庆“忠义”文化的先驱。三国时期,忠州同样出现一位城破被俘、宁死不屈忠义将军严颜。《三国志·蜀书》载:“先主入益州,还攻刘璋。飞与诸葛亮等溯流而上,分定郡县。至江州,破璋将巴郡太守严颜,生获颜。飞呵颜日:‘大军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战’?颜答日:‘卿等无状,侵夺我州,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有降将军也’。飞怒,令左右牵去斫头,颜色不变,日:‘斫头便斫头,何为怒邪?’飞壮而释之,引为宾客”。张飞义释严颜,或许是英雄惺惺相惜,但更多的是被严颜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忠义精神所震撼。《三国志》的这段记载不仅使严颜这位忠州本土英雄的英名得以名垂史册,也使鲁莽将军张飞博得了“惜才”的美名,相得益彰,传为佳话。但实际上这个故事背后折射的是重庆古代本土文化特别是巴文化中的“忠义”特质,严颜不畏威胁、宁死不降而终被收编的故事也成为发生在江州的三国历史佳话[14],久为传颂。唐朝贞观年间之所以改南北朝以来的临江郡、临州为“忠州”,正是为纪念巴蔓子、严颜两位忠义英雄而命名。北宋《太平寰宇记》对忠州释名时说:“贞观八年,改临州为忠州,以地边巴徼,意怀忠信为名。天宝元年,改为南宾郡,乾元元年,复为忠州”[15]。张飞也是三国忠义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虽然《三国演义》将他刻画成一个“鲁莽英雄”形象,实际上张飞作为刘备麾下一员猛将,也作为《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三大主要人物之一戎马倥偬一生,始终坚定地追随刘备,最终为蜀汉政权尽忠而死,其“忠义”比起关羽来说并无二致。云阳张飞庙是长江三峡地区最为雄伟的古代建筑,也是峡江一带最大的民间信仰和祭祀三国神灵之所在。学术界对三国蜀汉人物研究中,对张飞及其民间信仰的研究相对稀少冷落,这一现象也需要引起重庆的三国学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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