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还常赞美襄阳“固若金汤”，易守难攻。除城垣高大坚固，城南环山的天然屏障外，护城河也为襄阳起到铜墙铁壁作用。
《襄阳县志》载，宋绍兴二十二年（年），知府陈天麟浚通城濠。明洪武初又拓城东北新城后，东、西、南三面城濠共二千一百一十二丈三尺，宽二十九丈，深二丈五尺。清咸丰八年（年），知府启芳捐疏浚城濠。清同治四年（年），知府方大千于城西角和南渠处各留一口，设有节制闸，城濠水浅时，将南渠水引入。又在城东北城濠留一口设闸门，挖有渠通至长门外，亦设闸门。当城濠水深溢出时，起闸放入汉水。同治八年，城西南城濠渐已淤平，知府恩联商禀提督郭松林，令士兵重浚自西门至南门长五百丈，深一丈，广十丈。解放后，分别于、、年对城濠清淤养鱼，城濠宽达～米之间，平均宽在米左右，可谓全国之最宽。
文化的发源地
古老的襄阳孕育了多样的历史文化。
其一是荆楚文化，襄阳是荆楚文化的发祥地。楚国历史多年，在襄阳经历了两个重要的发展阶段，长达多年。自西周初周成王封熊绎于荆山丹阳到公元前年楚文王定都鄢郢，历时多年；从定都鄢郢先后经历了十代楚王到迁都纪南城，历时年。孕育了楚赋开山鼻祖宋玉，“下里巴人”“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等典故也流传至今。留下了穿天节、端公舞、牵钩戏、锁呐巫音、苞茅缩酒等楚风遗俗。留下了西周邓城、宜城楚皇城、南漳楚寨群、枣阳九连墩等楚文化遗址。
其二是三国文化，上承汉末下启魏晋，在近百年群雄争战、风云际会的三国时期。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谋划《隆中对》，襄阳成为三国鼎立格局形成的源头。以羊祜镇守襄阳、杜预上表灭吴方略为标志，襄阳成为晋灭吴、完成统一大业的策源地。
东汉末年，北方战乱，刘表领荆州牧，把襄阳治理得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成为乱世中一片安宁的“绿洲”。数以千计的士人纷纷来到襄阳，诸葛亮、司马徽、庞德公、庞统、徐庶、崔州平等一批谋略精英，经学家宋忠、文学家王粲、书法家梁鹄、音乐家杜夔等一批杰出人物皆汇聚襄阳。东晋史学家习凿齿著《汉晋春秋》《襄阳耆旧记》等，对中国史学发展影响深远。
东晋高僧释道安在襄阳长达15年之久，首创中国僧制，编撰中国第一部佛经目录，奠定了印传佛教中国化的基础，对中国文化儒释道格局的形成乃至整个汉传佛教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使襄阳一度成为全国的佛教传播中心。
襄阳是“中国三国文化之乡”，三国文化遗产丰富，《三国志》86卷中有18卷写到襄阳，《三国演义》回中有32回故事发生在襄阳，现存有50余处三国历史文化遗址遗迹。司马荐贤、三顾茅庐、马跃檀溪、水淹七军、刮骨疗毒等发生在襄阳的三国故事脍炙人口。诸葛亮“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淡泊明志宁静致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和品格世人尊崇。
其三是汉水文化，古有“江河淮汉”之说，汉水流域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襄阳踞汉水中游东西交汇、南北贯通，是汉水流域最重要的城市。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襄阳成为历史上的区域性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成为汉水文化中具有重要影响和代表性的区域。
汉水是中国古代内河最便捷、最畅达、最繁忙的“黄金水道”。襄阳素有“南船北马、七省通衢”之称，是汉水流域最重要的水陆码头，商业文明延绵多年。汉代，襄阳“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控陇坻，下接江湖。导财运货，懋迁有无”；唐代，襄阳“往来行舟，夹岸停泊；千帆所聚，万商云集”；明清时期，襄阳“商贾连樯，列肆殷盛，客至如林”，建有20多个商业会馆、30多个码头，商业辐射到黄河上下、长江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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