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 我来到孝感。刘乙光所在的部队，是蒋介石的嫡系陆军第二师第二旅，师长顾祝同，旅长郑洞国。我考虑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里开展工作有困难，又担心一旦唐生智部南下武汉后，我在蒋的嫡系部队里不容易出来，便没有急于要刘乙光介绍工作，暂在刘乙光处闲住。
过了一段时间，刘乙光对我说，你这么闲着也不是个办法，还是找个工作先干着，有了薪水，慢慢积蓄点钱，将来做什么都方便。
我看唐生智部迟迟没有南下的消息，也感到长期闲住不是个办法，便同意由刘乙光给我介绍工作。刘乙光给我造了一份师范学校毕业后，当了几年小学教员的履历，并取了个黄仕诚的化名，介绍我到陆军第二师政治训练处训育科当少尉科员，具体工作就是管理图书。
不久，陆二师第二旅由孝感回到武汉。我随部队到了武汉后，立即到李卜成受训的学校去找他。一进到学校，就见学员们正在一个大教室里上自习课。我进教室找了个遍，没有发现李卜成在里边。我就问那些学员：李天赞哪里去了？一个学员偷偷地朝我摇摇手，示意我快离开。我立时意识到李卜成可能出了问题，便扭头跑回我的住处。恰巧刘乙光来找我，我就告诉刘乙光说，李卜成多半是出了问题，我到学校去没有找到他，别人也不敢说明情况。为防万一，我向刘乙光表示要离武汉去上海，请刘给我筹措些路费。刘乙光听了我谈的情况后说：“你先不要急着马上就走，待我去打听一下情况再决定去留。”我同意了刘乙光意见，就催他快去打听李卜成的消息。
刘乙光先到李卜成受训的学校了解到，李卜成被武汉警备司令部的便衣队抓走了，什么原因说不清楚。刘乙光又赶到武汉警备司令部找到熟人，证实了李卜成确系关押在警备司令部内。刘乙光通过朋友的帮助，到监所会见了李卜成。李卜成告诉刘乙光，中共武汉特别支部遭到破坏，特支书记刘家驹（无去向）被捕后叛变，带领便衣特务将李卜成抓捕。刘乙光问李卜成，黄克诚现在有无危险？李卜成说，黄克诚与特支没有发生过关系，他也没向特支介绍过黄的情况，刘家驹根本不知道黄的情况，估计黄暂时不会有危险。刘乙光回来后，把他探听到的这些情况告诉了我，劝我暂时不要走。刘还说他问过警备司令部的熟人，说李卜成不会有生命危险。我请刘乙光设法保释李卜成，刘说保释暂时不可能，需等等再看。我经过考虑，觉得李卜成分析得有道理，我暂时还不至于有危险。我决定暂时不离开武汉，先写信报告中央军委武汉发生的情况，请示我的去向，然后再筹积点钱，安顿李卜成在狱中的生活，同时还要为李卜成出狱后的生活准备点钱和其他用品。
在这个政训处里工作的人员，情况相当复杂。既有死心塌地效忠于蒋介石的反革命骨干分子，如政训处主任康泽（黄埔3期，襄樊15绥靖区中将司令任上被俘）之类；也有像刘乙光那样的左派军人；还有坐牢刚出来的大革命时期的革命者。他们之中，有些是政局变幻中的失意者，也有共产党队伍中的脱党分子。大家对各人过去的历史大都相互了解，但都不认真对待，对彼此的遭遇相互很同情。上尉科员申孔国，湖北人，黄埔5期，对现实很不满，经常发牢骚，具有一定的革命倾向。还有一个勤务兵，已忘记姓名，是江苏徐州一带的人，家里很贫穷，为了糊口才出来当兵，不满现状，有反抗情绪。
我当时把申孔国和那个勤务兵作为主要工作对象，经常同他们谈心，启发他们的革命觉悟，但还没有敢向他们暴露我的真实身份。
到了年的10月，蒋、冯再度开战后，陆二师奉命向河南开拔。我随陆二师政训处在汉口大智门车站乘火车，开抵河南许昌车站下车，稍事停留，即徒步向豫西开进。未等陆二师上到前线，就听说西北军已被打败，我就随部队沿原路线开回武汉。
重新回到武汉不久的一天，我同刘乙光二人上街闲逛，在闹市区突然与刘雄（无去向）迎面相遇。刘雄是湖南永兴县一个大地主的儿子，黄埔4期生，曾和我在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同过学。湘南暴动时，刘家曾被暴动农民抄没，刘雄有个兄弟也被杀掉。湘南暴动失败后，刘家便对参加过暴动的农民进行屠杀报复，刘雄更是像一条鹰犬，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干尽了坏事。后来李卜成就是死在刘雄之手。我的情况刘雄完全清楚，也是他日夜搜捕的目标之一。这次我和他迎面相遇，已来不及躲避。乘刘雄还没反应过来，我就来了个先发制人，上前一把拉住他的手，装作很亲热的样子说道：“啊！老朋友，多年不见了，一向可好！”我一边说着话，一边紧紧地攥住他的手。我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使他出其不意，弄得他膛目结舌，一时说不出话来。他想抽开手，我更加用力地攥住，使他不得不就地站住听我讲话。说完，未等他开口，我便一松手快步钻进大街上的人群中去。这时，刘乙光又拉住他的手，继续缠住他讲话，问长问短，使他一时难以脱身。这样，我才得以跑脱。打这以后，我就不再轻易上街了，有空也呆在屋子里看别人下围棋。我后来爱好下围棋，就是这个时期看棋学得的一点基础知识。
陆二师政训处奉命宣布解散，工作人员领一个月的薪饷，作为遣散费，自寻出路。我着手打点行装准备去武汉。遣散时，政训处主任康泽对每个工作人员逐个谈话，询问各人的去向。当问到我打算去何处时，我回答说：我过去当过小学教员，这次打算回家乡去，仍设法觅个小学教员的差事干。康泽听了后点头说：那很好嘛。
我与刘乙光这位同乡可算是有点患难交情了。通过这一段的相处，我感到他是一个热情助人又能同情革命的人。因此，在临分别时，我对自己的去向没有向他隐瞒，据实以告。刘乙光听了后对我说，他也有去当红军的想法，等将家属安顿好后，再考虑去苏区参加红军。但他以后并没有去苏区，我也没有再同他联系。可能他以后又向右转，完全投到反革命一边去了（后成军统特务，负责看押张学良，去了台湾）。
元旦过后，我即离开南京去武汉，总算脱离了这个令人不安的是非之地。我来到武汉，先在一位湖南永兴同乡刘参（无去向）的家里落下脚。刘参是黄埔4期生，同情革命，与我私交很好。刘参在武汉的职业是搞水利工程建设。我找到刘参家里时，刘参已去鄂西荆沙堤防工地，不在武汉。我只见到刘参的夫人徐冰华（无去向）。在刘参家里，我还见到了李卜成的弟弟李翔（无去向），他是听说李卜成被捕的消息后赶来武汉的，就住在刘参家中。我将自己的行李和剩下的钱都放在刘参家，留待李卜成出狱后使用。然后我到监狱里去探视李卜成。李卜成已被判了有期徒刑，具体判了几年记不清了。我告诉李卜成我已决定去苏区，这次来武汉的目的，就是来探视他，并为他出狱后准备了行李、衣物和一部分钱，放在刘参家里，让他出狱后就到刘参家里去取。我嘱咐他刑满出狱后，就立即离开武汉，最好也去苏区参加红军，否则就到上海找党中央，要求分配到其他地区工作，如果能争取到北平去读书也好。千万不要留在武汉，也不要回湖南。我认为李卜成和我的情况差不多，在湖南和武汉都很难站住脚，多半会被坏同乡和叛徒特务捉去请功，白白地牺牲掉。
我告别了李卜成后，又对李翔也做了一番嘱咐，要他等到李卜成出狱后，一起离开武汉，不要在此地停留。不幸的是，李卜成出狱后并没有离开武汉，就在武汉搞革命活动，很快就被坏同乡刘雄发现告发，惨遭杀害。时间大约在年夏（李卜成是黄克诚千里寻党的结伴人）。
正当我准备离武汉去上海之际，不期与吴永钦在汉口街头相遇。吴永钦河南唐生智部赶上唐生智起兵反蒋。唐生智部失败得相当惨，所部官兵全被蒋军缴械，听候改编。吴永钦被俘后，被遣散来武汉领取遣散费。曾希圣也在唐生智部被俘遣散回武汉。但我在武汉时没有见到曾希圣。
我陪同吴永钦到武昌领了遣散费，顺便到凌兆尧旅第四团下级军官的住地，找了一些过去我熟悉的人谈话，想动员他们，主要是过去我教过的教导队学员去苏区当红军。我考虑唐部下级军官战败被俘后就没了出路，他们大部分有实战经验，如果能参加红军当会成长为骨干。经过我动员，有三个连长愿意跟我去参加红军。
这三个连长都是过去教导队的学员，其中一个是迫击炮连连长，名字己念记了；另两个都是步兵连长，一个名叫刘玉生，一个名叫张高寿。
我在武汉把应该办的事情办完之后，就和刘玉生、张高寿等一行四人，搭轮船离开武汉去上海。时间大约是在年2月上旬。
军委决定派我到鄂南游击区去，并指示我立即启程前往。原来，中央军委临时得到一个情报，蒋介石有一批军火最近要从南京运往汉口，中央军委决定要活动于鄂南阳新、大冶一带的红五军部队截夺这批军火。遂改派我携带中央给鄂南特委的密写指示信件，立即奔赴鄂南。我按中央军委的指示，领了一笔路费，带上中央给鄂南特委的密写指示信，即动身离开上海去鄂南。这样，我结束了一年来流离辗转于白区的生活。
年2月下旬，我奉命离开上海赴鄂南游击区。刘玉生、张高寿和那个炮兵连长随同我前往。临出发前，我在上海的马路上碰到吴永钦。吴告诉我说，他从武汉来上海后，就在党中央办的党训班里受训。我与吴永钦匆匆话别，即登程上路。
我们一行四人自上海搭乘轮船，驶到湖北武穴镇下船。由于我们四人都身穿国民党军队服装，一路上也无人盘查。在武穴镇上岸后，我们雇了一只小划子，准备渡江到对岸阳新县与鄂南特委接头。这时，码头上过来一名警兵，问我们到哪里去？我们知道阳新县城驻军是罗霖的第七十四师，原是唐生智的旧部，我们就对那警兵说，我们要到阳新县城找罗霖师长，并把护照拿出来给他看。警兵见我们一身军官服装，又持有部队护照，便不怀疑。他还满认真地指点说，对岸有匪（指共产党游击队），很不太平，要多加注意云云。我们表示感谢他的关照，就上了划子向对岸划去。
接头地点是位于长江边上约有百十户人家的一座小村庄，这里离武穴镇有一百多华里的路程。我们很顺利地来到这座村庄，心情颇为欢畅。我们来到交通站，按事先约定的暗语上去接头，但交通站里一位四五十岁农民打扮的人，却不肯接应。大概是他见我们穿着国民党军装，起了疑心。我把接头暗语复述了好几遍，他就是不认这个帐，始终不理睬我们。
这时已经围拢上来好多农民，上上下下打量我们。我们在交通站等了好长时间，围观的农民也渐渐散去，最后只剩下几个年岁比较大的人还没走。我就悄悄问他们知道鲁连（无去向）在什么地方吗？鲁连是鄂南特委的一位负责人，我在上海曾见到过他。但这几个老人问他什么都不知道，只是摇头不搭话。天渐渐黑下来了，与我同行的刘玉生、张高寿等人已经不耐烦了，直催我回武汉再想办法。此时我确实没有别的办法可想，无奈只好同意先回武汉。
我们四个人又雇划子划回武穴镇，在码头上又碰上那个警兵。警兵见我们回来了，就上前来问情况。我说果然如他所说，那边是不好走，只得回来再想办法。警兵再也没多问什么，就走开了。我们在武穴镇住了一夜后，就搭轮船去武汉。这次没能与鄂南特委接上头，我心里很是不安。身上带着秘密文件，生怕夜长梦多，出什么问题。事后我很后悔，想到当初还不如就在交通站里赖着不走，让他们把我们捆送到游击队，总可以接上关系的。现在到武汉去，又不知要耽搁多少时日。
我们到武汉后，住进江汉关一家旅馆。这时，那个迫击炮连连长表示不愿与我同行了，坚决要求回湖南家乡去。我劝勉一气也不起作用，只好让他走了。我怕刘玉生、张高寿受到影响，就对他俩作了一番说服、鼓励的工作，使他们坚定信心。
我们在江汉关住了两天，突然有人主动来找我们联系。讲了接头暗语，与事先约定的一毫不差。我相信不会有什么差错了，便交出从上海带来的信件。来人看过信件后，告诉我们在这里等着，明天有交通带我们去特委。想必是交通站将我们的情况报告了特委，特委派人追踪到武汉，与我们才接上头。第二天来了一位交通，带我们乘轮船到黄冈。下船后即雇划子准备过江。
黄冈当时属广济管辖，驻有国民党郭汝栋的部队。我们在黄冈渡口被哨兵发现。哨兵喝令我们站住，端着枪气势汹汹地向我们走过来。这时，护送我们的那位交通机警地溜走了。我悄悄嘱咐刘玉生、张高寿二人不要作声，由我出面应付。待哨兵走近了，见我们身着军官服装，态度马上和缓下来，由端枪姿势改作持枪姿势。哨兵问我们到哪里去？我告以到阳新县城找罗霖师长。哨兵看了我的护照，又看了刘玉生、张高寿二人的遣散证书，便很客气地对我们说，南岸是共产党活动的地盘，从这里过江到不了阳新县城。我问他该怎么走才对？哨兵说，得坐船往下游去，到富池口再打听到阳新县城的路。我即表示要坐划子先去富池口，并向哨兵表示谢意。
我们坐上划子，向下游划去，对哨兵作出要去富池口的样子。待划到江心，岸上的哨兵看不大清楚的时候，我就叫船工直接向南靠岸。船工似乎理解我们的意图，也说不定就是自己人，渡惯了我们这样的乘客，便一言不发，掉转船头，一直向对岸划去。靠岸后，我们向船工付了船钱，就上岸来到离岸边约二华里一条小街上。这条小街上有几家店铺，我们就在一家店铺里坐下吃东西，打算看看能不能等到那位交通到来。不大一会儿，那位交通就来了。他是从上游的一个地方渡过江来的。我们一起吃过饭后，交通就带领我们到了鄂南特委所在地大王店，找到特委机关。我把带来的密件交给特委负责同志，就在特委机关的院子里住下了。
从此，我就摆脱了黑暗恐怖的白区生活，进到红军活动的区域里，长期以来一直绷得很紧的神经顿时松弛了下来。这里周围都是自己的同志，再不用躲躲藏藏、隐名埋姓、提心吊胆、求人靠帮了。我第一次来到这样的新天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心情格外兴奋、舒畅！
由于红五军的部队已离开鄂南转战到江西，原定截夺敌人军火的计划不能实施，鄂南特委让我们先在当地组织训练游击队。中旬，红五军第五纵队自江西返回鄂南，驻在阳新龙港。我们三人便结束训练游击队的工作，被派到第五纵队。刘玉生（已改名刘瑜）任第四大队大队长，张高寿（已改名张焘）任第八大队大队长，我任第八大队政治委员。当时第五纵队司令员是李灿（彭德怀好友，红八军军长任上负伤去上海养病，被出卖牺牲），政治委员是邓乾元（曾任红八军政委，肃反中去逝）。
在阳新县境内，红五军进行了整编。我调到第三纵队第二支队任政治委员，支队长是黄云桥（赣南独立师师长任上牺牲）。
在当地群众的要求下，红五军集中全力攻打阳新县城。阳新守敌罗霖部，很有些战斗力，工事也筑得比较坚固。那时候红军的武器装备很差，更缺乏攻城器材。虽经指战员一整天的奋勇冲杀，终未能奏效，部队伤亡很大，乃于黄昏时撤出战斗。众多伤员全部被群众抢救下来，进行医治。刘瑜负了重伤，被抬下来时，伤口已经包扎不住，血流如注。我跑过去看他，他见到我只说一句“我不行了”，就再也无气力说话了。按他伤的部位，本不至于致命。但当时红军的医疗条件太简陋，刘瑜被抬走后不久，终因失血过多而牺牲。
部队撤出战斗之后，群众纷纷前来慰问。当地青年踊跃报名参加红军，部队很快就补充齐了。面对这种热烈的场面，我深深地感到，人民群众是红军的命根子。如果没有根据地群众的大力支持，红军不要说打仗，连立足生存也不可能。
年6月，滕代远、何长工等同志参加了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之后，从上海回到鄂南。湘鄂赣特委和红五军军委在湖北大冶刘仁八举行联席会议，根据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的决定，将红五军扩编为红三军团，下辖第五、第八两个军。
历时近二年的寻找总算稳定下来。随后随军转战南北，解放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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