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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也包括规模较小的襄樊之战，初始都是攻方明显强势，但笑到最后的无一不是守方。究其原因，在于强者过分恃强，都被以往的成功麻痹了头脑，被冒进的目标打乱了步点。而所谓的“强”，其实是相对的、动态的，因此也极为脆弱。尤其当一个人变得骄狂的时候，他必然严重低估对手，做出不自量力的战略误判和过犹未及的战术选择。一旦如此，强弱的转换总立竿见影，由盛到衰往往转眼之间。因为任何高等级的博弈，毕竟是一场智与力的综合角逐，谁的大脑出了毛病，新的均衡也势必随之重建。
《三国大榜单——巅峰对决的历史余味》
陈广胜著
基于《三国志》的“史料三国杀”
以榜单的形式剖析三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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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的博弈与均衡
（续上篇）
四
关羽是一只真老虎，也是一只纸老虎。
从水淹七军到败走麦城，盛衰转换仅仅只有四个来月，实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关羽的失败，有客观的外部因素，但更有盛气凌人、刚愎自用的个人原因。他不仅鲁莽地将孙权推向对立面，而且把驻守后方的将军也一并推给了东吴。在襄樊之战后期，关羽面临双重的腹背受敌，即前有魏将曹仁、徐晃，后有吴将吕蒙、陆逊，还有从己方阵营反叛的糜芳、士仁。这就好比原先一敌一，忽然成了一敌三，哪怕最威猛的老虎也将陷入困局。
更何况，关羽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智勇双全。若非一场连下十多天的大雨，他与于禁、庞德的对垒甚至难料胜负。随后前来的徐晃，所率大多是新兵，却虚张声势先唬住关羽，后声东击西打败了对方。可以说，即使没有孙权在背后捅一刀，关羽仍有樊城之败。但吕蒙不费吹灰之力取得南郡，充分表明荆州防御体系极度脆弱，也暴露了关羽所部“士无斗志”，兵败后更是土崩瓦解。对关羽而言，长年来在蜀营的老大地位，使他的骨子里透着“狂”字，加上在樊城的一次带偶然性的辉煌胜利，进一步强化了对局势判断的盲目性。人一旦狂妄，就不会有处事的均衡观；一旦盲目，更会看不见眼底下的深渊。一个狂妄而盲目的关羽，当面对曹操、孙权联手博弈，他离毁灭便只能以天来计算了。
分析关羽失荆州的主观根源，在于战略上贪功、战术上轻敌。事实上，三国史乃至整部人类历史总是不断上演着同样的故事，仅仅是主角不同而已。
建安五年（年），袁绍发兵征讨曹操。此前，他刚击溃一度势力最强的公孙瓒，可谓声威鼎盛、睥睨天下。但谋士沮授认为：己方虽然兵多将广，果敢刚劲却不如曹军。鉴于敌方缺少粮草物资，速战对曹军有利，应与之相持，用时间来拖垮对手。[1]田丰也表示，曹操善于用兵，军队人数虽少，切不可轻视，不如与他打持久战。很显然，沮授、田丰开的是一剂中药，可袁绍急火攻心，又如何等得及？当袁军浩浩荡荡开赴官渡时，《献帝传》留下了沮授面对宗族的一席话：我方虽战胜了公孙瓒，却已疲劳不堪，且将骄主奢，“军之破败，在此举也”。战幕还刚刚拉开，看似弱势的曹操早被众多智士预判为最终的赢家。郭嘉更是系统地提出袁绍“十败”、曹操“十胜”的论断。战事发展一如所料，自正月发布讨曹檄文，到七月两军对垒于官渡，再到十月曹操劫粮于乌巢，袁绍的鼎盛之势顷刻间化为乌有。“夫势在则威无不加，势亡则不保一身”。走麦城的关羽如此，失乌巢的袁绍也如此。
随着袁绍势力被彻底剿灭，曹操的雄心日益膨胀。他早先已荡平吕布、袁术等豪强，刘琮紧接着又不战而降。放眼天下，还算得上对手的刘备几乎已是流寇，割据江东的孙权似乎也难以抵挡，曹操此时不免志得意满。建安十三年（）六月，他上表汉献帝，罢除了三公即太尉、司徒、司空，自任丞相总揽朝政。与之同时，曹操在军事上冀求一鼓作气、一劳永逸，乘势荡平天下。他给孙权下了一道趾高气扬的战书：“近来奉严正之辞讨伐，帅旗指向南方，刘琮束手而降，今日整训水军八十万人，正当与将军交战于东吴。”[2]显而易见，其中透着一股自以为稳操胜券的骄气。
早在楚、汉相争期间，韩信就用过曹操这一招。当攻下赵国后，他用广武君李左车之计，仅凭一封恐吓信，便让燕王臧荼举旗投降。然而，孙权绝非臧荼、刘琮等碌碌之辈，以最终通牒式的轻慢姿态对待，所起的只能是反作用。曹营从来不缺明白人。程昱准确地预见孙权将与刘备联合。贾诩更是建议徐图进攻，应凭借荆州的富饶，赏赐官兵，安抚百姓，使他们安居乐业，则可不劳师动众就令江东降服。可叹头脑一贯冷静的曹操，也犯了袁绍当年的糊涂，同样缺乏战略上的耐心，同样缺乏战术上的谨慎。他以为大势已定，自然轻视孙权、刘备，也越来越急躁冒进，而这不知不觉地酿成败局。
周瑜在战前就点中了曹操的死穴：一是北方还没有平定，加上潼关以西的马超、韩遂构成后顾之忧；二是放弃骑兵，用舟船前来较量，属舍长就短；三是正值天气奇冷，马无草料，后勤补给不足；四是北方士卒不服水土，必生疾病，因而断言“将军禽操，宜在今日”。赤壁之战的结果无须赘述。但此时的周瑜和曹操，不由使我想起了十四年后的陆逊和刘备。在另一场著名的夷陵之战中，历史再一次出现了惊人的相似。
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也包括规模较小的襄樊之战，初始都是攻方明显强势，但笑到最后的无一不是守方。究其原因，在于强者过分恃强，都被以往的成功麻痹了头脑，被冒进的目标打乱了步点。而所谓的“强”，其实是相对的、动态的，因此也极为脆弱。尤其当一个人变得骄狂的时候，他必然严重低估对手，做出不自量力的战略误判和过犹未及的战术选择。一旦如此，强弱的转换总立竿见影，由盛到衰往往转眼之间。因为任何高等级的博弈，毕竟是一场智与力的综合角逐，谁的大脑出了毛病，新的均衡也势必随之重建。
五
袁绍、关羽从来就不是战略家，折戟沙场并不意外。遗憾的是，连一向冷静的曹操、刘备都在重要关口跌相似的跟斗，这难道都是巧合？
曹操是一位大开大阖的英雄，笼络、驭人之术在三国堪居首席。袁绍谋士许攸来降，他光着脚出迎，拍掌笑称：“您来，我的大事成了！”[3]然而，到了建安十三年（）平定荆州后，刘璋特派张松前来致敬，曹操的姿态却发生了变化。此前西蜀两次来使都得到礼遇，但随着战场的节节胜利，曹操开始摆起了架子——这也许是三国史上代价最昂贵的一次傲慢。张松心生怨恨，转身投效刘备，从而开启了三分天下的一道关键阀门，也让曹操数十年的苦心经营因一时自负而功亏一篑。[4]
与曹操这位奸雄相比，刘备多被视作性情宽厚，是值得信赖的长者仁君，可在他登基之后也显得意气用事。挑起夷陵之战，起因似乎是为关羽报仇，但又不尽然。关羽被害在一年半前，史书没有留下刘备哪怕只言片语的悲伤记录。刘备东征的实质，也许并非为关羽雪恨，更是为蜀汉出气、争利。在曹魏的谋士刘晔看来：刘备想以威武让自己变得强大，必然会动用兵众显示他有余力。[5]但按照当时的三方局势，这是否符合蜀汉的最大利益？
赵云曾劝谏说：“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此话着眼于大格局，刘备应能明白其中的道理。但如同赤壁之战前夕的曹操，称帝后的刘备也一意孤行。如果说经过多次对抗，孙权在曹操眼中的分量日益加重，以致喟叹“生子当如孙仲谋”；由于孙、刘较少兵戎相见，前者又习惯韬光养晦，故刘备并不将对方视作厉害角色，并以孙权“遣书请和”为软弱，开始了举国上下的战事动员。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曹魏最想看到孙、刘之间的火并，夷陵之战则给了曹丕千载难逢的机会。面对刘备大军压境，孙权遣使向曹魏称臣，此时的战略筹码已完全移到曹魏一方。刘晔认为孙吴内忧外困，建议趁机袭取。他说：“吴、蜀各保一州，凭借高山险阻、大江天堑相互救援，这是小国的好处。现在自相攻伐，是上天要使之灭亡。应当大举起兵，直接渡江袭击东吴。蜀国在外进攻，我方在内袭击，不出一个月就可灭吴。孙吴灭亡则蜀汉力孤，假如分割孙吴各半，蜀国原本就不能长久存在，何况蜀得其外，我得其内！”[6]该分析十分精辟，假如曹丕予以采纳，孙吴恐难幸免，蜀国也唇亡齿寒，曹魏一统天下将曙光在前。三国对抗，彼此勾心斗角、纵横捭阖，是一场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的动态博弈。正因如此，陆逊在大败蜀军之后及时“点刹”，可谓高明，从而有效防止了曹丕的袭击。反观刘备，在对吴宣战时过于任性，且倚老卖老轻敌，临阵运筹又心浮气躁，已几乎沦落成了一个庸人。
为什么曹操、刘备都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因为一而再、再而三的胜利，极易让人对自身实力产生幻觉——即使像刘备那样曾屡战屡败，也会因赤壁之战以来的高歌猛进，渐渐地将胜利视作习惯。胜利是兴奋剂，也是麻醉剂，极易引发贪婪，导致心态上的急功近利，继而使决策走向武断。另一方面，巨大的胜利也会将人送上“神坛”，以致被阿谀奉承包围，他能听到的直言、忠告便日渐稀缺，即使偶有逆耳之声，也总被弃之高阁。获取的信息若因“屏蔽”“过滤”而长期失衡，“兼听”被“偏听”取代，又怎能在复杂的环境下理智博弈？！
古人云：“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但古今多少英雄恰恰都遗憾地走向其反面。曹操和刘备的转变，居然那样相似，就仿佛被某种神秘的规律性所操控。而此类规律的无形主宰，也许正是人性的弱点，它使无数叱咤风云的人物折戟沉沙，让盛极必衰成为历史演进难以逃脱的周期率。
六
当刘备驱动着战车驶向夷陵的时候，诸葛亮到哪里去了呢？
对一位被民间奉为神仙般的智者，人们有理由寄予更多的期待。但是，从关羽战樊城到刘备征孙吴，任何史书都没有留下他的一言一行。直至夷陵溃败后，才听到诸葛亮发出一声长叹：如果法孝直还活着，就能够阻止皇上东征，即使东征，也一定不会败得那么惨！[7]
法孝直即法正，是刘备十分倚重的谋士。诸葛亮的叹息，流露出几多无奈，也从侧面表明他在刘备身边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话语权。赤壁之战后的诸葛亮似乎变得沉默，紧随刘备出谋划策的主要是庞统、法正，而留给他的主业是掌管后勤。[8]陈寿将诸葛亮比作萧何，认为“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如此而言，刘备让他在后方“足食足兵”，似乎用其所长。诸葛亮当时的作用，确实像萧何之于刘邦。从刘备的封赏看，他也被排在第一等次。但细究起来，诸葛亮并未得到特别的厚待，益州平定后，他与法正、关羽、张飞的赏赐一视同仁。[9]而法正辅刘时间最晚，这表明其迅速窜红，风头基本已盖过诸葛亮。所以，表面上一碗水端平的封赏，恰恰印证了刘备的偏心。
可以说，刘备对诸葛亮不及刘邦对萧何那般推崇。刘邦平定天下后，论功行封，让“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的萧何居首席，并恩准他带剑穿履上殿，入朝时不必按常礼小步快走。[10]反观刘备，虽然起初与诸葛亮“情好日密”，甚至放言“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但随着难熬日子的过去，两人却有疏远的迹象。从诸葛亮的“隆中对”到过江说孙权，所建功勋绝不止于留守后方，故对政权开创的相对作用明显大于萧何，但刘备似乎有意无意忽略了。让法正与诸葛亮并驾齐驱，或许是基于均衡观的一种精心安排。对诸葛亮的才能，刘备心知肚明，因而既用之、又防之，让他以丞相职务入尚书事，却不予“开府治事”。没有办事机构和属官，相权自然有限，也表明刘备对诸葛亮留了一手。
事实上，均衡意识早已渗透进刘备的骨髓里。即便关羽是蜀将毫无疑问的老大，刘备照样防其恃强独大，给予的封赏始终与张飞持平，甚至与马超、黄忠同列。关羽固然傲慢，但综合考虑历史功绩，让他与资历远远浅于自己的黄忠并起并坐，心中不爽也属正常。诸葛亮感到“忠之名望，素非关、马之伦也”，担忧关羽“不悦”，认为这样做恐怕不可以。这是借事说理的旁敲侧击，但刘备早有定见，他需要在各个层面引入制衡的力量，无论对诸葛亮还是关羽都不例外。
刘备的这一套手法，也用在了张飞身上。当初要选一位重要将领镇守汉中，大家都认为此人非张飞莫属，张飞自己也这么认为。然而，刘备的决定让人大跌眼镜，他破格提拔魏延为镇远将军，兼任汉中太守。[11]这一幕通常被视作刘备善用人才的实例。但不可忽略的是，张飞都督汉中的呼声不是一般的高，并且自己也颇有意愿，加上先前力挫张郃的汗马功劳，作此布局本来顺理成章，可刘备却另起炉灶启用魏延。益州平定后，无论是追随了几十年的张飞、赵云，还是有韩信、英布之勇的马超，都未得大用，其中自有深意。
人事上的相互制衡，是刘备作为政治家的惯常思维，但此招也付出了沉重代价。他既让孟达进攻上庸，又令刘封前往统兵，导致两人赌气争执，[12]不仅频生磨擦，还坐视不救关羽。孟达后来怕刘备怪罪，又怨恨刘封，便率部投降了曹魏。此外，作为刘备妻舅的麋芳被任作南郡太守，对关羽在荆州是否也有某种牵制的考虑？关羽、孟达最终一死一降，让刘备集团一度赢得的大好局面丧失殆尽。假如追究责任，表面上是关羽之误，深层根源却在刘备。至于夷陵之败，更是刘备一错再错，就好比赌徒急于翻盘所放出的胜负手，此战焉能不败？！
一系列雪崩式的溃败，诸葛亮看在眼里，却无可奈何。他虽高居相位，实有一种使不上劲的感觉。刘备对诸葛亮固然重用，但论亲近度、信任度，法正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连麋竺的职位等级和所受礼遇也高过他。[13]可见，诸葛亮的话并不一定管用，说话管用的法正又去世了，所以当刘备执意东征之时，就没有人能够阻挡了。
（未完待续）
[1]《三国志·袁绍传》：“沮授又曰：‘北兵数众而果劲不及南，南谷虚少而货财不及北；南利在於急战，北利在於缓搏。宜徐持久，旷以日月。’绍不从。”
[2]《三国志·吴主传》裴注引《江表传》：“曹公与权书曰：‘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
[3]《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曹瞒传》：“公闻攸来，跣出迎之，抚掌笑曰：‘子远，卿来，吾事济矣！’”
[4]《三国志·刘表传》裴注引《汉晋春秋》：“昔齐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于数十年之内而弃之于俯仰之顷，岂不惜乎！”
[5]《三国志·刘晔传》：“蜀虽狭弱，而备之谋欲以威武自强，势必用众以示其有余。”
[6]《三国志·刘晔传》裴注引《傅子》：“吴、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国之利也。今还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兴师，径渡江袭其内。蜀攻其外，我袭其内，吴之亡不出旬月矣。吴亡则蜀孤。若割吴半，蜀固不能久存，况蜀得其外，我得其内乎！”
[7]《三国志·法正传》：“亮叹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
[8]《三国志·诸葛亮传》：“先主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
[9]《三国志·张飞传》：“益州既平，赐诸葛亮、法正、飞及关羽金各五百斤，银千金，钱五千万，锦千匹，其余颁赐各有差，以飞领巴西太守。”
[10]《史记·萧相国世家》：“于是乃令萧何第一，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
[11]《三国志·魏延传》：“先主为汉中王，迁治成都，当得重将以镇汉川，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先主乃拔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一军尽惊。”
[12]《三国志·刘封传》：“又封与达忿争不和，封寻夺达鼓吹。”
[13]《三国志·麋竺传》：“益州既平，拜为安汉将军，班在军师将军之右。竺雍容敦雅，而干翮非所长。是以待之以上宾之礼，未尝有所统御。然赏赐优宠，无与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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