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清雷（-），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编辑部主任、兼副总主编，中国音乐史学会副会长、兼副秘书长，东亚音乐考古学会副会长。主要致力于音乐考古学、中国音乐史的研究，发表论著余万字，其中论文90余篇，著作9部。1年，应中央电视台的邀请，参与“章丘洛庄乐器”的鉴定工作；4年，应台南艺术大学邀请，到台湾作学术考察；同年，应中央电视台“同一首歌”栏目组邀请，赴天津慰问演出；年，接受中央电视台《国宝档案》栏目组采访等。主要获奖：5年，参编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获“第二届文化部艺术科学成果一等奖”；8年，《西周乐悬制度的音乐考古学研究》获“第五届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二等奖；8年，参与主编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II》获“6～7年度河南省优秀图书”一等奖。
陈洁（-），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级音乐学音乐考古方向硕士研究生。
《曾侯乙编钟》（图1）是目前有关曾侯乙编钟资料最全、材料最新、图片最精、装帧规格最高，跨学科研究最为深入、最为全面的重要科研成果。全套书共计4本（上册、下册、图版、附录），由邹衡、谭维四先生任主编，冯光生、刘玉堂、黄敬刚先生任执行主编，收录文字约万字，图片约0幅，采用精装、大八开本、铜版纸、全彩印刷，由金城出版社、西苑出版社于年7月出版。该书内容包括：史籍篇、发现篇、乐宫篇、铭文篇、声学篇、乐律篇、纹饰篇、书法篇、铸造篇以及余论，每篇又分为数章来阐述。特别是，该书中收录了一些珍贵的老照片，极具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如：图3-年黄翔鹏现场讲解曾侯乙编钟、图6-2王湘和黄翔鹏在进行曾侯乙编钟测音，等等。不仅如此，该书学术含量很高，因为该书由诸多学科诸多专业诸多研究领域的学者、资深专家和大师共同编撰而成，如考古泰斗邹衡先生，曾侯乙墓考古发掘队队长谭维四先生，声学泰斗戴念祖先生，音乐声学资深专家韩宝强先生，乐律学资深专家崔宪先生，等等。这套巨著的出版，无疑是音乐考古界、中国音乐史学界乃至中国考古界的一件盛事！
图1《曾侯乙编钟》书影
《曾侯乙编钟》一书的发起、组织、资助人和执行主编之一黄敬刚先生，出于文化学术责任和家乡情怀，聚集国内一大批音乐学、考古学、历史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于3年开始了《曾侯乙编钟》历时近12年的编撰工作。本文通过对黄敬刚先生的采访，力图探寻这部鸿篇巨著背后的故事，以记录中国音乐考古学发展历程中一个重要研究成果的诞生始末。
采访时间：年10月10日
采访地点：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
被采访人：黄敬刚（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所长）
采访人：王清雷、陈洁
一、“曾侯乙编钟可以代表中国”
王清雷（以下简称“王”）、陈洁（以下简称“陈”）：黄所长您好，8月24日《曾侯乙编钟》首发式在我院成功举办。我们知道，您是《曾侯乙编钟》一书的发起人、组织者和资助者，也是该书的执行主编之一，首先对您表示衷心的祝贺。《曾侯乙编钟》一书动议于3年，至年出版，中间经历了12个春秋。期间的酸甜苦辣，应该只有您最为清楚。今天我们采访您，主要想知道这部鸿篇巨著的编撰过程以及隐藏在其背后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首先，我们想知道您是如何与曾侯乙编钟结缘的呢？
黄敬刚（以下简称“黄”）：虽然我现在音乐研究所工作，但是我曾经是一个搞考古的人，在随州市博物馆工作了十余年，参加了随州辖境内的文物普查，尤其对古代随国、曾国域地的文物分布、文化内涵、历史价值进行了调查研究。为了配合当时的水利农田基本建设，还进行了考古发掘和文物清理工作，并撰写了考古简报发表。如果你要对曾（随）国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的话，那么，你就会被《左传·桓公六年》所载“汉东之国随为大”、会被随国累联江淮诸姬抗楚的尚武精神所撼动。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发掘之后，大量精美绝伦的文物问世。尤其是曾侯乙编钟，被国内、国际有识之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作为随州人的我，对先民们创造并遗留于后世的科技文化精品倍感痴迷。更为幸运的是，我参与了曾侯乙墓的发掘工作，亲眼见证了曾侯乙编钟出土的历史时刻。曾侯乙墓所出土的一万多件文物珍宝，特别是曾侯乙编钟，深深震撼了国人，震惊了世界，让我顶礼膜拜不已。因此，几十年来，我一直未间断地在研究曾国和随国的历史与文物，尤其对曾侯乙编钟痴迷不已。
王、陈：从曾侯乙编钟的热爱者、痴迷者、研究者，转为《曾侯乙编钟》的发起者、组织者、资助者，您的初衷是什么？
黄：曾侯乙编钟是中国青铜文化最杰出的代表，是中国青铜文化的顶峰之作。但是在当时，除了《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湖北卷》一书中有一章专门介绍曾侯乙墓出土的音乐文物，尚没有一部从多学科视角全面、系统、深入介绍和研究曾侯乙编钟的厚重著作。作为一位搞考古的随州人，我感到特别遗憾。于是，我萌生了编撰《中国曾侯乙编钟》的想法，我就是想让世界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曾侯乙编钟，热爱曾侯乙编钟，研究曾侯乙编钟，从而让世界了解中国优秀的音乐文化。在本书即将出版时，才定名为《曾侯乙编钟》。同时，曾侯乙墓和编钟的发掘者、研究者大多已年迈龄高，趁着他们还健在，要他们参加撰写这部鸿篇巨著，也是抢救性地留下了他们的学术研究成果。因此，编撰《曾侯乙编钟》不仅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的学术研究课题，也是时代的需要与呼唤。
5年，我和原海南省新闻出版局局长陈克勤到北京大学邀请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与谭维四先生（湖北省博物馆原馆长、曾侯乙墓发掘队领队）共同出任《曾侯乙编钟》主编。考古大师邹衡先生（图2）一语惊人：“曾侯乙编钟可以代表中国。”他欣然同意出任主编，并寄望该书获国家图书奖。邹衡先生的一席话，让我们倍感振奋，也让我这个项目发起者、组织者、资助者信心倍增。同时，也感到了肩膀上的重担。
图2黄敬刚与在《曾侯乙编钟》主编、考古学家邹衡先生合影
王、陈：您发起编撰该书的想法，最初得到了原海南省新闻出版局局长陈克勤和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的赞许和支持。请问您当时为何最先与这两位先生取得联系呢？
黄：陈克勤局长是湖北人，青年时代就读于武汉大学中文系，他先后在广州军区、海南军区部队从军，戎马一生。海南建省时他任海南省文化广播体育厅副厅长兼新闻出版局局长，先后撰写《海南建省》（人民出版社出版）和主持出版了颇有影响力的《传世藏书》（海南省新闻出版中心）。我们都是武汉大学的校友。从学术而言，学术上历史、中文是不分家的，年龄上我们是忘年之交，并且他曾经是我在海南省文体厅工作时的领导。他曾支持我创办了“海南文化艺术出版公司”。这些工作经历均与著书立说、出版事业有着密切的联系。海南建省办大特区之际，我是武汉大学首批分配到海南工作的毕业生（当时共有4个学生）。我在海南期间曾创办文化产业性质的“海口楚乐宫”，复制了曾侯乙编钟、编磬、建鼓、丝竹管弦等古乐器，摆放在楚乐宫展览演奏，被当时海南大特区省会海口誉为“海口一景，海南一绝”。
陈克勤局长和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拜见了王文章院长，他对曾侯乙编钟有独到见解。因为，该院黄翔鹏等诸位先生曾参加了曾侯乙墓诸多音乐文物的发掘、整理与研究工作。后来该院王子初、崔宪、韩宝强等一批音乐考古学家对曾侯乙编钟也曾进行了十分深入的研究。黄翔鹏、王子初先生主持编纂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湖北卷》中，曾侯乙编钟恰是重头戏。虽说黄翔鹏先生早已驾鹤西去，但我们正想完成他的未竟事业。文章院长对曾侯乙编钟也是情有独钟。古人曰：“有缘千里来相会。”几乎是一锤定音，我们正式议定编撰《曾侯乙编钟》这部集大成的学术著作。
王、陈：该书由王文章、张柏、沈海宁任顾问，由陈克勤、蒋昌忠和您任策划，邹衡、谭维四任主编，冯光生、刘玉堂和您任执行主编。当初选择这样的团队，请问您是出于什么考虑？
黄：纲举目张，编撰《曾侯乙编钟》这部巨著的最大难度，就是涉及到国家一级（或曰特级）文物，尤其该编钟需要近距离拍摄，面临着难以拍摄照片、制作拓片和校释铭文等一系列问题，这就需要得到国家文化部、文物局和省文化厅、博物馆等部门领导的批准和鼎力支持。这个班子有时任国家文物局常务副局长张柏，时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直属的中国版权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陈克勤，时任湖北省文化厅厅长蒋昌忠，副厅长兼省文物局局长沈海宁，湖北省博物馆原馆长、曾侯乙墓发掘队领队谭维四等。我们先形成建议名单，征得本人同意后，在该书的启动会议上提名通过。
二、筚路蓝缕以启学林
王、陈：3年秋，您与冯光生先生、刘玉堂先生组成三人筹备小组，4年元旦至春节期间，该书的编撰大纲和初稿完成，工作强度很大。请问筹备小组是如何分工的？
黄：人是历史的匆匆过客，应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声音。参与编撰这部书的学者都是国内研究曾侯乙编钟的顶级专家，一些学者年迈已高。我们要留下他们撰写的珍贵学术成果，时间紧、任务重、起点高，从各个方面来的学术信息和书稿都要先汇集在我这里，我当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为了干好这份工作，必须成立一个编撰办公室，拟定有关《曾侯乙编钟》编撰大纲、编撰委员会建议名单、工作计划以及有关会议通知等一系列文件。
我们三人分工是：我负责筹办《曾侯乙编钟》编委员办公室和组织工作人员，负责筹备会议、沟通作者、约稿、组稿和资料库文字、图片资料的汇稿等，包括与编撰总策划、总顾问和各单位领导和作者的汇报联络工作，以及本书在编撰期间的一切经费。因为没有国家经费的支持，所有编辑费用都需要我自己来筹集，任务十分艰巨和繁重。冯光生负责《曾侯乙编钟》编撰大纲的初稿起草工作，负责作者的提名，以及从开始到最后所有稿件、图片等全书的校订工作，对于全书的出版起到了总揽全局的重要作用；刘玉堂主要负责编撰大纲、文字修改与统稿工作，在全书的武汉阶段起了核心作用。
对大纲概况和章、节进行修改时，我们三人都要集中在编委会办公室进行。数易其稿，反复推敲。三人会稿时间均在单位下班后的业余时间以及周末、节假日，而且我们几人干这些工作是不发工资，没有任何酬劳，完全是一支编撰《曾侯乙编钟》的志愿者团队，大家的合作完全是基于一种学术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王、陈：如此看来，在这部书的编撰过程中，编委会办公室起到了核心组织作用。那么它是如何具体运作的呢？
图3考古学家刘伯谦先生在《曾侯乙编钟》首发式上发言
黄：我们成立的《曾侯乙编钟》编委会办公室配备专职工作人员。我任办公室主任，方勤任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编委会委员有中央、省级领导和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的专家学者组成。上有70-80余岁的学界泰斗，中有50-60余岁的资深专家，下有40-50岁的中青年学者。就研究团队而言，历史学、考古学专家学者以我和刘玉堂为主要联络对象，音乐学和编钟铸造方面的专家由冯光生为主要联络对象。每位作者直接与编委会办公室工作人员刘庆华、陈沫同志联系。她们经常与作者沟通交流，联系工作繁杂而琐碎，她们敬业的精神博得了每位作者的赞赏。其间如邹衡和舒之梅先生病逝，她们向编委会发出讣告以志纪念。谭维四先生长期住院，她们定期带人去看望，有时到他家慰问。北京师范大学秦永龙先生脑中风后，办公室人员经常与他联系，我也专程到他家探望。编委会和每位作者一直记得这两位年轻人，我们在后记中也记录下了她们的名字。
王、陈：4年2月6日，您与陈克勤、谭维四、刘玉堂、冯光生、王红星等几位先生对大纲初稿进行了讨论，后来冯光生、刘玉堂先生执笔修改，这应该是大纲初稿完成后的第一次集体讨论。这个过程包括哪些内容？
黄：在本书启动会议召开之前，先由冯光生、刘玉堂先生共同拟写提纲初稿，再由刘玉堂、冯光生和我三人到编委会办公室集中，几乎逐章逐节进行推敲修改，提出具体意见后再分头由冯光生、刘玉堂二人完成修改任务。提纲第一稿初定后，分别送陈克勤、谭维四、蒋昌忠、沈海宁等几位初审，再由编撰办公室工作人员收回纸本稿或电子稿。其中由精通出版业务的陈克勤局长认真、具体审阅后指出修改意见进行修订后，再分别送国家文物局张柏副局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王文章院长、湖北省文化厅蒋昌忠厅长、沈海宁副厅长，以及谭维四、万全文、冯光生、刘玉堂、黄敬刚等编撰委员会主要人员共同审阅后，再由编委会办公室收回纸本或电子稿。
王、陈：4年4月11-12日，《曾侯乙编钟》编撰启动会议在湖北省博物馆举行，这一仪式可以说标志着该书正式步入编撰阶段，张柏、王文章、王子初、陈克勤、韩宝强、罗世平、秦永龙、刘彬徽等诸多专家学者都参加了启动会议，邹衡先生还专门致电祝贺。这一仪式距今已经11年多了，如今您回顾启动会议，有何感触？
黄：迈开了第一步，则有一发而不能收的势头。在这次启动会议上初定书名为《中国曾侯乙编钟》，通过编撰委员会名举，同意邹衡、谭维四为本书主编（双主编），同意成立编撰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曾侯乙编钟》编撰启动会议开始，至新书首发式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行，应该说从始到终，这些总顾问、总策划以及大部分参加编撰作者都到场了，他们都在人生历史中留下了闪光的足迹，此举乃是积德行善、荫及后代。这部鸿篇巨著没有一分钱的国家经费支持，完全是我个人出资，依靠的是一支不图回报和无私奉献的科研队伍，几经周转，走过十一年的长征路，是在严密有序的编撰程序中运转，最终如愿出版了《曾侯乙编钟》，可谓书物呈现，洋洋大观，感慨万千。
王、陈：5年6月，几经修改的编撰提纲，在北京安徽大厦的专题会议上讨论通过。这次会议的主要议程和成果是什么？
黄：一部大书的编撰提纲定稿了，可谓全书已成功一半。在一个有编辑出版经验和科研水准极高的团队里，把好第一关是关键之锁钥。提纲是先送参会者审阅。在会上，张柏副局长、王文章院长、陈克勤理事长和刘玉堂、冯光生和我等分别发言。参会者总体上对提纲很满意，要求会后再作一些细改。经过多方征求编委会专家学者的意见，要在现有文物资料、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增加新内容；在内容上求全、求细和集大成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并与精美的形式结合，把《曾侯乙编钟》打造成出版物中的精品。
此外，会议确定，该书主要读者拟定为：历史、文物、考古、音乐、美术、物理、工艺、科技、古文字学者及爱好者。争取成为世界各大图书馆、艺术馆的收藏品。行文深入浅出、清新生动、雅俗共赏、以文导图。
王、陈：说到图像，它是该书极其重要的内容。我们了解到，该书图片摄影时间长达90天，周期长，工作量非常之大；而且为了不影响群众参观，拍摄工作均在闭馆后进行。我们想知道，繁重而细致的拍摄工作是如何进行的呢？
黄：本书编辑工作一开始，在撰写文稿的同时，已计划以全新拍摄理念和技术，实现数字化，打破过去胶片化摄影方式。对曾侯乙整套编钟逐层、逐件和各部位进行拍摄，对钟架结构、榫眼、立柱、镂空浮雕铜套，以相互叠压、套合之间的关系，进行分别拍摄。上层钮钟和挂钩，铜套与立柱，中层甬钟挂件、钟架铜套和立柱更为精细，钟体各位部位铭文更丰富，花纹更加繁复，钟旋、斡、甬、舞部和钲、鼓间花纹、铭文和钟腔内音槽、磨痕、铸范泥芯等细节分别进行拍摄，有时一件钟需要拍十几张甚至几十张照片。边拍边标上序号，仅记录、编号工作就需要2至3人。下层大型甬钟和镈，拍摄工作更为精细繁复。一件大甬钟和镈重达几百公斤，需要几个人才能拆装，在不通风的展览室内，每拍一件编钟和相关部件的难度都非常之大。一组文物工作人员和摄影师形成高素质的团队，前后进行90天才顺利完成了这项艰巨而繁重的任务。特别是，这些拍摄工作都是在博物馆下班闭馆后才进行的。在高光、高温环境下，现场工作的人如水柱，大汗淋漓，通宵达旦，直至第二天早晨再将被拆卸下来的编钟原样装好，便于白天展览时正常开放。曾侯乙编钟的拍摄方案是经国家文物局为编撰《曾侯乙编钟》特批的，在中央和地方文化部门的鼎力支持下，编钟的拍摄工作才得以圆满完成。
三、不断更新与创新
王、陈：近些年来，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文峰塔春秋曾国墓地、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曹门湾曾国墓地陆续发现。这些墓葬的发掘，对《曾侯乙编钟》这部著作的编撰工作产生了哪些影响？
黄：随州介于大洪山与桐柏山之间，形成襄樊、枣阳、随州带状地形，史学家称之为“随枣走廊”。北宋年间出土有“安州六器”，青铜器上铭文记载曾、唐、厉、噩诸侯国的名称，与《左传》所载随、唐、厉诸侯国在“随枣走廊”辖境基本一致。李学勤先生提出曾随合一，一国二名的推断。从这一地区的考古发现和出土文物中已经得到证实。我在《曾侯乙墓礼乐制度研究》和《曾国与随国历史研究》学术著作中，提出曾随关系是先曾后随、再曾再随的历史更替关系。那就是曾国在先，最早曾国在商代甲骨文中就有发现，应该在商朝晚期曾国已存在。到西周早期随州叶家山曾国贵族墓群所出土青铜礼乐器中，铭文证实曾侯之国在此，还出土了目前时代最早、数量最多属于曾国乐器的一组甬钟和镈。音乐考古工作者已对其进行了测音，音乐性能甚佳。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贵族墓葬区中出土了大量曾国青铜器群，这说明曾国先民已在古老的涢水之滨、漂水东岸繁衍生息；另外在这一地段还发现了庙台子、西花园古代文化遗址，其文化内涵说明这些地方已形成了国家，建立了城邦；并且反映出周王朝那一套完备的礼乐制度，在西周早期的姬姓曾国已经使用。
我在《曾侯乙墓礼乐制度研究》一书第二章“曾国先民墓葬风俗综述”中，对曾国墓葬分布、曾国墓葬与丧葬风俗、曾国宗室墓葬分布与都城制度、曾国墓葬形制与方位进行了探索研究。这些都得益于我在随州市博物馆工作的十多年。我曾参加本县、市文物普查工作，将历年来所发现的历史文化遗址、墓葬和出土文物地点，以及京山、枣阳、襄樊市等地发现的曾国文物，对它们进行排列式纵向、横向分析发现，以水系而言，西周早期曾国贵族墓葬区在漂水东岸淅河一带；西周晚期曾国墓葬从涢水至均水，分别在随州的均川镇熊家老湾、尚店、三里岗毛家冲、京山平坝沿大洪山南麓延展。春秋早、中期又从均川镇熊家老湾、均川镇刘家崖、随州文峰（义地岗、季氏祠）一带停留下来，一部分曾国先民从随（曾）国域地向西北枣阳延伸，作为驻守曾国北域的军事重镇，形成与楚国抗衡之势。随着文峰塔发现的墓葬和青铜礼乐器铭文证实为曾侯之用器，少数文物中也见到“随大司马……”的随国之名，由此更可印证曾随合一说。这些曾国墓葬和青铜礼乐器的发现，对《曾侯乙编钟》一书中论及曾（随）国文化渊源起到很大的帮助。编撰者专门在部分章节中进行增补和论述，这些考古新发现和新资料进一步提升了本书的学术含量。
王、陈：既然这些考古新发现和新资料使本书的学术含量大大得到了提升。那么您能简单谈谈这些考古新发现的创新意义体现在哪里吗？
黄：在本书编撰过程中，随州陆续发现了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和青铜礼乐器，尤其在M墓葬中出土了一组5件套编钟（甬钟4件，镈1件），这是目前所见我国发现的时代最早、数量最多、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套编钟，为研究编钟的起源提供了非常重要实物资料。不仅如此，其中几件编钟的侧鼓部还有云纹标记，这是否就是侧鼓音的标记呢？如果推测不误的话，那么双音钟产生的时代就会提前至西周早期，这些都是值得学术界来深入研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此外，随州的文峰塔先后出土一批春秋编钟，前者为西周时期曾侯墓葬，后者为春秋时期曾侯与贵族墓，此与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和编钟乐器都有承上启下的渊源关系。这些具有创新意义的新材料均被收录本书，具体内容由冯光生、罗运环、黄凤春等专家来撰写，从历史学、考古学和音乐考古等诸多方面进行连接、研究和插入书中部分章节，从而使本书的资料更具丰富性和前沿性，也更具厚重的历史感和不断创新的学术理念。
四、好事多磨的出版过程
王、陈：我们了解到，6年底，《曾侯乙编钟》初稿完成；7年1月，初稿修改版完成；至8年8月，编委会与文物出版社协商出版事宜。请问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该书作了哪些调整改进？听说出版事宜也颇费周折，您能详细谈谈呢？
黄：6年底至7年1月，我们住在北京大兴区黄村镇郊外，对该书进行全面的统稿工作。参加的工作人员有冯光生、郝勤建（摄影师、研究员）、张翔（副研究员、音乐考古学家）和我共计四人，在这里工作了十几天，这次修改稿我们称之为“黄村版”。这十几天，基本上是夜以继日地工作，直至文稿中的插图序号等许多的细致工作整体完成。6月22日，陈克勤理事长到武汉住进楚源宾馆通览全稿，对稿件某些章节又提出了鲜明的修改意见。
原计划本书在8年出版，我代表编委会跟文物出版社接触后，再与冯光生一起到文物出版社洽谈出版事宜，基本上敲定编辑出版费共万元，分三次支付。我们将《曾侯乙编钟》电子稿、纸稿和线图余幅交文物出版社编辑部。以上全部出版经费均由我来负责。
为了寻求社会力量筹措出版经费，我先后到北京、武汉、福州等地拜访了一些企业家，但他们对这些投资无回报的事均不感兴趣。这时，我和妻子张桂芳磋商是否可以用我们自己的住房抵押贷款来出版这部书，我的提议得到爱人张桂芳的同意和支持。其实，她在5年9月已经查出身患癌症，在她顽强精神的支撑下治愈了疾病，恢复了健康，直至现在已整整十年了。她在北京创办北京编钟文化艺术传播中心，支持我的编钟文化研究事业，这是我第一次向外透露这方面的信息。当时我肩负编撰《曾侯乙编钟》之重任，同时攻读博士学位，女儿当时也在攻读硕士研究生。我认为生活中的困难就像弹簧，意志不倒，事业就永远不会塌下去！
在筹措这笔出版资金的关键时刻，安徽出版集团黄山书社曾与我们洽谈并签约，不要我方出任何资金，由他们出版这套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经典之作《曾侯乙编钟》。年12月15日，我们与黄山书社签订了出版《曾侯乙编钟》的《合作出版协议书》。经协商，他们从文物出版社取走了本书的纸本书稿和电子文件，以及线图和编钟照片的样片。当时，该社组织了三个编辑阅稿，约定在两个月后提出修改意见，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冯光生先生的办公室磋商此事。此后近4年的书稿修改，主要由冯光生负责。当全稿完成后再去找黄山书社社长时，社长却已退休，此合作由此终止。其中的主要原因，大概因黄山书社未能成功申请到出版基金之故而中止了《合作出版协议书》。此事我是可以理解的。历史上随国有明月之珠，楚国有和氏之璧，我坚信《曾侯乙编钟》如同随侯之珠一样与日月同辉，必有金声玉振之时。
王、陈：年，金城出版社编辑欧阳云与您结识，表示愿意促成该书出版。而最终，《曾侯乙编钟》确实由金城出版社、西苑出版社出版。您能和我们讲讲与该出版社“结缘”的往事吗？
黄：年初，当我在冯光生处拿到修改的稿去黄山书社时，左克诚社长对我说：对不起，我现在已退休了，现在有新上任的社长，我介绍你们一起谈谈，推荐他们出版这部好书。这时，我自觉出版《曾侯乙编钟》一书的情况不妙，先后与新上任的社长联系几次，因他不在北京始未见面。年2月25日，与黄山书社签订了合同终止手续，出版工作再次处于搁置状态。但是我一直没有气馁，抱着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规律去探寻新的合作伙伴。我坚信：只要有好的书稿，一定会有慧眼识珠的出版社将这部书稿以高规格、高质量的形式出版。在此期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和陈克勤理事长多次关心本书的出版事宜。张金路曾经跟我在文化部艺术发展中心培训部一起工作。经过他的介绍，我认识了金城出版社欧阳云编辑。张金路与欧阳云在北京一起工作数年，都是在出版行业成绩显著，他们一个从新疆闯北京，一个从河南闯北京，称得上志趣相投，结缘深厚。在这两位热爱出版事业朋友的积极运筹下，我又与金城出版社洽谈《曾侯乙编钟》的出版事宜。出版社高瞻远瞩，慧眼识珠，一拍即合，该社并答应承担全部编辑出版费用。由此，我再也不用为出版经费而奔走了。更为幸运的是，年2月17日，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基金办1号文件批准本书列于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资助70万元出版《曾侯乙编钟》一书。编委会于年3月7日与金城出版社、西苑出版社正式签订了出版《曾侯乙编钟》的《图书出版合同》，合同约定本书在年2月28日前出版。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国家和社会无私奉献，金城出版社、西苑出版社此举让我佩服不已。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书尚未出版期间，如湖南省博物馆研究员刘彬徽，武汉大学教授罗运环，中国科学院自然研究所研究员戴念祖、华觉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王子初、崔宪等学者专家都十分安徽白癜风医院甘肃白癜风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