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先生在小说中所写的宋元襄阳大战，是一场决定朝代更迭的关键战役，也是一场具有世界影响的历史事件。这场旷日持久的战役，前后历经38年，围城6年，宋元双方为了争夺襄阳，几乎集中了当时世界上最精锐的军队及最先进的武器，双方死伤人数超过40万。
宋元双方为何对襄阳如此看重？只因当时的襄阳城，是南宋抵御元军的最后屏障，一旦失守，南宋灭亡之期也就不远了。金庸在《神雕侠侣》第三十九回中写道：“襄阳存亡关系重大，或汉或虏，在此一战……”
襄阳古城管委会文史专家方莉指出，襄阳自古即为“天下重地”。自东汉末刘表迁荆州治所于襄阳，襄阳古城长期为州、郡、道、路、府、县治所。唐贞观年间，全国设十道，包括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等；开元年间改设十五道，山南东道的治所在襄阳。到了宋代，襄阳为京西南路的治所。
作为“兵家必争之地”，襄阳是楚国北上中原的“桥头堡”，是三国鼎立的策源地、魏蜀吴争战的重要舞台以及西晋灭吴一统天下的经略地。到了宋代，襄阳的战略地位进一步突显。岳飞就曾向朝廷上书：“襄阳六郡，为恢复中原基本。宜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后于年收复襄阳。宋理宗时，襄阳又为蒙古所陷，孟珙亦奏言：“襄樊为朝廷根本，当加经理，如护元气，上兵伐谋，此不争之争也。”于是留镇襄阳，招中原精锐，精密布防，蒙古一时不敢与之抗。等到吕文德守襄阳时，叛将刘整向忽必烈献计：“攻宋方略，宜先从事襄阳，若得襄阳，浮汉入江，宋可平也。”由此拉开了宋元襄阳大战的序幕。
清代襄阳名士吴庆焘在《襄阳兵事略·序》中所述：“世之言形胜者，荆州而外必及襄。其用兵萌于春秋，茁于东汉，枝于三国，蔓于东晋六朝，而樛于宋之南渡。”
对襄阳战略地位论述最为详尽的，当属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祖禹。他在其历史军事地理名著《读史方舆纪要》之《湖广方舆纪要序》中开篇便道：“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
接着又道：“何言乎重在襄阳也？夫襄阳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者也。”
顾祖禹指出，历史上的襄阳，多次决定着朝廷的兴亡更替：“若夫襄阳者，西晋用之，则以亡吴；蒙古用之，则以亡宋。次则西魏用之，亦以亡梁。”
从史料中可知，襄阳为历代兵家所瞩目，大致有三个原因：
一是襄阳自春秋以来就是沟通南北、承东启西的交通枢纽，陆路、水路在此交会，可谓“上控秦蜀，俯临江淮，前凭河洛，扼天下之吭而制其命。”（陆世仪《思辨录》）因而襄阳在军事上具有极高的地理价值。司马懿亦言：“襄阳水陆之冲，御寇要害，不可弃也。”
二是襄阳独特的地形和水文条件有利于军事上的防御。襄阳城北临汉水，与樊城隔江相望，水流湍急，难以泅渡；背靠岘山，东有桐柏山，东南有大洪山，西北为武当山余脉，西南是荆山山脉，共同构成了一道可以御敌的天然屏障，正所谓易守难攻。
襄阳历史上长期被作为军事重镇的第三个原因，是环境优越，利于垦殖，能为前线守兵提供充足的粮饷。西晋羊祜初镇襄阳时，军无百日之粮，到了第三年，已有十年之积，皆因羊祜在任上“广事屯田，预为储蓄”。顾祖禹因此称“襄阳遂为灭吴之本”。
#三顾在襄阳#（全媒体记者：萧雨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