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女人和天下之间
——关羽、曹操与刘备的一段公案
文
韦白
《三国志》关羽传记只字未提妻室，但正史仍有蛛丝马迹。《华阳国志》载：“初，羽随先主从公围吕布於濮阳。时秦宜禄为布求救於张杨，羽启公：‘妻无子，下城，乞纳宜禄妻。’公许之。”“公”即曹操。此事发生在建安三年（），曹刘联军围下邳，灭吕布，用时三个月。围濮阳是兴平元年（），刘备未参与。吕布是曹操的劲敌，《三国志·魏书》载有曹操和荀彧的共识：“不先取吕布，河北亦未易图也。”刘备三次大败于吕布，因此刘关张对收复失地的下邳之战不但积极，而且堪称识途老马，决定战局的侯成投降一事就间接和刘备有关。总之，曹刘联军中，刘备部虽然兵微将寡，但对灭吕布所起作用绝非可有可无，这是分析此桩公案的基点。
关羽生年不详，姑且按最常用的延熹三年（）说计，已三十八岁，却还“妻无子”。这对古人可谓大事。《魏书》裴松之注引《晋阳秋》述汉末河内太守李敏避祸出逃，其子寻父不见，避居塞外，“越二十余年不娶。”友人告诫他：“不孝莫大於无后，何可终身不娶乎？”使其改变初衷。汉代妇女地位并不算低，但无子仍可能被休，以下有三条记载。东汉末年，何休注《公羊传》：“妇人有七弃三不去。无子，弃绝世也。”《东观汉记》：许敬婚后无子，友人助其去妻再娶；《全三国诗》有相传曹丕所写《代刘勋妻王氏杂诗二首》，提及：“王宋者，平虏将军刘勋妻也。入门二十余年，后勋悦山阳司马氏女，以宋无子，出之。”而刘勋与关羽是同龄人。
关羽中意的“宜禄妻”，据《魏书》裴注引《献帝传》，姓杜，丈夫姓秦，有一子名朗。“朗父名宜禄，为吕布使诣袁术，术妻以汉宗室女，其前妻杜氏留下邳。”但据《后汉书》袁术传记，建安二年（），他刚刚和吕布因结亲不成而结怨并被打得大败，再联络的可能性甚低。倒是张杨始终支持吕布，《三国志》张杨传记称：“太祖之围布，杨欲救之，不能。乃出兵东市，遥为之势。”常璩《华阳国志》记载似更可信。两者区别在于：如果秦出使袁处并被安排再婚，则杜氏已成弃妇。汉末女子再婚者所在多有，关羽乞娶也算各得其所；但如果去张处，秦、杜被战火分隔，关羽就有乘人之危夺妻之嫌——更何况宜禄不久确曾归来！关羽如何知道杜氏？兴平二年（），吕布投奔刘备；建安元年（），刘备投奔吕布。这两次，吕布均称刘备为弟，出妻相见，颇为热络。关羽应该由此认识秦、杜夫妇，埋下前缘也未可知。史料阙如，不敢穿凿。
至于乞娶何要曹操首肯？自中平元年（）黄巾之乱以来，北方兵连祸结，人口锐减，婚姻不易。建安十八年（），郭氏被定为曹丕之妾，《魏书·后妃传》载其劝谕外戚语称：“今世妇女少，当配将士，不得因缘取以为妾。”早年情况只能更严重。何况，杜氏是吕布部将家属，非寻常民女可比。毋庸讳言，此举带有分配战利品性质，关羽请示联军统帅自然是有必要的。
偏偏关羽反复要求，让原本不知杜氏的曹操发生兴趣加性趣，竟不顾承诺先下手为强，抢得美人归。看来此事流传很广，常璩及裴松之引用的三部魏晋史籍对此事记载高度一致，这在裴注中也不多见。一、《华阳国志》：“及至城门，复白。公疑其有色，自纳之。”二、《蜀记》：“临破，又屡启於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三、裴按：“此与《魏氏春秋》所说无异也。”《魏氏春秋》作者系孙盛，以秉笔直书著称。四、《献帝传》：“布之被围，关羽屡请於太祖求以杜氏为妻。太祖疑其有色，及城陷，太祖见之，乃自纳之。”
上述史实涉及关羽和曹操的性心理，虽属隐秘范畴，却可烛照其人。作为汉末最大的豪强，曹操智计绝人，风流绝代。然而从此事看，名实不符、言过其实之处也很多。曹注《孙子兵法》开篇列举兵家“五事七计”，“五事”之一有“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注曰：“将宜五德备也”；“七计”之一有“赏罚孰明”，注曰：“以七事计之，知胜负矣。”攻破坚城，强敌授首，刘备部功不可没；人伦大事，阵前相托，将帅间何其郑重！孰料有功者反遭羞辱；胜利者罔顾信义，实为兵家大忌。滑稽的是，据裴注引《英雄记》，曹操还面斥被俘的吕布：“卿背妻，爱诸将妇，何以为厚？”全然不反省自己夺人所求的行为与吕布相比，何尝不是百步笑五十步之别？再有就是任性放诞，蔑视礼法，说曹操是魏晋风度的鼻祖恐不为过。不过，风度都是有代价的。建安二年（），曹操在宛城招降张绣并私纳其族婶即骠骑将军张济之妻。羞愤的张绣被逼反，激战中曹操几乎殒命，长子昂、侄子安民和大将典韦为救他而丧生。这教训按说够记几辈子的。
不排除关羽也为杜氏绝色心动，以致执著过度，弄巧成拙。然而他早已是一把胡子的老江湖，岂会像青涩的小年轻那样不自信，以致于一再请求？可能的解释是出于对曹操不了解、不信任，又认定他刚在宛城为好色栽过这么大跟头，不会重蹈覆辙，自己索性重申一下主权、加一道保险。对于杜氏，关、曹所求不同，一为求嗣，一为求色。求嗣的首选不是美不美，而是生不生。杜氏有子，说明有生育能力，在没有建立生物学的古代是最直接的证据。关羽可能是中国古代最知名的寒门人物，早年“亡命走涿郡”，过着刀口舐血的游侠日子。万万没料到曹操如此不长记性，“官二代”张绣尚且不能忍，自己受此横逆岂能善罢甘休！《华阳国志》载：“后先主与公猎，羽欲于猎中杀公。”裴注所引《蜀记》也称：“初，刘备在许，与曹公共猎。猎中，众散，羽劝备杀公……”。当年吕布私通董卓侍婢，也是“心不自安”，响应王允策动而杀董，实际是一场政变；何况吕负责董的安保，完全控制局面，自身无性命之虞。而关羽分明置生死于度外，曹是主，己是客，众寡悬殊，纵使成功也是有去无回。历代情杀、刺杀数不胜数，但自身有一定地位却不惜与情敌同归于尽的还没听说，关羽可谓“痴汉子”！与归来后被曹操用“铚长”一职打发，窝窝囊囊的秦宜禄相比，更是天上地下，须知当时曹操已把关、张表封为中郎将了。
正当关羽按捺不住，剑将出鞘之时，刘备摁灭了他的复仇火花。《华阳国志》载：“先主为天下惜，不听。故羽常怀惧。”刘备这一表态不妨从三个层次分析。一是“小人”的角度：当时正值曹刘“蜜月期”，曹对刘“礼之愈重，出则同舆，坐则同席”。但他娶杜氏固然是针对关羽，等于也打了刘备的脸，但碍于情分，不便决裂。二是常人的角度：纵使关羽不要性命，刘备和张飞怎么办？部属家小一干人等怎么办？为了保命，只得隐忍。三是高人的角度：曹营这段经历是刘备知己知彼的最佳时机——刘是没落士族，有虚无缥缈却深具号召力的汉室宗亲身份；曹是新兴豪强，有自以为傲又招人非议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模式，最可能的结果就是谁也代替不了谁，谁也消灭不了谁。一句话：“天下”需要曹操，也需要刘备。《三国演义》隐去前因，改成关羽被曹操僭越汉帝而激怒的“许田围猎”故事，同样是被刘备劝阻，但“天下”换成了“天子”，一字之差，只剩投鼠忌器的意思了。
裴注所引《蜀记》既印证了“备不从”，还出现建安十三年（）刘备被曹操追杀时的情景回放——“及在夏口，飘飖江渚，羽怒曰：‘往日猎中，若从羽言，可无今日之困。’备曰：‘是时亦为国家惜之耳；若天道辅正，安知此不为福邪！’”按照此说，关羽对自己过于自信，好像刘关张能在杀曹后的重军中全身而退；而且直到此时他居然还未听懂主公为什么阻止自己，未免情商过低，不合常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刘备虽多次在逃跑中抛妻舍子，但这两次他并未斥责关羽“因小失大”，为妇人而莽撞之类。言外之意，一是曲在曹，屈在关；二是女人、家庭并非不重要，只不过“天下”（或“国家”）更重要罢了。这未尝不体现一种人性的温情，应该点赞，士族的心机深沉和隐忍功夫更是表露无遗。
这里还引出一个不能忽略的环节就是：当初关羽杀曹被刘备制止，可后来关、刘分离，关在曹处数年，为什么不旧事重提，取仇人之首呢？建安五年（），刘备参加反曹的衣带诏事件。曹操征讨，刘备败走，关羽被俘，同年斩颜良，为曹军解白马之围，受封汉寿亭侯。亭侯固然是列侯的最低一等，但四年前曹操也不过是费亭侯，建安二十四年（）称王前的刘备是宜城亭侯而已。其间如果关羽仍想报乞娶之仇，应该说是有机会的。但是，他和曹操之间除了夺“妻”和逐主之仇，又有了不杀和厚待之恩。所谓厚待，“上马金、下马银；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赠美女名马”等固然是演义，参照曹操怎么优礼再次投降的张绣就知道了。想报仇就必须报恩，否则在伦理上说不过去。关羽在立功后辞曹，封还厚赏，回到朝不保夕的刘备阵营，筚路蓝缕，从头开始，去就之间品格立见，得到曹操欣赏。从归曹到辞曹，关羽快意恩仇，“来去明白”，自古战俘、降将不知凡几，能做到这样的不多，这是关羽后来成为军队神、江湖神乃至道德神的史实基础。
那么，既然关羽恩仇分明，莫非乞娶之仇就不提了不成？当年，曹刘联军掘沂水和泗水围灌，攻破下邳。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北伐，引汉水灌樊北，斩庞德，擒于禁，水淹七军，许都震动，曹操欲迁都以避其峰，安知关羽不是以其人之计还治其人之身，给曹操开了一个老顽童式的玩笑？在女人和天下之间，二十年后，这仇总算是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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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跟曹操创业的那些人，为什么没有混出来初平三年（公元年），曹操在鲍信等人的邀请下入主兖州，不仅借此机会收编黄巾军部众为“青州军”，扩充了自己的武装，还在兖州广纳贤才，以此初步建立了其争雄天下的基础。
曹操在入主兖州期间，大量兖州本土人才为其所用，成为曹操早期创业的重要力量。曹操在兖州吸纳的兖州文武亦是曹操“唯才是举”思想的第一次大规模实践。而从兖州文武的兴衰历程，我们亦可隐约看出曹魏统治者用人思路的变化轨迹。
曹操的基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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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三国志武帝纪》的记载，初平三年夏四月，青州黄巾军部众攻入兖州，斩兖州刺史刘岱，兖州上下震恐，于是济北相鲍信“乃与州吏万潜等至东郡迎太祖领兖州牧。遂进兵击黄巾于寿张东”。
在曹操的努力下，兖州的黄巾军叛乱最终得以平定，曹操以此“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并由是以兖州为基地，开始了其争雄天下的历程。
当时的兖州下管辖八个郡国，分别是陈留郡、济阴郡、山阳郡、任城郡、东平国、东郡、泰山郡以及济北国。曹操在此前担任过东郡太守，深知兖州人才辈出。早在关东联军起兵之时，曹操就在与袁绍的讨论中提出了“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的主张。
东汉州域图
在笔者看来，“任天下之智力”的主张即是曹操“唯才是举”思想的雏形，在入主兖州之后，曹操也对这一主张进行了实践，于是在兖州范围内大规模地招纳文武贤才，这里试举几例：
《三国志程昱传》载：“程昱字仲德，东郡东阿人…太祖临兖州，辟昱…”。
《三国志毛玠传》载：“毛玠字孝先，陈留平丘人…太祖临兖州，辟为治中从事…”。
《三国志满宠传》载：“满宠字伯宁，山阳昌邑人…太祖临兖州，辟为从事…”。
《三国志于禁传》载：“于禁字文则，泰山钜平人…及太祖领兖州，禁与其党俱诣为都伯，属将军王朗。朗异之，荐禁才任大将军…”。
《三国志吕虔传》载：“吕虔字子恪，任城人也。太祖在兖州，闻虔有胆策，以为从事，将家兵守湖陆…”。
《三国志李典传》载：“李典字曼成，山阳钜野人…典从父乾，有雄气，合宾客数千家在乘氏。初平中，以众随太祖，破黄巾于寿张…”。
从上述的历史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曹操此次兖州纳贤的几个特点：
第一，曹操本次所招纳的人才籍贯都在兖州郡八个郡国之内，都是兖州本土人士。第二，所招纳的人才构成多元，有寒门士子、底层官吏，如程昱、毛玠、满宠；有基层武人，如于禁；还有地方豪族，如李典家族。可以说，曹操此次的兖州纳贤，网络了各个方面的人才，建立了自己的初步班底。
创业元老的汗马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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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州文武的加入，为刚刚起家的曹操带来了重要的力量支持。在笔者看来，大抵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智力参谋，以程昱、毛玠为典型。
在兖州加入曹操阵营的程昱，不仅曾经在吕布偷袭兖州时设计死守鄄、范、东三城，在曹操处于劣势时力劝曹操放弃向袁绍妥协，还多次参与重大战役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的谋划，是曹魏最重要的谋士之一。
食人魔中的智者程昱
而毛玠曾经向曹操提出“奉天子以令不臣，脩耕植，畜军资”的政治构想，为曹操迎奉天子于许都打开了思路，后期毛玠主要掌管人才推举、选任，亦做出了诸多贡献，史载：“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以程昱、毛玠为典型兖州文臣，担任曹操时期的高级参谋和人事负责人，为曹魏争夺天下对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
其次是武力保障，以于禁为代表。
于禁作为曹魏的五子良将之一，虽然最终不能尽节，但不容忽视的是其在曹操创业之初做出的诸多贡献。于禁曾经跟随曹操征伐吕布、平定汝南黄巾、参与官渡之战和镇压昌豨叛乱，有勇有谋、经历丰富。尤其是在和张绣的战争中，面对青州兵的诬告能够不动如山，先整肃行营，击退追兵后再向曹操辩白，表现出了大将风范。
在张辽、徐晃、张郃等人还未加入曹操阵营时，作为兖州武将代表的于禁可谓是曹操阵营中首屈一指的优秀将领。
再次是人力资助，以李典家族为示范。
李典家族是兖州的地方豪族，在兖州有着较大的影响力，曹操能够在兖州得以站稳脚跟，除了自己的智力支持和武力保障，当地豪族的认可亦不容忽视。
李典家族自从父李乾、从兄李整再到李典，都为曹操根据地的巩固做出了巨大牺牲。在吕布袭击兖州时，李典从父李乾拒绝诱降而遭到杀害，从兄李整亦拼上性命追随曹操平定兖州。
官渡之战，李典家族承担了后方运输的重要作用，史载：“时太祖与袁绍相拒官渡，典率宗族及部曲输谷帛供军…”此外，李典家族曾经为曹操进行过人力输出，史载：“典宗族部曲三千余家，居乘氏，自请原徙诣魏郡…”。故而，曹操能够在兖州发展并时刻拥有充足的人力，兖州地方豪族——李典家族的人力资助非同小可。
不仅在曹操早期创业阶段，兖州文武提供了重要帮助，在曹操平定北方之后甚至于曹丕、曹叡朝，兖州文武仍然担任着重要的作用，典型的即出镇边境。
如李典、满宠曾经先后镇守过曹魏东线边境合肥，满宠还曾经代替曹休“都督扬州诸军事”并建立合肥新城。吕虔一度坐镇青徐，在曹丕朝“迁徐州刺史，加威虏将军”。
创业元老为何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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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兖州文武在曹魏发展建国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甚至于能够成为继谯沛亲族、汝颖奇士之后曹魏的第三股力量。但是，兖州文武在历史上却始终没有太大的存在感，后世提及兖州文武，大抵都是以个人为单位，很少以群体进行定义。
在笔者看来，兖州文武之所以如此，大抵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兖州文武的构成多元。
前文提及兖州文武组成既有寒门士子、底层官吏也有基层武人还有地方豪族，而反观谯沛亲族，主要以武将为主，汝颖奇士则以士族为主。
可以看出，谯沛、汝颖两大阵营的构成人员是高度同质的，因而也具有共同的利益目标。而兖州文武的构成多元，除了地域，难以构成一致的利益目标和集体诉求，因此，不容易抱团取暖。
第二，兖州文武的多数核心人物逝世较早。
根据《三国志》的记载，毛玠于年逝世；李典逝世时36岁，亦早于曹魏建国；程昱于年逝世；于禁于年逝世。
创业元老因各种原因早逝
除满宠和吕虔外，兖州文武的主要成员大多数都在曹魏建国或是建国之前去世，因此难以在曹丕朝和曹叡朝乃至更后的曹魏庙堂有突出表现。
因此，兖州文武虽然在曹操创业初期表现突出，但是终究难以跻身曹魏核心统治层。
公元年，毛玠因不满同僚崔琰之死遭人告发后被罢官，后逝世于家中。毛玠逝世，标志着兖州文武开始落幕。其后，李典英年早逝、于禁因襄樊战败被俘、程昱于曹魏建国当年去世，兖州文武大半凋零，失去了往日的辉煌。
公司转型抛弃了创业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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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十五年（公元年）春，曹操颁布了著名的求贤令，其中明确指出：“‘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求贤令集中表达了曹操“唯才是举”的用人主张。但是实际上此时曹操已经基本统一了北方，在笔者看来，这一时段发布求贤令的政治宣誓的意义要大于招纳人才的意义。
赤壁之战后，曹操集团内部的人才更新和流动是远不如曹操创业初期的。反观曹操在兖州的纳贤，其所招纳之人恰恰符合其将近20年之后颁布的求贤令的要求，如兖州文武中的程昱“性刚戾，与人多迕”，还有筹集粮饷时“杂以人脯”的恶名，而于禁亦是曹操拔于行阵之间的代表。
因此，虽然曹操颁布的求贤令和兖州纳贤时隔甚远，但是其用人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在笔者看来，兖州纳贤是曹操用人主张的具体实践，而求贤令则是曹操用人思想的理论总结。
曹操终其一生在对待人才上能够长期秉持“唯才是举”的主张，但是在北方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开始出现了矜骄的心态，爱才之心大不如从前。
在荀彧、崔琰事件以及称魏公、魏王后，曹操潜意识里领会到需要和强大的士族合作，有了妥协的倾向，但是在行动上却仍然有所抗拒。故而终曹操一生，在对待兖州文武境遇都还不错。
士族的力量得到曹操的尊重
到了曹丕朝，其试图和强大的士族合作，于是在用人上改变了曹操早年“唯才是举”的思想方略，在文官选任上，以强大的士族子弟为主；在军事上，用同姓亲族将领掌握兵权；并利用镇压利城叛乱和广陵观兵消弭地方豪族势力。三种方式似乎是处处针对曹操早年所提携的兖州文武的三种类型。
到了曹叡朝，曹魏统治者和强大士族的合作更加紧密，兖州文武自身也凋零殆尽，故而更没有什么表现的余地了。
因此，笔者认为兖州文武这一群体的兴衰过程能够印证曹魏用人的前后转变，曹操创业时期不拘一格用人，兖州文武的能力得以展现，因此出现了不少出身基层的优秀人才。到了曹丕、曹叡时期，曹魏统治层的用人观念发生改变，兖州文武既非同姓亲族又非合作对象，自然就淡出了曹魏统治层的视野。
创业元老的凄凉晚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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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州文武中，亦有极少数人见证了曹家三代的发展，满宠是典型的例子。在曹丕、曹叡朝，满宠主要扎根曹魏边境东线，表现较为突出。但是，后期曹魏的统治者对出身兖州文武的满宠态度十分模糊，有两个例子或可证明：
一是曹魏统治层对程昱和满宠二人的态度差别。
《三国志程昱传》记载，曾经“人有告昱谋反”然而太祖赐待益厚。”可见，曹操对兖州文武中的程昱给予了高度信任。而《三国志满宠传》中记载“初，宠与（王）凌共事不平，凌支党毁宠疲老悖谬，故明帝召之。”这里曹叡对满宠的信赖程度就远不如曹操对程昱。
且前者程昱被告谋反，而后者满宠只是被告无能，两者之间的差别较大。满宠和程昱同是兖州纳贤时加入曹操阵营，而从曹操到曹叡，曹魏统治层对兖州文武的信任却日益削减。
二是从祀曹操太庙的人员名单。
从《三国志明帝纪》和《三国志三少帝纪》中所整理出来的从祀曹操太庙的人员一共有五批，分别是：
第一批，青龙元年（公元年），“诏祀故大将军夏侯惇、大司马曹仁、车骑将军程昱于太祖庙庭。”
第二批，正始四年（公元年），“诏祀故大司马曹真、曹休、征南大将军夏侯尚、太常桓阶、司空陈群、太傅钟繇、车骑将军张郃、左将军徐晃、前将军张辽、右将军乐进、太尉华歆、司徒王朗、骠骑将军曹洪、征西将军夏侯渊、后将军朱灵、文聘、执金吾臧霸、破虏将军李典、立义将军庞德、武猛校尉典韦于太祖庙庭。”
第三批，正始五年（公元年），“诏祀故尚书令荀攸于太祖庙庭。”
第四批，嘉平三年（公元年），“有司奏诸功臣应飨食于太祖庙者，更以官为次，太傅司马宣王功高爵尊，最在上。”
第五批，景元三年（公元年），“诏祀故军祭酒郭嘉于太祖庙庭。”
从五批名单上看，从祀曹操太庙的人员名单上看，前两批存在曹魏同姓亲族将领、兖州文武再加汝颖士人集团等，人员组成还算多元，而后三批补充的人员，其构成就相当一致了。
另从满宠的角度看，满宠卒于年，公布第一批从祀人员名单时，满宠尚在人世。但是到了之后，历史上评价“立志刚毅，勇而有谋”且在曹丕、曹叡朝坐镇东南、屡次击退孙权的满宠却没有入选，如果说第二批是考虑到其他兖州文武的名额姑且能够说得过去，但是第三批、第四批、第五批从祀人员名单也没有出现身为兖州文武的满宠的名字。
最后的创业元老满宠
这里笔者猜测，后三批从祀曹操太庙的名单大抵是考虑了人员的出身，加大了汝颖士族及其统一战线士族的比例，而出身兖州文武的满宠虽然经历老、功劳多，却自然不在考虑之内了。
因此，兖州文武从祀曹操太庙的前后变化，亦可见当时把持曹魏政权的统治者在用人思路上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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