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还在睡梦中，就接到新媒体联盟给我打电话，说发生了一件不得了的事情，叫我赶紧看看。原来是认证为“中共襄阳市委宣传部”的 近日，从“中国·南阳诸葛亮文化旅游节组委会”了解到，为进一步弘扬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伟大精神，学习诸葛亮勤政廉政思想，中共南阳市委、南阳市人民政府决定于9月28日一10月7日在南阳卧龙岗武侯祠隆重举办“中国·南阳诸葛亮文化旅游节”。
然而节还未办，隔壁的“老宋”竟然跳出来说“咱们襄阳的活动怎么跑别处办去了”。先不说襄阳举办这样的活动有没有群众基础，有没有事实依据，公开对别的城市举办旅游活动指手画脚真的好吗？这手未免伸的有点长了。
据悉，年以来，南阳市已成功举办了十届诸葛亮文化旅游节，形成了诸葛亮文化品牌，成为推介和展示厚重文化南阳的重要窗口，并成为宣传卧龙岗武侯祠及诸葛亮文化的有效平台，受到海内外的广泛 在“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大背景下，争夺名人故地已成为当今一道特殊的风景。从中华始祖皇帝到思想之尊老子，从文人李白到武将赵云，各地名人争夺战此起彼伏经久不衰。而综观这些数量众多的名人故地之争，发端于南阳、襄阳之间的“诸葛亮躬耕地”争论，其持续时间之长、参与民众之广、社会影响之大，可谓无出其右者。千年未解的诸葛躬耕之谜，恰如其充满玄机的八阵图，在两地之间越争越复杂，民众则越看越困惑。
而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数次争论，则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政府从幕后走向了前台，在争论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从而使得争论的学术氛围渐失，利益驱动明显。从“邮票门”、“教科书门”，到“广告门”、“电视剧门”，几乎每一次争论的至始至终，地方政府都不再是甘居幕后，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而是赤膊上阵，冲锋在前，不达目的不罢休。
政府主动参与竞争也并非一无是处，至少它可以加大研究力度，吸引更多的 这种“不正常”文化研究在历次争论中几乎已成为“常态”。两地争论中襄阳选择了走“上层路线”，并且已不仅仅依赖于学术路径，甚至将学术置于一边，只做不说。比如，致力于襄樊市的更名，以及在高校设立“孔明学院”等，在舆论高层造势；当地教育局长、甚至市长亲自跑人教社，取得教科书优势；在中央电视台等权威媒体做广告，更是占据宣传优势，产生了先声夺人的社会效果等。
种种迹象表明，当前争论已游离于学术之外，体现了浓重的政府色彩，从而使争论参杂入过多的利益诉求，偏离了正确的指向。这不仅是学术领域的不和谐音符，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倘若由此违背了学术本意，甚至得出逆于史实的结论，则不但是政府之失，更是学术之悲。
强势的襄阳与弱势的南阳
通过这些“学术之外”的工作，襄阳处处锋芒毕露，逐步占据了优势，在躬耕地之争中获取了更加主动的位置。有南阳网友如此总结近年来的南襄躬耕地之争：襄阳方面始终高度重视，次次主动出击，基本实现了“完胜”；南阳方面则一直盲目忽视，处处被动应战，最终遭遇了“完败”。这样说虽显偏颇，却不失形象生动。
与南阳相比，在争夺与打造“诸葛亮躬耕地”这个文化品牌上，襄阳的强势之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领导重视，在“修改教科书事件”中，襄阳市长亲赴北京做工作，并由此感动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相关领导，在新版教科书中，顺利实现了有利于襄阳的相关修改，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二是政府运作，比如在“邮票发行地事件”中，为了争得学术高层的支持，营造对自身有利的舆论氛围，襄阳方面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在北京、上海、四川、湖北，一口气开了四个全国学术会议，倘若没有政府在背后的强力运作，这显然是很难做到的；
三是整体规划，不仅将隆中景区的发展，作为旅游规划的主打，甚至将其纳入襄樊市的十一五整体规划；
四是长期坚持，早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的襄樊市就制定出了隆中景区宏大的发展规划，历经多届领导而毫无变化，始终一以贯之长期坚持，在当今这个浮躁多变的时代，能做到这一点实在难能可贵。
正是在这样的强势运作之下，襄阳市不但占据了学术高地，赢得了舆论优势，更在发展现实中赚足了人气，营造了有利的社会氛围，获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与此同时，南阳则尽显弱势与被动。现实中的南阳，不但在每一次争论中总是疲于应付，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更重要的是，由于长期忽视文化遗迹方面的开发与保护，很多原有的优势已逐步弱化乃至丧失殆尽。比如，襄阳古隆中景区近年来一再增修，面积不断扩大，景点日益增多，相关保护与发展蒸蒸日上，而南阳武侯祠，则多年来几乎毫无变化，以至给游客以衰落破败之态。再如，当襄阳将泥嘴镇改为卧龙镇，为未来布下更多诸葛元素时，作为躬耕地的标志性品牌，曾经引以为豪的南阳卧龙岗，却已被隆隆的铲车推平，为繁华的街道、一栋栋高楼所覆盖，甚至连一些地地道道的南阳人，也找不到昔日卧龙岗的龙脉所在了。
当襄阳在千方百计挖掘、甚至制造文化古迹时，南阳方面却对这方面的宝贵资源无视、乃至破坏掉，双方此消彼长，差距日渐拉大。从这个角度讲，在这场南襄诸葛亮躬耕地之争中，与其说襄阳战胜了南阳，倒不如说是南阳自己打败了自己。
有人说，这是因为南阳作为历史名城，文化底蕴太丰厚，遗迹古迹太多。比如，仅从历史名人来看，当地除了智圣诸葛亮，还有商圣范蠡、科圣张衡、像医圣张仲景等，富有则不知珍惜。不像襄阳，除了诸葛亮这张王牌之外，再无好牌可打，自然要倍加珍惜。
这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半：襄阳重视诸葛亮品牌，也许确是因其“名人资源”稀少，但反观南阳的忽视，则绝非因为“资源”丰富那么简单，一个最直接的证据是，南阳以上那么多名人牌，当地忽视了诸葛亮又重视了谁？哪一张牌打出效益、打出成绩了呢？没有。诸葛亮眼看要被别人争去了，这才感到心疼；其他名人因为没人来争抢，因而既没有心痛的感觉，也无可能失去的危机意识，充分重视利用也就无从谈起。
“靠运作”改变不了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事实
虽然襄阳在诸葛亮躬耕地研究中看起来暂时处于领先，但是这种“靠运作”的学术研究偏离了学术研究的初衷，在数十年后，民众终将觉醒，溯本清源。八大证据力证诸葛亮躬耕于南阳。
证据之一：《三国志》正史记录
正史《三国志》记载了诸葛亮上疏后主的《前出师表》，在此文中，诸葛亮表述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这一段话的意思是：我本是一个平民百姓，在南阳自耕自食，只希望在乱世中保全性命，不求在诸侯面前闻名显达。先帝不嫌弃我身世低贱，竟屈驾相访，向我征询天下大事，这使我很受感动于是答应为先帝奔走效劳。这一段话出自诸葛亮给后主的奏章中，可称为第一手材料，是无可非议的，因而，它是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最可信的证据。
证据之二：诸葛亮在《黄陵庙记》中自述在南阳躬耕
在《诸葛亮集。文集.黄陵庙记》一文中，诸葛亮说：“仆躬耕南阳之亩，遂蒙刘氏顾草庐，势不可却，计事善之，于是情好日密，相拉总师。
黄陵庙位于长江西陵峡南岸，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汉献帝建安十九年(公元年)，诸葛亮奉命领兵进军益洲，船队进到西陵峡，他登岸看到一座断壁残垣的古庙，原来是祭祀禹王和神牛的庙宇，由于年久失修，以致如此。诸葛亮感慨万千，即派人“复而兴之，再建其庙号”。庙宇建成后，即撰写了《黄陵庙记》，并刻碑铭记。在碑文中，诸葛亮说了上述的那一段话，即“我在南阳躬耕着田地，承蒙先主刘备三顾草庐访我....。.”这一段话同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所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是一致的，因而，这也是诸葛亮躬耕南阳最可靠的证据。
证据之三：隋开皇“断石幢”称孔明居南阳躬耕
《中州杂俎》记载，诸葛亮“又尝居叶县之平山下，现存隋开皇二年断石幢云：‘此地有诸葛之旧坟墟，在高阳华里。’今山下少西有诸葛庙，东金鸡冢，疑冢即孔明父祖葬处。盖孔明琅琊避地而西，自其父祖已然，其居南阳则自孔明始也。此断石幢既为隋时物，则去三国时未远，言必得其真，故而书之。”
据《叶县志。陵墓》称：“开皇断石幢系明代叶县县令牛凤在《改正诸葛武侯祠记》石碑中所记”。今平顶山卫东区妇幼保健站有诸葛庙遗址，东有诸葛庙街，《改正诸葛武侯祠记》的石碑，竖立在妇幼保健站院内，至今保存完好。
由上文可以看出，诸葛亮的父辈(也可能是叔父)避地而西，曾迁徙南阳叶县之平山下居住，其父辈死后，诸葛亮即移居南阳躬耕。
证据之四：晋代诗画石称颂诸葛亮躬耕南阳
清朝末年，南阳方城拐河镇群众，在沣河淤沙中发现一块晋代诗画石，上半部刻有《诸葛武侯躬耕歌》，下半部刻有诸葛亮画像。该诗画石现保存在拐河镇高中院内。
《躬耕歌》共30句、多字。躬耕南亩乐如何？吃也靠着，穿也靠着，力勤粪多做生活；麦也添多，谷也添多，耕三余一要斟酌；丰也不错，凶也不错。其落款为：晋永和三年岁次癸亥秋月谷旦，尚书仆射和浴手敬书。
《躬耕歌》文词朴实无华，雅俗共赏。蕴含着博大精深的哲理，闪烁出诸葛亮的高风亮节，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史学价值。一是此文形成的年代久远，与三国相近；二是系东晋名宦顾和手书，有较高的声望；三是出土在南阳，且至今保存完好。这对诸葛亮躬耕南阳又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证据之五：“三顾桥碑”证明刘备“三顾茅庐”发生在南阳卧龙岗
刘备三请诸葛亮是妇孺皆知的历史故事。那么，这个故事究竟发生在哪里？这是与诸葛亮躬耕地密切相关的问题。
《三国志。诸葛亮传》曰：“时先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
刘备屯兵新野的时候，徐庶向刘备推荐了人喻为“卧龙”的诸葛孔明，于是就发生了“三顾茅庐。
三顾茅庐”具体发生在哪里呢？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说得很清楚，“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驾，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古今图书集成》“南阳府”古迹部分曰：“诸葛庐，府城西南七里卧龙岗，昭烈三顾处，有词，春秋祀焉。
刘备当年屯兵新野，来南阳卧龙岗“三顾茅庐”，必经梅溪河桥。该桥原本是一座极普通的小桥，因刘备“三顾茅庐”时经过此桥，世称三顾桥，至今约有年历史。清代在旧桥的基址上修建为石板桥，年由于城市扩建，又将此桥改修为水泥结构的拱券桥。
“三顾桥”在历史文献中屡有记载，如：康熙壬辰年编修的《龙岗志》中云：“三顾桥在南阳府城外西南三里许，离卧龙岗亦三里许，汉昭烈帝三顾草庐经此，因名。”令人惊喜的是年元月6日，在卧龙区棉花加工厂院内的建筑垃圾中发现了一块“三顾桥”残碑。碑文曰：三顾口更有义焉，三顾者昔刘主顾草庐而谒诸葛者也，后来汉室所由兴亦始，不假此桥谒诸葛之路乎，虽谓先人之遗迹，即今人往来所利便也。但历年久远，倾危将至，谁忍坐视不为之此乎，口口是桥修以流芳于不穷。此碑虽残，发现于卧龙路三顾桥之侧，已显露出的部分碑文足能说明问题，具有重大的历史和文物价值。
三顾桥残碑是南阳诸葛亮研究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它确凿无疑地证明，历史上的“三顾桥”确实存在，它用实物证明了刘备“三顾茅庐”就发生在南阳卧龙岗。进而为诸葛亮自述“躬耕于南阳”提供了实物佐证。
证据之六：晋李兴撰《祭文》在南阳祭祀诸葛亮。
西晋惠帝时，为纪念先贤，曾命令镇南将军荆州刺史刘弘与李兴一起到诸葛亮故宅祭祀。为此，李兴写了一篇《祭诸葛丞相文》，祭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此事发生在晋永兴年间，当时，镇南将军、荆州刺史刘弘驻节宛城，李兴是刘的参军。李兴为刘弘代写了《祭诸葛丞相文》，他们是在沔北南阳某地举行祭祀诸葛亮的活动。然而，“襄阳说”抓住这篇《祭文》断章取义，认为“于沔之阳”就是在襄阳诸葛亮故居。其实，这是误解，古时人们俗说“山南水北谓之阳”，此处说的“于沔之阳”，是指在沔水以北南阳某地举行祭祀活动，并不是沔南的襄阳故宅。
证据之七：黄权在南阳卧龙岗建庵祭祀诸葛亮
亮初亡，人们怀念其功德，“遂因私祭之于道陌上”，随后，步兵校慰习隆、中书郎向充等共上表，求立庙“断其私祭，以崇正礼”，后主乃从之。黄权则是最早在南阳卧龙岗建诸葛庵祭祀的人。
黄权，字公衡，巴西阆中人。刘备袭取益洲后，任用其为代理偏将军，刘备为汉中王后，任权为治中从事。刘备在蜀称帝后，欲报荆洲失守、关羽被杀之仇，将伐东吴，黄权竭力劝阻，但刘备不从，一定要率兵亲征。任命黄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军以防魏师。后来，伐吴果然失败。黄权因“降吴不可，还蜀无路，故而降魏。先主叹曰：“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黄权与刘备及诸葛亮有着浓厚的感情，尤其对诸葛亮十分佩服敬仰。他经常在魏国官僚中称颂诸葛亮。司马宣王曾给诸葛亮写信说：“黄公衡，快士也，每坐起叹述足下，不去口实”。当权听到故国丞相诸葛亮去世的消息后，不胜悲痛，即和南阳同乡人在诸葛亮躬耕过的卧龙岗，修建了一座诸葛庵，因时节进行祭祀活动。
证据之八：诸葛亮为其弟在南阳娶妻
《诸葛武侯集》注引《诸葛氏谱》称：“亮为弟均，取南阳林氏女为妇，期年，生子名望。”
清康熙五十五年(公元年)立于山东临沂访坞村的《诸葛氏祖碑文》》载：“我葛氏家琅琊，迁于南阳，食禄为诸，以官为姓。”
现存的《琅琊郡全裔堂诸葛氏宗谱》称：“亮生于琅琊，迁居南阳，官于西蜀。”该宗谱还：“诸葛亮次孙诸葛京次子(诸葛)冲携眷复归故里，又还琅琊。”
来源：河南新闻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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