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公元年），刘备自封汉中王之后，擢升关羽为前将军。未几，关羽自江陵启程，挥师北伐襄樊。此役中，关羽起初战胜曹操麾下曹仁、于禁二将，重挫曹军，且将襄阳、樊城合围，一时声震华夏。然而紧接着，吕蒙趁关羽北伐、荆州防务空虚之机，攻占了荆州。关羽获此讯息后匆忙撤军，途中因多数士兵的家眷为吴军所俘，导致军心离散而溃散奔逃，关羽亦由此兵败遭擒，最终罹难。
荆州之失对蜀汉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此不仅使刘备折损近乎半数之地盘，况且荆州于诸葛亮《隆中对》里，乃北伐中原的关键起点，如此一来，《隆中对》全然丧失了施行的可行性。其后刘备为收复荆州、替关羽复仇而出兵攻吴，却于夷陵战败，蜀军再度遭受重创，精锐近乎损耗殆尽，实力大为削弱。故而荆州之失守通常被视作蜀汉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这与关羽北伐襄樊致使荆州空虚密切相关。
然而，关羽出师北伐的具体缘由在史书中未予详述，故而一直以来存有诸多揣测。例如当下网络上部分人觉得，关羽是鉴于在刘备夺取益州及汉中两场战役中均未建功，为证实自身能力而擅自发起北伐。接下来，我们依据史书里的记载加以剖析，探究关羽究竟缘何率军北上。
首先来讲，关羽自行北伐的可能性较小。
刘备在称汉中王之后，将关羽封为前将军，并授予其假节钺之权。于汉代，“假节钺”表明君主亲至，的确拥有直接指挥军队、发起战争的权力。然而东汉末年战乱频仍，各路诸侯对军权皆极为看重，断不会轻易让属下自作主张，而是自行掌控。故而“假节钺”通常仅象征荣誉，不再如往昔般权力甚重。
并且关羽虽未于益州、汉中之战建树功勋，然而刘备入川后，为谋取益州、汉中，自荆州抽调诸多精兵良将，致使荆州留守兵力稀缺。关羽于兵力不足时确保荆州未失，实乃大功一桩，全然无需借北伐来证明自身。况且关羽向来对刘备忠心不二，断不可能因一己之私挑起这般大规模之战事。
故而关羽不太可能私自出兵北伐。
其次，就刘备集团的其他军事行动而言，关羽理应是奉令攻打襄樊，以此为之后的大规模北伐进行筹备。
据《三国志·刘封传》所述，于关羽北伐之际，刘备令宜都太守孟达自秭归出兵，向北攻克房陵郡，并斩杀房陵太守蒯祺。其后，孟达再度向上庸进军，因刘备担忧孟达兵力匮乏，遂命刘封自汉中顺江而下，与孟达一同夺取了上庸、新城等地。
命达自秭归向北进击房陵，房陵太守蒯祺为达之兵所害。达欲进而攻上庸，先主暗自担忧达难以独当此任，遂遣封自汉中沿沔水而下统领达军，与达于上庸会合。
孟达起初麾下有两千士卒，其后刘备又把法正麾下的两千人交由他统率，至此孟达拥兵四千。至于刘封所率这一路蜀军的兵力，史书中未作记载。然而，既然《三国志》称刘封是去“统达军”，那就意味着其担任主帅，所率兵马至少应与孟达持平，或许还更多。故而刘备为攻取上庸，出动的总兵力约在一万人上下，数量众多。
庸地处于汉中东北部，大致为当下湖北竹山县的西南部。此地多为山区，土地贫瘠，人口稀少，经济价值甚微。然而，从此处出发能够径直抵达曹操所占据的荆州北部的宛城、襄阳、樊城等地，乃是连接汉中与荆州北部的交通枢纽。由此可见，刘备此般作为，显然是旨在打通汉中至荆州北部的交通线路。
另一方面，刘备撤离汉中之际，委任魏延出任汉中太守，原本众人皆以为会留驻汉中的张飞，却被遣至阆中。自阆中启程，向北经米仓道可达汉中，往东经江州便能抵达荆州。张飞乃刘备麾下仅次于关羽的猛将，刘备将其置于此地，显然意在必要时驰援荆州。
刘备的一系列举措显示，其在夺得汉中之后，逐步把军事重点转向了荆州方向。故而关羽北伐襄樊，想必是奉刘备之命。
诚然，鉴于汉中之战落幕未久，刘备自身折损颇重，尚无实力大举北伐，且荆州兵力有限，他遣关羽北上，想必只是一场目标有限的军事之举。或许旨在牵制屯驻宛城的曹仁，为刘封、孟达攻取上庸创造契机，亦或为试探性北伐，以作日后军事行动之参照，原本难以为继。
然而无人曾料想，关羽北伐襄樊竟能接连击败曹仁、于禁两位大将，水淹七军，致使曹操严重受挫，襄阳、樊城看似即刻便能攻克，诸葛亮于《隆中对》中所提及的一旦天下有变，一路自荆州攻向宛、洛，刘备自益州进击秦川的谋划仿若即将实现，正因如此，此次北伐短期内难以终结，从而给了吕蒙乘虚而入的机会。
故而全面考量关羽北伐襄樊之举，想必是源于刘备的指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