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现代人“穿越”回元朝，一定要想好当什么人。在那个等级分明的社会里，不同人有截然不同的命运。《世界征服者史》、《史集》、《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多桑蒙古史》等多部史书中，均记载了这么一段轶事，让你对此有所了解：
从汉地（原作契丹，即北中国）来了一班戏子，在元太宗窝阔台面前演傀儡戏。戏中角色有各个国家的人。其中有一位老人，长髯，缠着头，被系在马尾上拖着走。窝阔台忙问此是何人，答曰一个叛乱的穆斯林。窝阔台一听，立即下令停止表演，并命人从宝库中取出从报达和不花刺等地运来的金银珠宝、阿拉伯马及其它珍贵物品，同时又取来一些汉地货物。
皇帝说：“最穷的大食穆斯林也有几个汉人奴婢，可没有一个汉人大官拥有一个穆斯林俘虏。这就是造物主的智慧，他知晓世上各族人的等级和地位。这也符合成吉思汗制定的法律——一个穆斯林的命值四十巴里失（指金锭或银锭），而一个汉人的命仅值一头驴子。所以你们怎么能拿穆斯林当笑料呢？你们的行为本应受到惩罚，但这次就饶了你们，走开吧，以后再不许这样做了。”
在这起事件中，窝阔台抬高回教徒、压制汉人的做法，可谓十分“赤裸裸”。而在国家政策上，蒙元帝国为了维护对广大汉人的统治，不惜采取民族分化政策，把国人分为四等：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回回人属于色目人这一等级，并且在31种色目人中文化程度最高，有时，元人甚至把回回人当作色目人的统称。
大元帝国对回回如此偏爱，实在是个耐人寻味的现象，而这种现象也并非毫无意义，它至少为中华大地再添了一个新民族——回族。
从俘虏到将军
蒙古人为何偏爱穆斯林？故事要从头讲起。
公元年至年，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们开展了人类史上的一项壮举——西征。蒙古铁骑以摧枯拉朽之势一路向西，攻城略地无数。而据说每破一处城，他们的善后方式都极其简单粗暴——屠城。
不过蒙古兵的快刀下也有人留下。公元年，成吉思汗攻下中亚的花剌子模后，即命技师工匠单独聚在一起，愿意投降的人一律免除死罪，遣送蒙古。攻下撒麻耳干城，又取工匠三万人，赏给他的儿子妻子和大将们。公元年，攻下玉龙杰赤时，除了将10万工匠遣送到蒙古当奴隶外，居民统统杀死……
蒙古人生产力低下，缺乏工匠，因此他们所需要的手工业品，主要靠外族人提供。在中亚诸国，穆斯林工匠闻名世界，宋人徐霆即道：“回回百工技艺极精，攻城之具尤精。”所以在西征过程中，大批穆斯林因为一技之长而幸存，并随大军一路东迁，最终来到后来的蒙元帝国。
穆斯林的百工之中，最厉害的要数“攻城之具”。当蒙古人远征波斯时，发现当地有一种威力无敌的大炮，炮身是木头所做，所用弹石重达一百五十斤，射程近四百米，落地时能砸地七尺深。这就是后世闻名中外的回回炮。
元世祖忽必烈登上皇位后，对南宋展开大举讨伐，却在襄阳、樊城遭到十分顽强的抵抗。襄樊战役始于至元五年（年），但迟迟不得突破。据《元史》载，至元八年（年），忽必烈遣使波斯，向宗王阿不哥征调回回炮匠能手，希望能借其高超的技艺，制造出攻城利器。
接受这项使命的，是西域人阿老瓦丁及其弟子亦思马因。二人千里迢迢举家迁往元大都。第二年冬天，他们的大炮研制成功，并奉旨在大都五门前试射。这种用力省而威力大的巨石炮，让忽必烈十分满意，遂厚赐二人衣物、绸缎，并命他们带着回回炮赶赴襄阳前线。
至元十年（）正月，回回人新研制成功的巨炮对准了襄阳城的东南角。这个位置，是亦思马因在细心观察襄阳地形后做出的选择。结果大炮一发，一炮就射中了襄阳谯楼。关于当时此炮惊天动地之效果，《元史》里不惜笔墨：“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声如雷霆，震城中。”……于是城中大乱，不少人偷偷溜出城来投降。宋将吕文焕见大势已去，也只得纳城归顺元军。波斯史家拉施特的《史集》也记载了这一转折性的战役，并指出参加这次战役的还有三位大马士革回回炮手，他们是阿布伯克、伊卜拉欣和穆罕默德。
可以说，正是回回炮一声炮响，敲开了襄阳城的大门。而襄阳城破，南宋之亡指日可待：至元十一年(年)，元军渡长江，阿老瓦丁以回回炮助战。亦思马因的儿子布伯也随军渡江，并在长江北岸布置炮阵地，打得宋军舟船尽没。至元十二年(年)，元军攻常州，也是用回回炮打城，据说曾让“寺观楼阁，尽为之碎”……回回炮之威力，让南宋王朝恐惧和羡慕，朝廷遂下令边郡仿造回回炮，无奈大势已去，败局终难挽回。
可以说，在元灭南宋的关键性战役中，回回炮功不可没。元帝国甚至设立“回回炮手军匠上万户府”，秩正三品，专管回回炮手和军匠。
回回人不仅能造大炮，打仗也十分了得。东迁的回回人中，不少人以军士身份参加了蒙古统一中国、征伐亚洲的战争。讨金、并夏、降大理、灭南宋及征安南、日本等等，均有大量回回军士的身影，其中一些人以赫赫战功获得高官显爵。比如回回人札八儿跟随成吉思汗出生入死，灭王罕，平西域，更曾独率亲军，夜袭金人，使得金中都大乱，迁都汴京。于是札八儿被授予黄河以北铁门以南天下都达鲁花赤的要职。
凭着高超的技艺和战斗力，原本作为元军俘虏的回回人，渐渐成为蒙元军队的重要组成力量。
回回巨商的海上事业
元至元十三年（南宋景炎元年，公元年），又一位回回登上了历史舞台。他叫蒲寿庚。这一年冬，他叛宋降元，极大的影响了蒙元帝国的历史进程。
综合史料记载可知，蒲寿庚先世是侨居占城的阿拉伯商人，南宋前徙居广州，总领诸蕃互市。后来因为战乱，蒲氏家族家道衰落，蒲寿庚的父亲便迁居泉州，以经营香料为生。蒲寿庚从小耳濡目染，极具商业天赋，成年后经营海上贸易，很快便拥有了大量海舶，成为泉州首屈一指的大海商。当时南宋政权正值内外交困之际，统治者希望能从海外贸易中增加舶税，以维持庞大的支出。于是约在宋理宗淳佑五、六年间(一年)，蒲寿庚被任命为泉州市舶使，从此提举泉州市舶司，管理着泉州诸港的海外贸易和有关事务。
此后，蒲寿庚一路官运亨通，风光无限。景炎元年(年)，他升任福建招抚使，却逢天下大变，元军攻下临安（今杭州），南宋恭帝降元。忠于宋廷的大臣们不甘亡国，遂护送宋恭帝的哥哥、年仅7岁的益王赵昰逃到福州，拥立为帝，是为端宗。是年十一月，元兵又攻破福州，小皇帝和他的一班大臣们只得逃入海上，往着泉州方向前进。
据《宋史》记载，当宋帝的舟船来到泉州时，蒲寿庚前来拜见新帝，并恭请皇帝暂驻泉州，不想被大臣张世杰一口拒绝。这时，有人认为回回豪商蒲寿庚难以驾驭，应扣留蒲寿庚，使蒲无法控制自己的大量海舶，张世杰不听，把蒲放了回去。不过转眼间张世杰又因舟船不足，掠夺蒲寿庚的舟船和货物。蒲大怒之下大开杀戒，血洗宋宗室、士大夫和淮兵，和宋廷彻底决裂。端宗无法在泉州立足，只得仓皇逃往潮州。同年十二月，蒲寿庚投降元朝。
按照《宋史》的说法，蒲寿庚叛宋，很大原因是张世杰处事不当所致。不过也有史料指出，蒲寿庚早有贰心，当皇帝驾临泉州时，他竟“闭门不纳”或“闭门拒命”。
无论历史的细节是怎样的，结果只有一个——蒲寿庚叛宋降元。而这一变局的后果，则是蒙元政权获得了梦寐以求的海师。
自蒙古起兵之日起，无论是西征还是南侵，基本上都是陆上作战，没有海军可言。因而当元军攻破临安后，南宋残部才可护送着小皇帝从海上南逃，先福州，后泉州，再潮州。元军没有海船，无法在海上展开追击，只得望洋兴叹。而蒲寿庚一降元，元军便有了大量的海舶可调，大元帝国的海上之师遂正式成形。而有了泉州这个造船基地，元军还能不断扩大海师。至此，海上主动权落入元军之手，元海军一路追击南宋残部，直至崖山海战，终令南宋最后的势力烟消云散。
蒙古皇帝的实用主义
回回商人蒲寿庚被后世视为南宋叛徒，但他的确是元统一中国的功臣。而他对大元的功劳还不止于此。降元以后，蒲寿庚便为大元的海外贸易操起了心：从市舶司的建立，到制定《市舶条例》；从奏请皇帝册封海神妈祖，到鼓励人们海上航行，都是蒲寿庚苦心谋划的成绩。于是大元帝国刚统一中国，便赢来了海外贸易兴盛的大好局面。
蒲寿庚的成功，可谓是宋元鼎革之际回回商人的一个缩影。
早在唐宋时期，中国和阿拉伯帝国就建立了良好的通商关系。大批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来到中国，居住在各个通商口岸，从事商业贸易，其中一部分人更是留在中国，成为后来回回民族里的一部分祖先。
当蒙古西征，中国和西亚诸国同属一个蒙古帝国时，回回商人的生意做得更加畅通无阻。元代文学家许有壬在《西域使者哈只哈心碑》里记道：“我元始征西北各国，西域最先内附，故其…大贾擅水陆利，天下名域巨邑，必居其津要，专其膏腆。”也就是说，当时的回回商人在中外各个贸易要地都占据了重要位置。正因为有实力，回回商人才能在宋元鼎革之际，给政局以巨大影响。不少回回商人如蒲寿庚一样选择投靠蒙古人，从而被蒙古人委以重任。
更重要的是，与轻商的中国历代王朝不一样，蒙元帝国十分重视商业。元初，蒙古人生产力十分低下，不擅长农业，也不懂商业，甚至不知赋税与理财为何事，他们真正擅长的只有畜牧业，故而十分依赖商人。元朝建立后，为了扭转连年战火造成的国库空虚，遂从商业上下手，把金、银、铜、铁、盐、茶、水银、矾、铝、锡、酒、醋以及对外贸易统统收归国有，由政府专营。然而大权在握却不会做生意，就不得不招徕商人经营，政府从中抽利，于是许多善于经商的回回商人便与官府合伙，为蒙元帝国积累了巨额财富，并把持了元朝的海外贸易。
回回商人如此能干，自然要受到大元帝国的优待。早在元初，回回商人就不用纳税，他们中有一部分人还承包商税，扮演了亦官亦商的角色。据学者杨志玖等人的研究，回回人在元代基本上或长期享有免除差役的特权，而且长期享有免交包银的待遇……这无疑为回回商人提供了一片自由自在、大有可为的天地。
不止商业，高超的科技和文化艺术，也是回回人在蒙元帝国生存的资本。成吉思汗西征所灭的穆斯林国家，有的原是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比如花剌子模、报达国(巴格达)、苫国(叙利亚)、京城大马司(大马士革)等等，大都刚经历了一个辉煌灿烂的阿拉伯文化时期，拥有深厚的科技与文化积淀，这对于落后的蒙古人来说，十分具有吸引力。
法国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LeBon）曾评价：“蒙古人敬重科学家，不亚于塞尔柱人。公元一二五九年，旭烈兀汗曾召阿拉伯最优秀的科学家到他的宫廷去，并且在麦拉额建立了一座伟大的模范天文台。旭烈兀汗的哥哥忽必烈，曾将巴格达和开罗两城的科学家所著的天文学书，传入他所征服的中国。现在我们知道，中国的天文学家特别是郭守敬，曾由那些天文学书中获得他们的天文学知识。”
的确，与中国历朝统治者不一样，落后而谦虚的蒙古统治者更加务实，他们对商业、手工业、科学技术等采取前所未有的重视态度，这与儒家社会重农抑商、君子不器的价值观迥然不同。而在这些领域，回回人往往拥有骄傲的天赋和资本。所以他们在大元帝国“混”得不错，就是自然而然之事了。
当回回人走向政坛
强大的经济基础，必然奠定优越的政治地位。回回人中的佼佼者开始走入宫廷，理国财，收国税，参与宫廷事务。元世祖忽必烈时期的阿合马，就是一位炙手可热的理财高手。
忽必烈初登大宝时，因为统治重心南移到汉族地区，遂大用汉人，学汉法，治理汉地。不过他一心重用的平章政事王文统后来参与叛乱，深深的打击了这位新君。于是忽必烈开始考虑重用色目人尤其是回回官吏。更重要的是，当时忽必烈面临着与南宋的战争，开支浩繁，富国的渴望十分强烈。于是阿合马就顺理成章地登场了。
阿合马是中亚费纳喀成(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塔什干西南、锡尔河右岸)人。根据波斯史家拉施特的《史集》等记载推测，他出身寒微，只是一介平民，很可能是一位商人，在成吉思汗西征时被俘。但他与忽必烈后来的妻子察必皇后一家过从甚密，于是在察必嫁给忽必烈时，阿合马以陪嫁人的身份一同入宫，得以有机会亲近未来的皇帝。
忽必烈继位不久，阿合马就被任命为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中书左右部是中书省下的属部，左管吏、户、礼三部，右管兵、刑、工。都转运使则是各路转运司的总长官，管领各路钱谷、盐铁等事。这样一来，阿合马已总管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事务了。新官上任后，阿合马即为元廷敛来第一笔财富。忽必烈大喜之下，又为阿合马升官加薪，提升他为中书平章政事，即宰相，并兼管国家财政。
阿合马到底有何能耐呢？综合各家史书记载，阿合马的理财大计，主要包括以下几项：兴铁治、开矿产以给国用，增盐税及茶叶专卖，括户口以防隐漏逃税，官卖铁铜器以取利等等，总之，以“富国”为第一目标。这样的理财措施，在短期内为大元积累起巨额财富，却招来“与民争利”的指责。比如当时的文臣张文谦就弹劾阿合马道：“阿合马当国，榷民铁为农器，厚其值以配民。”官铸农具卖给农民本无不妥，但任意抬高它的价格就的确是与民争利了。
不过客观的说，与民争利有时乃情势所迫，因为忽必烈的开支实在惊人——一方面要对南宋作战，一方面要应付宗室的侵扰和威胁，后来又要东征日本，西伐缅甸，连年用兵，耗费巨大。而且按照蒙古制度，对宗室诸王、后妃公主以及勋臣，皇帝每年都要例行赏赐，称为岁赐，所费不菲。这一系列巨大的经济缺口需要填补，阿合马也只有广开财路、多方搜刮了。为此，他曾上奏忽必烈，劝皇帝节省开支：“国家费用浩繁，今岁自车驾至都，已支钞四千锭，恐来岁度文不足，宜量节经用。”而据《元史》等正史记载，阿合马也曾有减免赋税的措施，尤其是在地方遭遇天灾之际，只是这方面的作为被时人和后世忽略而已。
总之，阿合马的理财手腕和成就，对元朝消灭南宋、统一全国起到了巨大作用，却遭到蒙汉群臣的强烈抨击。汉人臣僚如张文谦、许衡、崔斌、崔彧等抨击他横征暴敛，而蒙古大臣、右丞相安童则对其擅权跋扈的行为极端不满。再加上阿合马本身也私德有亏，多有贪污受贿、损公肥私、强取豪夺等行为，因此在民间的口碑也不甚理想，只是由于忽必烈的信任，才得以稳坐高位。直到一位叫王著的青年揭竿而起，才打碎了阿合马所拥有的一切。
王著是一位年轻的千户长。《元史·阿合马传》称其“素志疾恶，因人心愤怨，密铸大铜锤，自誓愿击阿合马首”，可谓是一位为民除害的义士。而马可波罗则称，王著因母亲和妻女被阿合马所辱，愤恨之极，誓杀阿合马报仇。无论是公愤还是私怨，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事件按着王著的计划上演了。
至元十九年三月十七日（公元年4月26日）夜，王著会同一个自称有秘术的“妖僧”高和尚，聚集80多人，号称皇太子真金还都作佛，又遣崔总管假传太子令旨，令枢密副使张易发兵若干，在此夜会聚东宫之前，并召阿合马来觐见太子。阿合马依旨赴约而来，并未见到殿下，却等到王著为其量身打造的大铜锤。王著打死阿合马后，挺身请囚，毫不畏惧，临刑前还大呼：“王著为天下除害，异日必有为我书其事者。”
阿合马被谋杀，忽必烈震惊不已，找人亲自询问，结果获悉阿合马的种种劣行，勃然大怒曰：“王著杀之诚是也。”而按照《史集》的说法，阿合马死后，忽必烈感念其功，命隆重厚葬。然而40天后，他得知阿合马曾把商人献给皇帝的一颗大钻石据为己有，不仅大发雷霆，还令人掘墓戮尸。
阿合马虽死，但国不可一日无理财之人，取而代之的是汉人卢世荣。然而不到一年时间，他就因未能实现裕国利民的承诺而被诛。在此之后上台的是藏族人桑哥，而他所倚重的党羽中竟有不少是回回人。
其实在整个大元帝国时代，回回人总能在理财部门中占据重要位置。比如沙不丁，乌伯都剌，赛典赤赡思丁和伯颜祖孙，泰定帝时的宰相回回人倒刺沙等等，都是元廷倚重的理财能手。但除了赛典赤等少数人外，这些理财能手大多名声不佳。可以说，在一个儒家传统深厚的国度，这几乎是必然的现象。
儒家文化重农抑商、重义轻利。南宋学者王柏曾道：“三代以下，所甚急者富国强兵而已。富国强兵必以理财为本，而儒者不屑为。夫理财而不用儒者，其害不可胜言失。”儒者不屑于理财，即使勉强上任，也难以展开手脚。而蒙元统治者需要会理财的人，以满足对财富的巨大需要，因此重用回回人成了必然选择。
在中央为皇帝理财的回回人，大多身居高位，不少是以左、右丞相或平章政事等宰相身份兼任理财之事的。而在地方，回回人也在军政部门中多占要职。比如地方最高行政机构行中书省，以平章政事为实际首长。而在元代的十个行省中，据学者杨志玖统计，除湖广行省外，其他行省都有回回人任平章政事。
回回人如此受蒙元统治者的重视，自身实力过硬是重要原因，但有一点不容忽视，即蒙古人的统治需要。杨志玖对此曾有精辟分析：“生产落后、人口稀少的蒙古人要统治经济发达、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汉民族及其他民族，就要借用处在汉民族以外的愿为蒙古人效力的外来民族的力量，来加强统治，防止汉民族及中国境内其他民族的反抗。臣服于蒙古统治者的穆斯林，就是作为最主要的外来民族而被蒙古人加以利用的。”
元时回回遍天下
蒙古统治者不仅重用回回，有的甚至改宗伊斯兰教。
蒙古人起初信仰萨满教，然而随着东征西战，版图迅速扩大，原始的萨满教无法再满足统治的需求。年，忽必烈随萨迦派新教主巴思八受戒，皈依佛教，喇嘛教遂在元代宫廷和达官显贵中声望日隆。然而当忽必烈之孙元成宗继位时，他的一个从弟、安西王阿难达却改信伊斯兰教，在蒙古宗室中掀起轩然大波。
阿难达的父亲忙哥剌是忽必烈的第三个儿子。至元九年（），忽必烈将忙哥刺封为安西王，镇守唐兀之地（今宁夏、甘肃、陕西、四川等地）。忙哥剌去世之后，由阿难达袭位。
按照《史集》的记载，阿难达信仰伊斯兰教实属偶然。据载，阿难达出生时，忙哥剌正忙于征战，遂将阿难达托付给当地一位叫蔑黑贴儿·哈散·阿黑塔赤的中亚穆斯林抚养。从小耳濡目染，阿难达遂把伊斯兰教当作了自己的信仰，并能流利背诵古兰经，写得一手漂亮的阿拉伯书法。当他继位后，他还使手下的15万蒙古军队的大部分皈依了伊斯兰教。
一个蒙古王爷成了穆斯林，看起来是机缘巧合。但如果仔细分析，会发现这几乎是“命中注定”。因为安西王统治的唐兀地区，正是从西域进入中原的交通要道，所以分布在这片土地上的回回人非常多，以至于忙哥剌曾命人每年将回回历颁给这一地区的回回人使用。在这种环境影响下，蒙古王爷改信伊斯兰教也就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了。
不过一个蒙古王爷和他的15万部下改信伊斯兰教，对蒙古宗室的信仰实在是一个挑战。《史集》和《多桑蒙古史》记载了接下来的巨大风波。据载，首先告发阿难达的是他自己的部下。此人跑到元成宗处抱怨道，阿难答经常在清真寺礼拜和念诵《古兰经》，命令蒙古儿童施行割礼，并且使大部分蒙古的军队都皈依了伊斯兰教。
成宗一听，忙派人去劝说阿难达改信佛教，但遭到阿难达的拒绝。成宗又把阿难达叫到宫中，当面劝谕，仍毫无成效，遂恼羞成怒，命人拿下阿难达，囚禁在天牢中。但不久之后，元成宗的母亲、太后阔阔真出面劝道：“你登位已经两年了，而你的国家还没有巩固，阿难答有很多军队，并且唐兀地区的那些军队和居民都是木速蛮，并虔诚地信仰伊斯兰教，不要让他们的军队和居民变心，那可真不得了，你不宜强迫他，让他自己选择自己的信仰和宗教吧。”成宗听了母亲的劝，释放了阿难答，让他重新“上岗”。
阿难达得以从风波中全身而退，并非侥幸。在他背后，是蒙元帝国日益强大的穆斯林势力。正如前所述，通过从军、经商、百工技艺甚至做官理财等途径，回回人已在元朝逐步站稳了脚跟。从中央到地方，回回人都占有极大的势力和举足轻重的地位。朝廷许多重要部门都设有回回译使、令史、椽史等职，更设有回回国子学、国子监等传播回族文化。在中央，一个个回回理财能手大展拳脚；在地方，大元的商业几乎被回回人控制。而阿难达所控制的西域至大都商道，更是回回人的重要分布区域。为了不激怒庞大的回回群体，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能任性行事了。
除此以外，元朝的宗教宽容政策也不可忽视。蒙古统治者虽下令所有蒙古人改信佛教，但他们对于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都比较尊重。忽必烈曾云：“诸国所奉大预言人有四，曰耶稣基督、曰摩诃末、曰摩西、曰释迦牟尼，彼皆礼之，而求天佑。”很有点神多不怪的意思。在这样宽松多元的宗教氛围下，皇太后和元成宗的包容，就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了。
然而阿难达躲过此劫，却没有逃过接下来的灾难。年5月，元成宗死后，阿难答在与成宗之子海山的皇位争夺战中失败被杀。不过阿难达虽然失败了，但他仍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有资格争夺皇位的穆斯林。
皈依伊斯兰教的蒙古王爷不止阿难达一个，其他的还有金帐汗国（钦察汗国）汗王别儿哥及月即别，伊儿汗国的汗王台古塔尔及其后代，东察合台汗国（天山南部）的汗王及其后代……
今日的回族中，一部分人具有蒙古血统，保留着部分蒙古习俗，被称为“蒙古回回”或“回回蒙古”。这些人中的相当一部分，即是当年的蒙古王爷及其部下演变而来。然而王爷改宗伊斯兰教影响虽大，毕竟不是常态。蒙古人与回回人的通婚，才是回回中蒙古血统的主要来源。不仅蒙古人，汉人、畏兀儿人也多有与回回通婚者。原则上说，回回人不和非伊斯兰教之人通婚，然而有时却对汉人等实行片面通婚，即娶汉女而不婚汉男。这种片面的通婚关系，成为回回人中其他民族血统的来源，也是回回人中国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当回回人随着蒙古人的西征，和横贯亚欧的大商道来到中国，他们或从军，或经商，或经营百工行业，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在此落地生根，开枝散叶。他们原本是不同国度甚至不同种族之人，但身临异域，却因为共同的宗教信仰和日益密切的婚姻关系而逐渐融合。再加上蒙元政权对他们的包容和重用，一个新的民族——回族遂在大元帝国横空出世。
在回族诞生的过程中，还有一事至关重要，即回回士兵的屯田壮举。东迁而来的回回士兵，除了随蒙古人转战征伐，驻戍边地，护卫京师外，还进行了屯垦荒田的事业。灭宋之前，元代屯田本是战时政策，是为了保障军饷，服务战争。而当海内混一之际，屯田并未停下来，反倒成了一项长久的国策。
日久天长，屯田的军户渐渐脱下战甲，忘记了自己的士兵身份，定居在屯垦之地，形成一个个村庄。由于回回在蒙古军队中的分量，这些村庄中有不少是回回士兵及其后代聚集的村落。直到今天，在西北、西南和中原一些元代回回人的屯垦区内，仍保留着大量的“回回营”、“回回村”、“回回寨”、“回回凹”及“纳家屯”、“拉家屯”等村落名称。
当越来越多的回回人拿起农具，辛勤的耕耘在这片土地上时，他们真正的在这个国家落地生根。正如现代著名回族学者白寿彝先生所说：“自从回回在中国有了耕种的田地，就在封建社会的中国生了根，成为和中国人民不能分开的一部分。这和过去来中国的阿拉伯波斯商人的时代，是大不相同的。”
注：
本文原载于《中国遗产》杂志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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