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名称的来历，古今有不少人进行过研究，其说不一，主要焦点是一个“阳”字。根据古今命名的一般规律而言，山南为“阳”、水北为“阳”，水南为“阴”、山北为“阴”。襄阳以北无山峰突起，更无“襄山”之名，而城南不足一公里处是有名的岘山诸峰。襄阳以南无大江大河，而城北面临古称四大河流——“江、淮、河、汉”之一的汉水。
从今天襄阳的地理位置来看，或山或水都沾不上一个“阳”字，而是一个“阴”字，似乎襄阳命名为“襄阴”更合适。根据文字记载，近两千多年来，一直称作襄阳，只在王莽建立新朝时，曾改称“相阳”。但没有好久又恢复了襄阳原名，沿用至今，从未出现“襄阴”之名。
襄阳之名因此就引起了地理学家和地名学家的注意，并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大多数人把《襄阳府志》中所说的襄渠作为襄阳命名的根据。我个人认为这事不够妥当的。因为“襄渠”（今称南渠）长不过十八公里，宽仅几公尺，枯水时渠水断流。襄阳古时号称“南船北马”之地，其名称不依紧临城边的汉江，仅用一条小渠沟来作为命名的依据，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是如果用汉江来说明襄阳的“阳字”与今天襄阳所处的位置又恰好相反，也是令人费解的。
要揭开“阳”字之谜，还得从汉江河床的历史变迁来探讨。根据查阅的一些历史资料和现场调查及向地址部门收集的材料证明：汉江学名汉水，襄阳至武汉一段又称襄江、襄河。今襄阳人仍称汉江为襄江或襄河。解放前在襄阳一代广为流传的《襄河谣》小调，以悲壮的声音唱出襄河两岸人民在旧社会深受反动统治阶级压迫和河流泛滥改道之苦的悲惨遭遇。襄江河床过去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不断的变迁。在襄阳以北（包括樊城）到清河店间广阔的平原地区只要钻探下去3-6公尺左右，就可发现襄江故道的痕迹。因此，古时襄阳至岘山间是否也是襄江古道？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可以从下面事实得到证明（见附图）。
其一，解放前在岘山北麓出图过不少与行船有关的器物。解放后在加高加固南渠堤时，曾在岘首山下出土船锚，庞公公社盛丰三队社员在郑家山开荒时，在山脚石缝中挖出船锚一件。这些遗物说明：古时襄江河水层沿岘山北麓与襄阳之间流过。当地群众告诉我：在郑家山首岩石上还留下深深的牵绳印，并领我去察看。又对我讲：“我们脚下就是河泓”。
其二，根据襄阳市规划设计院地质勘探队提供的地质资料看，襄阳城与岘山间的地质分层是属于淤沙和卵石层相间的河床地层。就是在襄阳城十字街的钻探结果，也表明襄阳城本身也属于故河床区，上部4-5米为人工堆积层（瓦砾及人工回填物）。有次可看出襄阳原属襄江中的洲岛地形。这还可以从襄阳西门外的古老台地（现襄阳地区卫校一带）进一步得到证实：襄阳处于荆州至樊城的要道上，古时是一个重要的渡口集镇，襄江河水从西北而来，留到襄阳西十里处的万山，改变了水流受力的方向，使河床北移（变支流为主流），河泓移至今襄阳，樊城间。而襄阳、岘山间的河床逐年淤平，旧河床部分形成了“牛轭湖”，即襄阳郡志、县志所记载的“鸭湖”（今已改湖为田）。这和一般河流改道后留下的牛轭湖是一致的。襄阳洲岛地与岘山相接、市区日趋繁荣、襄阳便成为古代重镇之一。
其三，由于襄江故河床淤浅，为了防止襄江水重返旧道，保护襄阳的土地不受洪水侵袭，在万山与襄阳间逐朝逐代修建老龙堤。老龙堤工程非一朝一代建成、直至今日我们还不断地进行加高加固工程。
襄渠这个名称与老龙堤的修筑密切相关，其名称来历，应与此提防工程联系起来看。我国古代地名的命名是十分严肃的，特别是人工与自然地理实体的命名区分更为准确。如把自然的河流称作江、河、水、溪、沟等；把人工开凿的河、沟称作运河（能道航的）或渠。襄阳的“渠”字就可以说明这一事实。由于修筑了老龙堤，襄阳西南二十多平方公里的山水被切断了水路（据县志记载，原檀溪水直接从万山流入襄江）。为了解决这一排水问题，在岘山之北襄阳之南开沟疏水，使襄阳南部，西南部之水由观音阁注入汉江。次工程属于人工开凿，故而称作渠。此渠称作“襄渠”其含义就不太费解了。因为它是修筑老龙堤后的产物，可以说：襄阳以南是想有襄江后有襄渠。还应该说明的一点是，襄渠只见于郡志、县志，而群众从不称“襄渠”而仅称南渠（襄阳之南的渠）。《太平寰宇记》曰：“荆楚之地驾山上者皆呼为襄。……名即无定”。既然襄水之名遍于荆楚之地、襄渠亦不能作为襄阳命名的依据，更是不言而喻了。
突起于襄阳之北的“襄山”既属乌有，流经襄阳之南的襄渠又系后人开凿，因此，襄阳之得名，既非由于北有“襄山”又非因南凿有襄渠，本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襄阳名称的来历，应是由于古时襄阳位于改道之前的襄江之阳（北）得名为襄阳，而不为“襄阴”就非常自然了。
以上所述，仅是我个人的一点不成熟的看法，难免失之偏颇，提出来与同志们商摧。
摘自《襄樊风采录》
作者：陈家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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