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的“济”不能读“祭”，要读“挤”，当地人都是这么读的。城在济水之南，故名济南。济水的“济”应读上声，和“济济多士”一样。城南有千佛山，古称历山，所以济南又称历城。或是历下。同时济南多泉，包括趵突泉、珍珠泉、黑虎泉等，共有七十二处，因此又号泉城。
也因此，一九九八年七月济南在市中心开辟了一个多元用途的大广场，就命名为泉城广场。
广场的东端有不锈钢塑成的十二瓣巨型荷花，瓣尖翘起，妩媚中含有活力，灯亮时一片红艳，溅出音乐喷泉。荷池与泉标遥相呼应，印证了济南处处涌泉，满湖荷香，以泉育荷的生机活力。
以荷池为心画一个大圆，有实有虚，东边的一百五十度长弧就落实在庄严的文化长廊。这三十六根石柱擎举的气象，长一百五十米，宽十六米，坐东朝西，是我在山东所见最有深意最为动人的现代建筑。三层楼高的空阔廊道上，每隔十米供着一尊山东圣贤的青铜塑像，连像座有二人之高。十二尊塑像由南而北，依年代的顺序排列。
第一位是大舜。像座上刻的金字说明是：“(约前两千年前)龙山文化时代华夏之王虞舜，生于诸冯(诸城)，耕于历山(济南)，渔于雷泽(菏泽)，经万民拥戴，尧禅予王位。”古代圣王之中，虽然尧舜并称，最动诗人遐想的还是舜，只因传说“舜南巡，葬于苍梧，尧二女娥皇女英泪下沾竹，文悉为之斑。”所以湖南的斑竹又名湘妃竹。这美丽的爱情感动了无数诗人，虽是传说，却宁信其有。
下一位我以为是孔子了，却是管仲。应当如此，管仲是兴齐之能臣，桓公能成就春秋的霸业，全赖管仲，其人是一位务实的政治家，“以区区之齐，通货积财，与俗同好恶”：用现代的说法，就是“发展经济，顺应民心”。《管子》一书的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强调的正是民生重于一切，应为今日大陆的“硬道理”吧。
像座上如此简介管仲：“(前六四五年卒)名夷吾，字仲，春秋初期政治家，在齐国推行新政，帮助齐桓公成为春秋时代第一个霸主。”
第三位才是孔丘，像赞日：“(前五五一年至前四七九年)字仲尼，鲁国(今曲阜)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的创始者，被尊为‘至圣先师’。”孔子比管仲晚生了一个多世纪，但说过一句名言，盛赞管仲：“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想起这句话，我不禁一瞥孔子，衣襟当然还是向右遮盖的。其实长廊上的十二尊人物，包括李清照，衣襟全都右衽。夫子绝未料到，两千多年后的子孙已经无所谓左衽或右衽，而是学了“西夷”，对襟中衽了。
紧接孔子之后的是孙武，像赞是“(约前五○六年左右)字长卿，齐国人，春秋末期兵家，著有《孙子兵法》，为古代中国最杰出的兵书，影响于后代及全世界”。他与孔子同时，曾佐吴王阖闾破楚，所以有吴孙武之称。其实他和孙儿孙膑，另一位著名兵家，都是山东人。铜像目光冷峻，神情威严，似乎正在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铜像褐影深沉，兵书却金光闪亮，可见游客都和我一般摩挲，恨不得偷窥十三篇里的机密军情。;
不同于孔丘与孙武，下一尊铜像塑的是赶路而来的墨翟，摩顶放踵，为了救一座危城，也许已赶了三天三夜的急路，还有漫漫的长途待赶。像座上是这么两行：“(约前四六八年至前三七六年)鲁国人，春秋战国之际思想家、政治家，墨家创始者，有《墨子》传世。”
且看像座上匆匆赶路的这辛苦老者，他不像管仲、孔丘那样长绅垂腰，也不像其他的铜像那样长袍覆履。看他，短褐紧裤，头上无冠，足下草鞋，左脚刚刚跨出，右脚就要跟进，背着布袋与斗笠，风尘仆仆，只为了赶去远方解围或助守。
墨翟后面紧接着孟轲，墨死之年孟已四岁，墨生之年，孔予才去世十一年。墨子一生正好介于至圣与亚圣之间，孟子同样得享高龄，同样不畏劳苦与挫折，因为他怀抱了至高的使命感。他立足的像台上刻着：“(约前三七二年至前二八九年)名轲，字子舆，邹(今邹县)人，战国时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尊为‘亚圣’，著有《孟子》。”亚圣之可贵，是在孔子的仁后再加上义，强调义无反顾，又强调个人的自信与自尊，认为“万物皆备于我”，“圣人与我同类”，“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认为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认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真是儒之勇者，无怪下笔浩气淋漓，可惜这种气象，雕塑家实在难用青铜来展现。
孟子之后四百七十年而生诸葛亮，像台上是这么赞的：“(一八一年至二三四年)字孔明，琅邪阳都(今沂南)人，三国蜀汉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是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美名昭昭辉映在青史，锦囊妙计的军师形象却神出鬼没于稗官野史。俗话说得好：“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可见有多么深入人心。不过在众人的印象里，他却是南阳人，也就是湖北襄阳人，迄今襄樊的南郊还保存了他隆中的故居。这印象是诸葛亮自己留下的，《出师表》里就说得很明白：“臣本布衣，躬耕南阳。”也难怪刘禹锡会在《陋室铭》里提到“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原本诸葛亮早孤，由叔父诸葛玄照顾，叔父在袁术手下做官，所以把他带去了南阳。
孔明隐居在隆中时，常自比于管仲、乐毅。他如果知道，有一天自己的铜像会和管仲的并列在这轩敞的名贤堂上，供齐鲁的子孙，供全世界的游客同来瞻仰，一定会十分快慰吧。
再下一位是王羲之。印象中他似乎是浙江人，因为他那篇《兰亭集序》太有名了，而那次盛会是在山阴，毕竟他是东晋南渡的人物。其实他也是孔明的同乡，像座上这么刻着：“(约三二一年至三七九年)字逸少，琅邪临沂人，东晋书法家，其《兰亭序》《十七帖》等书迹刻本甚多，人称‘书圣’。”他写的这篇《兰亭集序》不但是散文小品的杰作，传诵至今，而且当时曲水流觞，微醺运笔，逸兴淋漓，若有神助，那书法更是道媚潇洒，有“天下第一行书”之誉，传阅至今。
更神秘的是，初唐以来，就再也无人亲睹过真迹。原来唐太宗探悉原帖落在辨才和尚手里，就派萧翼骗取过来，复命赵模、冯承素等钩摹数本，分赐亲贵近臣。至于真迹呢，对不起，舍不得任它流落世间，据说就随太宗殉葬，入了昭陵。所以此帖还不能说是“传阅”至今，只能算是“传闻”罢了。真迹既随作者作古，渺不可即，自然更加名贵，“书圣”似乎变成了“书神”。
十米之外，另一尊铜像倒没有空着手，而是右掌托穗，左手握秸，正捧着一把丰年的稻米。黑底金字的像座告诉我们：“贾思勰(约五四○年左右)益都(今寿光)人，农学家，著有《齐民要术》，而知名于后世。”
真是惭愧，这名字我从未见过，不过倒很配一位农业家，因为他一再把“田”放在心上，又再三在“田”边出“力”。又看像座上的说明。建辉和太太周晖倒是知道一些，你一句、我一句，就拼出一张简图来。
“他做过高阳郡的太守，当然是咱山东人。”建辉说。
“那《齐民要术》讲些什么呢?”我存问。
“主要是记载黄河流域的农作物啦、蔬菜啦、瓜果啦，该怎么栽培,家畜、家禽该怎么饲养之类。”周晖说。
“还有农作物如何轮栽，果树如何接枝，树苗如何繁殖。”建辉也不甘示弱。
大家都笑了。
在第十尊铜像前，大家不约而同都聚立下来。终于看到了有一尊没有髭须，非但无须，还绰约而高雅，眼神多么深婉啊，唇边还带些笑意。
“是李清照!”幼珊惊喜地低呼。
当然是她了，非她不可。她的像塑得极好，头梳发髻，微微偏右，像凝神在想着什么，或听到了什么。立得如此地婷婷，正所谓硕人其颀，左手贴在腰后，右手却当胸用拇指和食指捻着一朵纤纤细花。铜色深沉，看不真切究竟是什么芳籍，却令人想起“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该是菊吧。其实，管它是什么花，都一样寂寞啊，你不曾听她说吗，“一枝折得，天上人间，没个人堪寄。”;
李清照能供于眼前这文化长廊，而另一位宋词大家，同样是济南人，却因“名额有限”又要顾及“性别分配”，而不能入列，真令我为辛弃疾叫屈。《稼轩词》的成就绝对不下于《漱玉词》。辛弃疾要入廊，谁也不会反对。不过他对这位词坛前辈由衷佩服，所以叫幼安让给易安，也只得认了。
下一位山东人杰同样令我心血来潮，不能自已。但他和李清照刚柔互异，身份完全不同：李清照去南方是做避乱的难民，他去南方却是做平乱的将军。他，正是民族英雄戚继光。铜像目带威棱，似乎仍在巡边，戴盔披甲，右手扶腰，左手按剑，在十二人中是惟一戎装的武将，但加上孙武与诸葛亮，就有了三大兵家，因为戚继光有中国儒将之风，除了战功赫赫，还遗下论兵的著作。他脚下的座石这样为他定位：“(一五二八年至一五八七年)字元敬，登州(今蓬莱)人，明抗倭名将，军事家，经多年奋战，解除东南倭患，著有《纪效新书》。”
终于走到最后的铜像前了。像是个三家村的塾师，面容清苦，额多皱纹，神色却闲适而带着笑意，再一看时，咦，脚底还蜷伏着一头金狐狸。那还有谁。不就是蒲松龄吗?踏脚的像座上说：“(一六四〇年至一七一五年)字留仙，号柳泉居士，淄川(今淄博)人，文学家，其《聊斋志异》为杰出的短篇小说集。”
《聊斋》的故事题材十分广阔，展现的众生相颇富民俗趣味，而生动的想象又深入狐鬼仙魅，能以同情赋幽冥的异物以人性，乃能在《三国》《水浒》甚至《红楼》之外为中国小说探得新境，自成一家。中国文学自《楚辞》以来就有这超现实的一支传统，我觉得蒲松龄颇似李贺的隔代遗传，没有长吉的贵族气与精致雕琢，比较世俗、流畅。
一百五十米的长廊弧形供着这十二尊铜像，顽铜何幸，这些伟大的、睿智的、威武的、多情的魂魄竟然来附身，而令这一簇灿亮的美名化成了栩栩然俨然的形象来默化我们，引我们见贤思齐，取法乎上。于是这神圣的长廊无限伸展，与四千载的历史悠悠的华夏光阴等长。青铜不语，而我却领悟了很多。
十二位人杰里，至少有一位圣君、三位哲人、三位兵家、五位政治家、两位教育家、两位作家、一位艺术家、一位农业家。加起来不止十二位，因为有好几位具多重身份，含各色光谱。这些人合起来可成就一个泱泱大国而绰绰有余。山东人自豪于“一山一水一圣人”，这壮语，金底黑字就赫然烙在山东大学赠我的纪念立牌上。山是泰山，水是黄河，而圣人又何止出了一位?
我希望各省都能建自已的文化厅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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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余光中，年出生，是知名文学家、诗人、散文家。他祖籍福建永春，年随父母迁香港，次年赴台。年，20多年没有回过大陆的余光中思乡情切，在台北厦门街的旧居里写下《乡愁》，传诵至今，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本文摘自余光中《山东甘旅（散文四章）》，原题为《青铜一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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