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公认忽必烈年远征大理乃为实施“斡腹之谋”，以备蒙军日后迂回包抄、南北夹击南宋，但前人尚未对“斡腹之谋”来龙去脉或蒙古征服南宋战略计划进行过系统研究。本文拟通过对“斡腹之谋”一词语源或出台时间的考证，分析探讨成吉思汗是否已有征服南宋战略计划，及其与“斡腹之谋”之关系。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斡腹之谋”出台时期
笔者检诸现存史籍，发现“斡腹之谋”一词最早当出自南宋蜀人吴昌裔《论湖北蜀西具备疏》，全疏内容及考订依据如下：
臣自就列以来，便阅广西经略司据岑邈、谢济所申，以为敌（蒙古）已破大、小云南。云南与广西为邻，审如所申，广西事体直可寒心。今庙筭深长，必能选有威风大臣控扼广西，如招兵积粟等事，或通湖南，或通广东，想皆次第施行，筭无遗策矣。而臣之愚见，则以为上流尤所当备。臣十年前闻敌有斡腹之谋，欲借路云南，图我南鄙，当时说者皆以为迂。今闻泸州（今四川泸州）安抚司所申密院事，称西蜀南蕃蛮王阿永申，敌攻打大理国，并杀死姚州（今云南姚安）高庆节度，见在大理国内屯驻，四向生蛮悉皆投拜。乌蒙国都蛮王阿吕申，本蕃鬼婆带领军马往后蕃，见敌兵深入攻打邛部川界分，便破散小云南国。见敌兵在大理国界分驻扎，言说今冬再回求路，要出汉地。此皆去岁事也，若然，则是小、大云南悉皆狼狈，迫我后户矣，讵可不为关防哉！试将蜀西、湖北之与南蛮接者，为陛下条陈之。
南方诸蛮之大者，莫如大云南，其次小云南，次乌蒙，次罗氏鬼主国。其他小国，或千百家为一聚，或二三百家为一族，不相臣属，皆不足数，而其他皆蜀之徼外诸蛮，接黎州（治今四川汉源清溪镇）。大度河之对有所谓邛部川，邛部川之后即小云南也。邛部川之下即两林、虚恨蛮，虚恨之下即马湖大江蛮之部族夷都蛮也。马湖大江蛮每借两林、虚恨、邛部川路贩马于青羌（吐蕃一小部落，居于黎州西南、大渡河之外）、弥羌，时有好马至叙州（今四川宜宾）互市，皆得之西方。马湖一江自叙州入江至开边寨，右去为大江蛮，左去为小江蛮，小江即乌蒙部落也。乌蒙疆界稍大于诸蛮，可为云南之次，所有之地随小江而上，绕出大江、两林、虚恨之后，与小云南相接。乌蒙之下即吕告蛮，吕告之下即阿永蛮，其他皆与蜀之诸郡接。由邛部川可通黎州大渡河，由虚恨可通峨眉县（今四川峨眉山市）中正寨，由夷都可通犍为县（治今四川犍为县南清溪镇）沐川寨，由大江蛮可通宣化县（治今四川宜宾西北蕨溪镇北宣化坝）崖门及叙之开边寨，由吕告可通长宁（治今四川长宁南70里双河镇），由阿永河可通泸水之江门寨（今四川叙永县北永宁河西岸江门镇），此皆通行往来之路。今小〔当为“大”之误〕云南已困，小云〔此处当脱“南”字〕已亡，若乌蒙次第皆破，则驱诸蛮，行熟路，嘉定（今四川乐山）、泸、叙、长宁皆可至矣。而臣之所忧，又恐其捷于湖右。盖阿永与播（今贵州遵义）接，而泸之仁怀、绥远寨实出播州之境，又与思（今贵州务川）、播相连，而思、播可连南平（治今重庆綦江县南里赶水镇）、珍（治今贵州正安东北）、黔（今重庆彭水）以出鼎（今湖南常德）、澧（今湖南澧县），初无关隘，止以山箐为限，可十日；自乌蒙来吕告，亦可十日；自吕告来阿永，可八九日；阿永来播州，可七八日；播至鼎、澧亦不过旬日；而罗氏鬼主国在思、播之后，亦可透辰（今湖南沅陵）、沅（今湖南芷江）。万一计出于此，不但蜀边腹背受敌，而湖右之腹心先溃，可不畏哉！
臣谓广西固当备，蜀西之南徼、湖北之南鄙尤当备。盖广西犹可诿曰炎瘴之毒，非彼所宜。在蜀西、在湖北，则并炎瘴无之矣。以冀北之马，而行于无所障碍之乡，其锋何可当耶！臣以为叙州两江之会，当用桑愈之说，增兵屯驻，扼塞要冲。思、播田、杨之族，当推赤心置其腹中，相为犄角，以为乌蒙国之藩篱，使借兵出汉之谋不得逞，则西蜀之南徼屹然如金城之不可拔。辰、沅之间，当用史子翚之策，增兵屯鼎、澧之间，当臣寮之说，选择宪守，以为罗鬼国之前拒，使斡腹旋出之师不可得进，则湖北之南鄙截然如中防之制水矣。然在蜀者，宜申敕蜀帅使之用力关防，毋为轻敌之举。在湖北者，宜亟建荆阃，使之尽心区处，毋为漫浪之计。不然，则长江在吾北，不足为吾之限制，而江以南为其所躏躤，宗庙社稷将何地而置安哉！
臣连疏求去，蒙陛下宣谕，强颜复留，偶闻广西之事，其敢自嘿？比之经筵，虽尝略言其概，犹未详。今为陛下底里言之，惟陛下密与二三大臣图之，臣不胜俟命。[①]
吴昌裔年底任监察御史，“然才七阅月以迁”，[②]次年七月改任太常卿兼史事，[③]此后“屡疏引去，不许”，遂“以权工部侍郎出参赞四川宣抚司军事”。[④]吴昌裔离京赴蜀行至丹阳（今江苏丹阳）、建邺（今江苏南京）时因病暂往宣城（今安徽宣州）投奔其兄吴泳，后又退居苕溪。[⑤]吴昌裔年八月改任婺州（今浙江金华）知州，[⑥]年二月卒于任上。[⑦]前人据吴昌裔此奏所言“臣自就列以来”、“臣连疏求去，蒙陛下宣谕，强颜复留”，及其年十二月初一“视朝转对”所上《论本朝仁政及边事奏》诸事，推断此奏上于其在京朝班“就列”之时端平三年（年）十二月初一之后、嘉熙元年（年）上半年离京赴蜀之前。[⑧]此说可从，但笔者以为可进一步推断此奏上于端平三年十二月初一后的当月，理由如下：
吴昌裔曾上《论救蜀四事疏》，据此疏所言“端平乙未（年），虏（蒙古）侵汉沔，汉沔以内，生聚未尽空也。迨至去冬，其祸甚惨”、“陛下乃睠西顾，不忘远民，首命枢臣，肇建宣阃”、“臣猥以书生，不识事务，误蒙恩命，俾赞军筹（即参赞四川宣抚司军事）”、“特捐内帑金帛千万余缗，以为臣（李）埴建阃之费”、“右四件事，并皆至切至急之务，故臣昼夜思度，首进此说”，[⑨]及宋廷年正月辛酉（初九）命李埴为四川宣抚使一事，[⑩]此疏当上于年正月宋廷命李埴宣抚四川、吴昌裔参赞四川宣抚司军事后不久。[11]由上文所言吴昌裔晚年仕途经历，可知《论湖北蜀西具备疏》上于《论救蜀四事疏》之前的端平三年十二月至嘉熙元年正月期间；而吴昌裔言“臣十年前闻敌有斡腹之谋”，则“十年前”的年或年其始风闻此谋。
吴昌裔为潼川府中江（今四川中江）人，与吴泳“既同万里之造朝，复共一麾而出守”，[12]而同时离蜀入朝为官。吴泳年二月二十一日“祗受都堂审察之命”，[13]年言“臣自离乡里，及造天朝，今九年矣”，[14]年又言“十年之簉朝行，亦靡论事奇奇之操”，[15]足证其与吴昌裔年春已离川至行在杭州。蒙古军年春首次攻掠南宋四川西北，与宋军第一次正面交锋，史称“丁亥之变”，吴昌裔当时适在蜀为官（通判眉州或权汉州），[16]其当年在四川，而不是次年在行在，始风闻“斡腹之谋”最合情理。此外，成吉思汗年七月驾崩后，窝阔台年八月始即汗位，成吉思汗驾崩后、拖雷年假道于宋以伐金之前，蒙军攻金战略先后为游骑窥关陕、重兵攻关河。[17]显而易见，成吉思汗年七月驾崩后至年期间，在汗位空悬政局不稳、蒙古统治者上层对成吉思汗假道灭金遗诏尚存疑虑而此后多年不予执行的背景下，蒙古军不可能新制定出假道大理以平南宋的“斡腹之谋”，“斡腹之谋”当出台于成吉思汗在位时期。
关于蒙军年攻蜀战略企图，宋人多理解为“不过如汉时匈奴以胡骑兵驰禾稼，五代时契丹纵番兵入打草谷”[18]般四处寇掠。但蒙军此次自金朝西境攻入蜀西时曾“驾言取金、夏”，退兵后“乡道渠已熟”；[19]成吉思汗平定西夏之役时，“夏人有献策者，令其由金（今陕西安康）、洋（今陕西洋县）出襄、汉，入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州）。时宋郑损为四川制置，无以遏之，自利（今四川广元）顺流，奔自果（今四川南充北）、阆（今四川阆中）间。适大行（成吉思汗）遗诏其兵遽回，自后遂以通好为名，觇宋蜀道”，[20]说明蒙军年入蜀乃奉成吉思汗之命实施假途捣汴战略。而吴昌裔当年很可能认为蒙古军战略企图并非仅为借道灭金探路而来，且所闻“斡腹之谋”亦非虚传，以致“当时说者皆以为迂”。
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笔者推断《论湖北蜀西具备疏》上于宝庆三年（年）吴昌裔始风闻“斡腹之谋”后的十年，即端平三年十二月。既然蒙古军首次攻蜀的年吴昌裔已风闻“斡腹之谋”，“斡腹之谋”当出台于此前成吉思汗在位时期。
广西为南宋腹地，广西经略安抚使端平年间为赵师恕，其很可能在年向宋廷上奏蒙古已平大理时将“欲借路云南，图我南鄙”之策称为“斡腹”，而与宋人所称蒙古进攻四川之“扼吭（或批吭）”、荆襄之“拊背（或捣背）”、两淮之“捣胁（或抵胁）”战略相对应。“斡腹之谋”一词可能为赵师恕在端平后期所创，吴昌裔年盖仅风闻蒙古欲假道大理自广西平宋之事，其年再次“偶闻（借路云南，图我南鄙）广西之事”，因之前经筵上“略言其概，犹未详”，当年底遂又向宋理宗专门上了一道《论湖北蜀西具备疏》。下面再仔细分析一下此疏与本文论题相关的若干内容，以进一步说明此疏上于端平三年十二月，“斡腹之谋”出台于成吉思汗时期。
年七月吴昌裔任太常卿兼史事“就列以来”便已阅广西经略司据邕州（今广西南宁）羁縻州一部族首领岑邈与（汉族官员）谢济所申蒙古已破大、小云南牒报，其时不免耸人听闻，但恰好反映年宋蒙正式开战后当年或次年广西及周边诸蛮已风闻“斡腹之谋”，以致有蒙古已征服大理谣传。“西蜀南蕃蛮王阿永”，即阿永蛮部族首领，年向泸州安抚司所申蒙军攻打大理、杀死姚州节度使高庆之事并不属实，高庆年始“充姚州、会川（今四川会理）等节度”，年去世。
[21]乌蒙首领阿吕年所申蒙军攻打邛部川、破散小云南而欲年冬绕出汉地之事，当亦系谣传，蒙军年仅进军至四川沔州（今陕西略阳）、文州（今甘肃文县）一带，年亦仅深入至蜀西邛州（今四川邛崃）、嘉定而已。端平后期，蒙军尚未自黎州渡大渡河深入至邛部川地界，其时四川、广西境内或沿边云南诸蛮纷纷向南宋申报蒙军进攻大理之事，说明“斡腹之谋”已流传至四川、广西境外诸蛮，并对诸蛮造成极大震动和恐慌。端平年间，蒙军虽尚未进攻大理，但“兵有先声”、[22]“军志之所谓先声后实”，[23]蒙军正式对宋开战伊始很可能声言欲假道大理以“斡腹”攻宋。
史载“积习至于去冬（年），庙堂条具边事，夔帅（疑为《昭忠录·和彦威等传》所载嘉熙元年之“夔州路安抚卢普”）申明事宜，则又欲置襄州一屯于金，移田家（即思州）一军于戎（即戎州，后改称叙州）”，[24]可知年冬夔帅已提出调思州田家军移屯叙州，这与“增兵屯驻（叙州），扼塞要冲。思、播田、杨之族，当推赤心置其腹中，相为犄角”的“桑俞之说”颇为相似。年蒙军深入四川腹地后，四川抚谕使杨恢曾“自言由简（治今四川简阳西北绛溪河北岸）入泸，誓死以报，欲招泸、叙、荣（今四川荣县）州、长宁诸寨之丁以图进讨，借兵于西南诸蕃以壮军声”。[25]可知宋蒙正式交战不久，南宋一些地方守臣为防备蒙军自间道进攻四川，已计划结约四川周边西南诸蕃、思播两州以共抗蒙军。
为防备蒙军透漏至湖右腹心地区，吴昌裔以为“在湖北者宜亟建荆阃”，荆州即江陵（今湖北荆州），此前其已与杜范奏请宋廷“重江陵之镇”，然“至今（年三月）未闻有大措置”。[26]江陵东连吴会，西控巴蜀，素号重镇，而为兵家用武之地。嘉定年间，京湖制置使赵方以金军大举南下而自荆州移治襄阳，“而后之为帅者，因仍勿改。兵甲之利，财赋之源，又挈而归制司，则荆州不过拥一空城而已，是襄阳重而荆渚轻也”。[27]结果导致江陵在年屡遭蒙军围攻，宋军统制李复明战殁于城西。[28]针对宋廷重襄阳轻荆州之举，魏了翁年春曾上书左丞相郑清之“制阃当移置江陵，而襄阳以安抚都统司实之，此赵彦仁（即赵方）未移司以前旧规也”；[29]吴泳年二月亦曾上奏宋廷“宜复还旧制(即京湖制司由襄阳迁回江陵)，仍正使名，俾之自为战守，勿使他司干预”。[30]年春襄阳经北军兵变而毁为焦土后，宋廷被迫任命别之杰为京湖制置副使，“权正司职事”，“暂移司江陵”。[31]年三月，宋廷又命孟珙知江陵府、京西湖北安抚副使，同时命别之杰改知太平州（今安徽当涂），[32]这很可能是宋廷听取了吴昌裔年冬所言“亟建荆阃”之举。由上可见，宋蒙正式开战之初，南宋时人已视江陵战略地位高于襄阳，地处“次边”之江陵较“极边”之襄阳更适宜制阃置司。因此，以成败论英雄而备受称道的忽必烈时期以襄阳为战略主攻方向的“捣背”平宋之策，实际上并不比蒙古前四汗时期以大理为跳板的“斡腹”平宋战略高明。
年十一月，宋廷曾“诏侍从、两省、台谏、卿监、宰掾、枢属、郎官、钤辖，各陈防边方略”。[33]当年冬，杜范上奏宋廷言：“闻刘杰之所报，谓一旦抽去重兵，意图他路攻入。湖之南北与蜀道通，或有为之向导者，出我不备，捣我腹心，陛下其何将以为计。”[34]年二月，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郑性之上奏宋理宗：“公安（治今湖北公安西北）置立重屯以为江陵屏蔽，又欲于鼎、澧之间招万兵，以制猺蛮，以防蜀道。”[35]杜范、郑性之所言与“桑愈之说”、“史子翚之策”，以及吴昌裔《论湖北蜀西具备疏》实际上均为防遏蒙军自间道攻宋。可知蒙军年、年自正面大举进攻南宋“三边”防线后不久，宋廷一些有识之士已意识到南宋不仅将时有“北顾之忧”，且预计蒙军可能自间道攻宋而即将面临腹背受敌之忧，尤其是非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