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李天石，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该文原刊于《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年7月第4期。另，本公号运营之目的，旨在促进中古史领域之学术研究与交流，所推之文部分来源于网络转载。因各种原因，可能存在不明出处或未经原作者授权之情形，如有版权问题，请尽快联系编委会撤稿。摘要：建国60年来的六朝史研究，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建国初17年中，六朝史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绩，奠定了后来六朝史研究的基本格局；在文革时期，六朝史研究陷于停顿；改革开放以来，六朝史研究在组织形式、学术活动、成果出版、研究领域拓展、思想解放程度等众多方面，都进入了空前繁荣时期，但同时也存在研究课题散碎、理论分析欠缺、学风急功浮躁等诸多不足。应坚持行之有效的研究理论、方法、手段和目标，在此基础上开拓创新，深化研究。
关键词：六朝史研究；回顾；展望以建康为统治中心的六朝，上承秦汉，下启隋唐，在整个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六朝多年的历史与文化，对中国后来历史发展的走向与文化演进，产生了意义极为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建国60年来，六朝史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与变化，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同时也存在着诸多不足。认真对60年来六朝史研究进行系统的学术回顾与展望，对于深化与推进六朝史研究，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
一、60年来六朝史研究的主要进展
对六朝历史的研究，可以说自六朝当代就已经开始[2]。近代以来，对六朝历史进行现代意义上的研究与总结，是自梁启超提出史学革命的口号以后，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最盛。其代表人物如陈寅恪，主要研究六朝文化与民族，特别是六朝各项制度与唐代制度的渊源关系(其代表作为《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吕思勉则侧重于魏晋南北朝通史撰作(其代表作为《两晋南北朝史》)；汤用彤的成就主要是宗教方面[3]；王伊同、谷霁光主要研究六朝门阀；何兹全、全汉升、武仙卿、鞠清远等则是较早对六朝社会经济包括寺院经济史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另外，还有周一良、严耕望等一批卓越的史学家。这些学者大多国学根基深厚，治学精勤，上承乾嘉学派之精髓，兼摄当时西方社会科学之丰富营养，他们的论著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有些成果今天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年以后，六朝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建国60年来的六朝史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年)，这是史学工作者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索新理论与新方法，提出新课题，开拓新领域的时期。代表人物是何兹全、唐长孺、缪钺、贺昌群、周一良、王仲荦、韩国磐、万绳楠等。他们的六朝史研究大多开始于年以前，但大多研究论著的发表，主要在年之后，他们的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上都超越了前人。如唐长孺《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及续编等论著，对六朝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许多问题提出了极有影响的见解。缪钺《读史存稿》等论著对南朝农民、物价、民族关系等进行了广泛探讨。何兹全对六朝自然经济与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研究、韩国磐对六朝经济史的研究，周一良所撰《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等，都有很大的影响。
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编写的几部中国通史也相继出版，其中对于六朝历史，多有深入叙述。何兹全的《魏晋南北朝史略》(年)、王仲荦的《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年)两部断代史专著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可以说中国六朝史研究成为一个科学的体系，大体完成于这一阶段。
第二个阶段(-年)，这一时期的史学受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影响，影射史学盛行，历史成了政治的工具。六朝史研究与整个史学一样，处于停滞状态。
第三阶段，(年至今)。改革开放以来，老一代史学家如唐长孺、何兹全、周一良等，继续有佳作推出，白寿彝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第5卷，即由何兹全主编及众多六朝史专家撰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六朝史研究的水平。而大批主要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成长起来的学者也释放出积蓄已久的学术能量，出版了大批学术论著[4]，如田余庆、黄烈、周伟洲、汤一介、朱大渭、简修炜、熊德基、朱雷、高敏、郑佩欣、黎虎、许辉、蒋福亚等。田余庆对东晋门阀政治进行了深入研究；黄烈、周伟洲对六朝少数民族进行了多方面研究；朱大渭著有《六朝史论》、《六朝史论续集》；熊德基著有《六朝史考实》、郑佩欣著有《魏晋南北朝史探索》，简修炜等人对六朝经济与阶级、阶层、各类身份的研究，在史学界都有相当影响。同时，年恢复高考以后成长起来的一批博士、硕士及中青年学者，亦成为研究的生力军，他们精力旺盛，思想敏锐，以新的理论与方法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包括六朝史，取得了一批富于新见的学术成果。
这一时期，六朝史研究的组织与机构纷纷出现，开始定期进行学术交流。年11月，在四川成都召开了中国第一次魏晋南北朝史学术研讨暨学会成立大会，重点讨论了魏晋南北朝的社会经济、阶级关系、民族关系三方面问题；第二次会议于年秋在山东烟台举行，会议主题是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问题；第三次年会于年11月在贵州桂林举行，会议中心主题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史，一些学者还重点讨论了六朝时期江西区域经济的发展，认为经过六朝几百年发展，江西成为长江中下游的第三个经济中心；第四次年会暨国际学术会议于年9月在陕西西安举行，会议主题是魏晋南北朝文化及民族与民族关系问题；第五次年会暨国际学术会议于年9月在中国湖北襄樊市举行，大会收到近百篇论文，其中罗宗真的《从出土文物看三国东吴的经济发展》、张旭华的《南朝勋品制度试释》、何德章的《释荆州本畏襄阳人》、孟聚的《魏晋南朝时期的何氏家族》等，都是专论六朝历史与文化的；第六次会议于年9月在江苏南京举行，主题是六朝文化与南京；第七次会议于年8月在山西大同举行，主题是研究北朝史，但其中亦有一些研究六朝的文章，如许辉的《南北朝关系述论》、罗宗真的《六朝时期南北文化的交往》等；第八次会议于年8月在四川成都举行，这次会议主题之一是纪念著名六朝史专家缪钺先生；第九次会议于年8月在湖北武汉举行，会议主题是“百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每隔三年一次的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术研讨会，为学者们的交流提供了平台，会议提交的论著许多是专门探讨六朝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郑州大学等单位还设立了专门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所)。
六朝时期，江南地区是六朝的主要区域，而建康所在地南京曾是六朝故都。改革开放以来，江南地区的学者特别是江苏的古代史学者，有意识地加强六朝史研究，在卞孝萱、蒋赞初、罗宗真等先生的倡导下，于年成立了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此后，南京师范大学于年成立了六朝历史文化研究所；年，南京市成立了南京六朝史研究会；南京大学亦设有六朝研究室。
江苏六朝史研究会本着推进六朝历史文化研究的宗旨，积极组织、协调省内外史学工作者开展学术研讨和交流，每年举行一次学术活动，已成为中国六朝史研究的一支十分活跃和不可忽视的力量。尤其是近年以来，更加扎实地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和成果的出版，学术交流也更注重实效，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
近20多年来，江苏六朝史研究会组织了一系列较大的学术活动：近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促使中国学者重视与研究历史上中国长江流域的经济开发问题，围绕这一问题，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与有关单位联合，于年8月，与武汉大学、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会共同组织了“3-9世纪长江中游社会经济研讨会”；年11月，与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会共同发起，在常州召开了“长江下游3-9世纪社会经济研讨会”；年11月，与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会联合在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长江流域社会经济发展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是在先后举行长江流域几次社会经济发展学术讨论会的基础上召开的。会议力求开创对整个长江流域社会经济发展历程进行全面考察和系统研究的新局面。此外，研究会组织的重要学术活动还有：年9月，与江西大学联合组织了“六朝军事与战争”学术研讨会；年与徐州师大联合在徐州举行了“六朝时期南北交流”学术研讨会；年9月，与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等联合，召开了六朝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年11月，在南京召开了“六朝经济史”专题研讨会；年4月，在扬州召开了“六朝城市与交通”研讨会；年，在南京召开了“六朝建康城”国际学术研讨会；年9月，在南京举行了有国内外众多高校与科研部门学者参加的“建国60年来六朝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
继20世纪80年代陆续出版的《六朝史讲座》(《南京教育学院学报专辑》)、《古代长江下游的经济开发》(三秦出版社出版)等成果以后，近20多年来，江苏六朝史研究会组织出版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
1．张承宗等著《六朝史》(江苏古籍出版社年出版)。该书以南方地区3-6世纪的六朝历史独立成篇，全面系统地对此时南方社会历史文化的成就及其地位进行考察和剖析。该书突出的特点是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生活风貌三章的内容占到全书总篇幅的35％，构成全书重点。反映近年来中国史学界对文化史、社会史研究的普遍重视。
2．许辉、蒋福亚主编《六朝经济史》(江苏古籍出版社年出版)。此书依次论及六朝经济区的开发、大土地所有制的形成和发展、地主阶级和依附民、户籍与田赋制度、农业、手工业、商业与交通等各个方面。作者力求对六朝经济发展的轨迹和特点进行概括性的探索和总结。该书是近年六朝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代表作之一。
3．卞孝萱主编《六朝史论集》(黄山书社年出版)。该书是由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编辑出版的一部论文集，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开发、学术文化、社会生活、文物古迹等方面，其涵盖面之广、论述研讨之深，充分反映了江苏省史学工作者在六朝史领域学术研究的显著进展。
4．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许辉、邱敏、胡阿祥主编的《六朝文化》一书，这是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几十位学者合力完成的，其中既有历史学者，也有文物工作者。内容分为基础研究篇十章、应用开发篇七个专题，该书运用了大量的考古材料、方志、笔记等，并吸收天文、地理、建筑、艺术等多种成果，是目前比较全面研究六朝文化的著作。
5．卞孝萱主编的《六朝丛书》。这是一部研究六朝的系列丛书，已先后推出《六朝思想史》、《六朝人生哲学》、《六朝园林》、《南朝史精语》、《南史札记》等，由南京出版社从年开始出版。该丛书力求对六朝历史作多渠道、多层次、多方位、多形式的探讨和论述。
6．卞孝萱主编《六朝文学丛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年出版)。该丛书以六朝文学研究为主，如范子烨著《世说新语研究》、丁福林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王琳著《六朝辞赋史》、王云路《六朝诗歌语言研究》和程章灿著《世族与六朝文学》等。
此外，蒋赞初在长期从事六朝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出版了《长江中下游历史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年10月出版)；罗宗真主持编纂了《江苏文物志》(江苏古籍出版社年出版)、《魏晋南北朝考古》(文物出版社年出版)；李尉然出版了《南京六朝墓葬的发现与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年出版)；张承宗撰写了《江南文化与经济生活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年出版)及六朝史研究论文专集。贺云翱《六朝瓦当与六朝都城》(文物出版社年出版)一书则对南京地区出土的大量的六朝瓦当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并从文献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层面对六朝建康城的走向、城市布局、历史风貌等进行了探讨，对建康城的复原做出新的解释。
近年来，江苏不少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者的六朝史研究成果也陆续问世，如胡阿祥《六朝疆域与政区》(西安地图出版社年)、《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年)、《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年)、《宋书州郡志汇释》(安徽教育出版社年)等著作先后出版，填补了六朝历史与地理研究方面的许多学术空白。
王永平的《六朝家族》(南京出版社年)、《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年)、《孙吴政治与文化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年)、《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等专著也先后出版，对六朝史特别是六朝家族文化等，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
李天石《中国中古良贱身份制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年出版)一书，系统探讨了包括六朝在内的中古良贱身份系统的形成与演变。李文才的《南北朝时期益梁政区研究》(商务印书馆年)、赵益的《六朝南方神仙道教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年)也先后出版。
南京六朝文化研究会成立以后，也举行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并出版了一些成果：年在南京召开了刘勰《文心雕龙》研讨会；年，组织编写了《六朝文化丛书》，其中许辉、李天石主编的《六朝文化概论》、张承宗主编的《六朝民俗》、卢海明著《六朝都城》、邱敏著《六朝史学》、罗宗真、王志高著《六朝文物》、及《六朝帝陵》、《六朝文学》、《六朝经学与玄学》、《六朝宗教》、《六朝科技》、《六朝艺术》等书先后出版。年，“六朝文化丛书”第二批成果，如王永平《六朝家族》等书开始出版。
年，南京出版社出版“十朝故都文化丛书”，其中王永平的《孙吴文化》、张学锋、傅江的《东晋文化》、程章灿的《南朝文化》(上)、李天石、来琳玲的《南朝文化》(下)皆是六朝文化专著。年，南京出版社开始出版“南京稀见文献丛刊”，其中《六朝事迹编类》、《六朝通鉴博议》等书，皆是关涉六朝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年，由胡阿祥、李天石、卢海呜编著的《南京通史》六朝卷出版。此外，由胡阿祥主持的《南京晓庄学院学报》之六朝专栏，已成为六朝史研究的重要园地，在学界产生了相当影响。
二、60年来六朝史研究的主要成果
怎样评价60年来的六朝史研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笔者在这里不拟从所有的方面来全面地论述这一问题，仅就个人的认识，评点一些有代表性的、影响比较大且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到今后研究趋势的重要方面。从学术史的角度看，60年来中国六朝史研究，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逐步繁荣的道路。20世纪上半期，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六朝史研究处于起步阶段，但以陈寅恪为代表的六朝史研究的水平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这从当时六朝史研究的成员、学者对六朝史料的掌握程度、研究的主要对象与内容、使用的理论与方法等来看，都说明了这一点。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六朝史研究虽然处于自发的研究阶段，但我们所知的参加六朝史研究的学者，无一不在各自研究的领域取得了开创性的成绩。如陈寅恪先生，不仅在六朝文化与种族、六朝与隋唐社会的相互关系方面，取得了许多至今仍有重大影响，甚至无法突破的主流学术论点，而且他的正式的、私淑的弟子与学生们，近几十年来代代相传，分布于许多高校与科研部门，在其基础上继续推进六朝史研究，奠定了我国六朝史研究的重要根基。再如何兹全先生在三四十年代即开展对六朝地主经济、寺院经济史研究，其相关成果至今仍是研究这一领域的经典之作。同样，至今能在六朝宗教史研究方面全面超过汤用彤先生研究水平的学者可能还没出现。分析这些学者的成就，最重要的原因是根基于他们扎实的国学功底、放眼中外的学术视野、较少教条的理论与方法及较好的研究环境。如陈寅恪，自幼师承良好的家学传统，稍长即去日本、欧美诸国游学，因此他按照自己的家世背景、学术视野及素养从事研究，既有全面掌握史料的基础，又能立足于传统乾嘉学派式的精细考据，还能学习与利用欧洲西方现代史学的方法，其中也包括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5]。吕诚之先生，“读书广博而重视融会贯通”，强调社会历史的变迁进化，主张历史研究应“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①，其早年著两部通史及抗战时期所著《两晋南北朝史》，都注意从经济、政治、文化的多层面分析社会，特别重视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并且注意从社会组织、社会等级和人民生计等方面，全面认识六朝社会。何兹全先生的六朝史研究同样如此，他早年在北大受教于胡适、傅斯年、钱穆、陶希圣等兼通中外之诸师，吸收各位教师所长，同时，他又精读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6]，故其治学眼界开阔，能融会贯通，形成自己对六朝社会认识的系统理论体系，持之多年而基本观点不变，其对六朝社会结构与经济的看法，至今仍是难以推翻之论。当时陶希圣主持的《食货》杂志所刊的六朝史论文，作者大多也是受西方史学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注意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注意国计民生的分析，注重民众的意向，其中所刊许多论文至今仍是该领域的代表作。建国以后，史学工作者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唯物史观指导史学研究，对六朝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阶级关系、生产力水平、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商业发展水平、民族特征与民族关系等方面的认识，达到了此前未有的水平。例如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50年代初著《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论述了六朝时期人口的南迁、农业、手工业、商业、科技、文化等多方面的发展，特别指出了“南朝以前，中国经济文化的主要基地只有一个黄河流域，经过南朝，长江流域地也成为主要基地，——隋唐时期的繁荣就是在这个扩大的基地上产生的”②。何兹全在50年代后继续深入六朝史研究，完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等论文与《魏晋南北朝史略》论著，年出版了《读史集》，年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年出版了《中国通史》第5卷，这些成果重点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中古社会诸问题。使他在建国前形成的观点进一步深入。唐长孺在建国以前曾写有一些重在考据的文章。20世纪下半叶，他完成了从《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到《魏晋隋唐史三论》等众多著作。唐先生的考据精细而扎实，而他在精辨史料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六朝社会各方面所作出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理论分析，更是令人叹服。再如李剑农撰有《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韩国磐完成了《南朝经济试探》，周一良有《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王仲荦有《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这些论著大都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围绕六朝社会性质及土地、赋税制度等多方面问题展开争鸣讨论，尽管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看法，却大大加深了人们对这一时期经济与社会的认识与了解。文化方面，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册和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等著作的出版，同样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建国初17年中的六朝史研究，奠定了现今六朝史研究的基础。尽管这一时期的研究大多围绕着所谓史学“五朵金花”问题展开，存在着选题过于集中、理论分析存在教条化、史料发掘不深、人物评价文章过多等缺陷，但很难想象，如果没有17年的这些研究，我们的六朝史研究目前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改革开放以来，六朝史研究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纵观近30多年来的六朝史研究，探讨比较深入的主要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对六朝历史的整体评价。六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历代史家普遍评价不高。早在30年代，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就已指出了六朝对唐代的影响问题，但在建国后很久一段时间里，史学界却没有充分肯定六朝的历史作用。因为“分裂时期的历史，历来总是被忽视；因为它往往延续于动乱之中，没有多少可以被称道的文治武功，典章制度也很混杂。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总是处于被忽视受冷落的地位”③。直至年的烟台会议之后，多数学者才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认为六朝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此问题相关的，是六朝与北朝孰是影响隋唐历史与制度的主流问题。陈寅恪于30年代曾指出了唐代财政制度的南朝化问题，近几十年来，唐长孺进一步论证了这一观点，认为唐代的制度的确有一个南朝化的过程④。学界对此则有不同看法，如田余庆等先生认为：“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⑤对此，牟发松从南北朝九品十八班官制的形成与南北关系等方面，对唐代南朝化问题作了深入考察，认为“南朝化一方面意味着唐代前期主要继承北朝历史发展的方向，与南朝当时历史发展的方向脱节，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唐代中叶重新与南朝当时的历史发展方向相衔接，唐代前期占主导地位的北朝因素相应淡出乃至消失”⑥。⑦这样分不同阶段与主次来看待唐代的南朝化问题，无疑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二是对六朝社会经济、社会阶级、阶层和社会结构的研究继续深入。30多年来，史学工作者在前人基础上，继续深入分析六朝的土地所有制、农业、手工业、商业、阶级关系、人身依附和赋役制度等问题，成绩卓著。例如六朝时期南方社会经济的开发和进步，是此时期历史发展的基本特征和关键因素，历来为学术界所注重，经过多年研究，特别是通过研讨六朝时期长江中游、下游及全流域经济发展问题的三次全国学术会议的召开，学者们已充分肯定了此时期江南的快速发展及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其中罗宗真、简修炜、许辉、蒋福亚等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值得重视。徐明德认为，孙吴时期江南经济的迅速发展，为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准备了条件。罗宗真从更长的时段探讨了这一趋势[7]。对于东晋南朝大土地所有制，蒋福亚在分析其成因后指出，当时的大庄园土地不是靠购买式兼并形成的，而是豪强地主强占山川林泽或凭借私人武装侵夺百姓田产的结果。汤其领具体考察了南朝大庄园的经营模式，指出它们具有宗法性日趋减弱、等级性逐渐加强、管理方式多样和间接经营的特点。章义和认为六朝庄园的经营存在着集中、分散、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三种经营形式，这些形式虽各有特点，但分散经营因为生产者积极性较高，而且它采取的分散租佃制形式符合中国地主封建制的发展，因此成为以后我国封建经济的主要经营形式[8]。何德章从农业技术、环境、人口等方面分析了六朝时期南方的开发；李恒全、郭智勇分析了六朝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原因与具体表现[9]。此外，对于六朝手工业、城市、赋税制度、户籍的黄白籍问题、土断问题，也都有较以往更深入的探索。这一时期，六朝区域经济史的研究日益兴起。关于六朝时期岭南区域经济的发展，如岭南的开发过程、岭南海外贸易与港市、岭南农业开发、吴对岭南的开发与治理、岭南发展的考古学观察等，都有专门研究成果[10]。王志邦撰文认为，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浙江地区农业经济的繁荣；张承宗的《六朝史》则对六朝时期江南的农业、手工业、商业、航运业以及长江下游的经济开发做了系统的考察；许辉探索了六朝时期珠江三角洲的开发；黄金铸则对六朝广西开发格局进行了初探。张灿辉撰有《六朝区域史研究》，岳麓书社年出版。由胡阿祥主编的《江南社会经济研究·六朝隋唐卷》一书(中国农业出版社年出版)，也探讨了以江南为重点的六朝区域经济发展。高敏的《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上下册、《魏晋南北朝经济史探讨》、《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发微》、《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等论著，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深入解析了六朝社会经济与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将其老师唐长孺的六朝研究进一步拓展开来。在寺院经济方面，何兹全主编了《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一书，简修炜的《南北朝时期的寺院地主经济初探》、张弓的《南北朝隋唐寺观户阶层述略》等文，对此又有进一步的探索。此外，朱绍侯的《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余鹏飞的《三国经济史》等，也从不同侧面探索了六朝经济史中的重大问题。三是对六朝门阀政治、六朝家族个案的新探索。上世纪30年代，有王伊同的《五朝门弟》、谷霁光的《六朝门阀》出版。在建国后一段时间里，人们对士族的作用多加否定，探析不深，土族个案的研究基本未能全面展开。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解放思想，对六朝士族的作用有新的认识，对门阀政治的产生、性质、作用和衰亡等方面提出了很多新观点。比较有影响的，如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分析了王、庾、桓、谢几大士族的执政特征，认为门阀政治只存在于东晋一朝，具有过渡性和暂时性特点，其实质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几家大族的权力平行或超越于皇权的政治变态，是皇帝和士族的联合执政。祝总斌在《中国通史》第5卷中撰有《门阀制度》一章，他认为，门阀制度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按门第高下选拔和任用官吏，它经历了四个阶段：东汉后期是萌芽期，曹魏、西晋是初步形成期，东晋和南北朝前期是确立和鼎盛期，南北朝后期是衰落期。大土地所有制、封建大家族与宗族以及儒学三者相结合之统一体的形成与发展，是门阀制度出现和持续存在的前提。这一时期，一些学者对六朝土族的个案也展开了研究。除田余庆外，叶妙娜撰文认为，东晋南朝谢氏家族经历了一个上升、全盛、衰落的发展过程，与之同步的是文、武、文的变化。曹文柱认为陈郡谢尚得任豫州刺史，是谢氏在东晋众多士族中脱颖而出的转折点。韩树峰探讨了江南晚渡大族为仕宦而弃文从武的情况。嵇发根讨论了六朝吴兴沈氏由武力强宗向文化士族过渡的过程[11]。王永平近年注重六朝家族学术文化“家门化”的个案研究，他的《六朝家族》重点研究了琅邪王氏、陈郡谢氏、兰陵萧氏、吴郡陆氏、张氏、沈氏的家族文化特征。四是对六朝思想文化的深入讨论。这方面罗宏曾撰有《魏晋南北朝文化史》、万绳楠有《魏晋南北朝文化史》、熊铁基有《汉唐文化史》、曹文柱主编有《中国文化通史·魏晋南北朝卷》，都涉及六朝文化。而专以江南六朝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有许辉等著《六朝文化》、《六朝文化概论》等。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六朝文化研究具体而细微。对于文学、宗教、艺术、科技、风俗、特别是玄学、儒学、经学等均有深入研究。对于六朝文化的总体特征，周积明认为是以经学独尊为内核的文化模式崩解，生动活泼的文化多元发展取而代之，而贯穿其中的一个共同主题是对超越具体事物的形而上之自在本体的追求⑧。李天石认为六朝文化具有独特价值，这主要就是挣脱两汉儒学束缚、追求思想自由、发展抽象思维、张扬个性主体、实现精神的内在超越，在传承汉魏以前传统文化、影响隋唐礼乐政刑典章制度、促进江南开发及中外文化交流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⑨。罗宏曾的《魏晋南北朝文化架构的特征》一文，把这一时期定位为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时期。五是六朝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吕思勉先生的《两晋南北朝史》曾用了不少笔墨论述六朝的社会生活，但在建国后的一个时期中，六朝社会民俗被视为封、资、修而遭到批判，无人敢对之研究。近30年来，人们认识到社会的历史不仅只是政治的经济的历史，更包括人们衣食住行等具体的社会生活。近年来，涉及六朝社会史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齐涛《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年出版)、曹文柱主编《中国社会通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山西教育出版社年出版)、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2卷(福建人民出版社年出版)、朱大渭等《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出版)等。曹文柱撰文认为，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有一个由轻悍好斗向柔靡怯懦的转化过程，其原因和社会上层的构成与心理素质的变化、社会下层宗教信仰的转移以及江南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很大的关系。张承宗、孙立撰文认为，六朝的社会风气，南方逐渐由尚武转变为儒懦；六朝江南妇女以养蚕纺织等手工劳动为主，此外还从事植物的采集，并参与酿酒、卖茶等市场活动，这与六朝时期社会风气的相对开放分不开[12]。许辉、曹文柱等还专门探索了六朝的流民问题等。六是六朝考古的新进展。建国以后，江南地区多有六朝遗址、墓葬的发现，其中江苏南京地区发现尤多⑩。近30多年来，六朝考古有重大的突破，许多以往学者们有争议的问题有望得以解决或部分解决。其中对六朝史研究影响最大、最为重要的，是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发现与六朝建康城一系列遗址的发现。七是六朝时期文献和典籍的整理方面也取得重要成果。这方面成绩十分显著，和六朝史有关的正史及《资治通鉴》都得到系统整理，由中华书局出版了标点校订本。一些基本文献典籍如《世说新语》、《颜氏家训》、《抱朴子内篇》、《抱朴子外篇》、《华阳国志》都已整理校注出版。六朝的相关墓志石刻及出土文献，如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罗新等《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长沙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录《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前》等都已出版。鲁西奇撰《六朝买地券丛考》，讨论了买地券反映的制度、地理等方面的问题。其余成果还有很多，这里不再细述?。三、进一步深化六朝史研究的思考和展望
在对60年来六朝史研究作出上述简要回顾的基础上，有必要对今后如何进一步深化六朝史研究进行深入的思考与总体的展望。怎样深化对六朝史的研究?笔者认为，从以上六朝研究史的回顾表明，对其中那些行之有效的研究理论、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和研究目标，应当是我们特别重视并继续坚持发扬的。这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坚持正确的研究对象与目标
历史是十分复杂的，尤其是六朝时期，南北政权对峙、政权更叠频繁，制度头绪众多，民族关系复杂，因此我们现今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完全复原历史的原象。历史就是历史，历史研究的任务，总是立足于当代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某些选择性的研究，这是必然的，也是符合实际的。那么我们应当重视六朝的哪些方面的研究呢?这里有一个宏观、中观、微观的关系问题。从微观方面讲，我们不可能搞清楚六朝的一切方面，但我们可以从中观、宏观角度，大体搞清楚六朝社会的重要的、基本的方面。因此选择六朝研究题目与目标不宜过于琐碎。当然这并不包括哪些看似细小、而实际却关乎社会重大问题的课题。我们的重点似应放在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基础上所提出的重大问题上，例如近年六朝史学界所讨论的南北朝制度与文化的相互关系问题，六朝与唐代社会制度的渊源问题，六朝文化的特点与现代价值问题，都是极有意义的宏观研究课题。当然，我们并不反对对六朝历史具体问题做更多乾嘉学派式的考证。历史学者本来就不是都集中于一个层面上做研究的，历史需要人们从宏观、中观、微观，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等不同层面、不同时段来进行研究和认识。不过就近年来许多青年学者过早沉浸于琐碎问题的考辩、研究过于细化的倾向来说，目前应当更多提倡立足于扎实考辨与全面掌握史料基础上的宏观与中观的研究。日本著名六朝史专家谷川道雄近年来十分忧虑日本六朝学界的一个问题，就是“研究者之间共同关心的问题少了”，日本史学界青年一代越来越不关心历史上重大社会问题的研究，而过多沉浸于琐碎事件与制度的考据。他认为尽管以往的日本史学界所研究的“六朝社会共同体问题”、“中国古代历史分期问题”之类重大问题并不能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但毕竟是推进了日本六朝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而且有重大的意义。而中国的六朝史研究同样也存在这个问题。其实通过前面的回顾，我们不难看到，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由于中国史学界多年来通过对中国古史分期、汉民族形成问题、土地所有制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农民战争问题、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等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才使我们的六朝史研究的许多方面达到了较高的研究水平。现在许多青年人对老一辈学者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