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瘟疫灾害是由传染病大规模流行对人类健康和生命构成直接危害的顶级灾害.BC～AD间,湖北至少有年发生过疫灾,其中15～19世纪和3～5世纪为疫灾高峰期,总体上疫灾频度具有长期上升的趋势,这与历史时期中国气候的趋干趋冷和湖北人口的日趋稠密有密切关系.AD以前,湖北的疫灾主要分布在荆州至襄樊一线,AD以后则主要分布在安陆至沔阳一线以东,整个历史时期疫灾重心表现出由西向东迁移的趋势,鄂东地区是疫灾的主要流行区.
文章原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年第3期。作者简介：龚胜生，华中师范大学地理系。
瘟疫灾害是由传染病大规模流行所引起的灾害,它直接威胁着人类的健康与生命安全,是人类社会的顶级灾害.自人类诞生以来,瘟疫就像是人类的影子,总是与人类相伴而行,即使科技高度发达、医学空前进步的今日,瘟疫仍然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大敌.因此,反思历史,探讨瘟疫流行的历史规律,对于今日“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防范和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建设均具有现实意义.本文试对湖北瘟疫灾害的分布变迁规律做一分析,请大家指正.
1湖北疫灾流行的时间序列1.1先秦迄元代(BC～AD8)秦汉时期.先秦湖北未见疫灾流行记录.后元二年(BC)十月大旱,“衡山、河东、云中郡民疫”[1].衡山郡治邾县(今黄州),鄂东北为其属地.地皇三年(AD22)夏,绿林军“大疾疫,死者且半”[2].绿林军以绿林山得名,山在当阳县.建安十三年(AD)十二月,气候甚寒,曹军与孙刘联军战于赤壁,曹军“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曹军进攻刘备是从江陵顺流而下,先征巴丘(今岳阳),再至赤壁,到达赤壁时,曹军“已有疾病,初一交战,曹军败退”,周瑜火烧其余船,曹军“士卒饥疫,死者大半”.曹军败退后,孙刘联军追至南郡(今荆州),“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建安二十四年(AD)冬,关羽围曹仁于襄阳,虏三万曹军至江陵,孙权欲贪关羽之功,遣吕蒙偷袭关羽,智取荆州,关羽退守当阳麦城.十二月,关羽父子被擒,吴平荆州,“是岁大疫,尽除荆州民租税”[3].
三国西晋.黄初三年(AD)十月,孙权叛魏,文帝亲征,十一月至宛(今南阳),遣夏侯尚等领兵围江陵,火烧江陵城外之诸葛瑾船队,吴军大败,但江陵“城未拔,会大疫,诏敕尚引诸军还”.对于这次撤军,文帝在诏书中说,主要是因为“贼中疠气疾病,夹江涂地,恐相污染”[3].泰始十年(AD),晋“大疫.吴土亦同”[4],该年即吴孙皓凤凰三年,时湖北属吴,史称吴自凤凰元年至该年“连大疫”[3].永嘉四年(AD)十一月,襄阳大疫,死者三千余人;永嘉五年(AD),刘聪攻占洛阳,晋怀帝被掳,晋军在长安拥立愍帝.为了夺取长安,刘聪命部将石勒驻军襄樊,但石勒“军粮不济,死疫大半”[5,9].
东晋南朝.永昌元年(AD)“十一月,大疫,死者十二三.河朔亦同”[4].这次疫灾为全国性疫灾,东晋首都建康地区尤重,朝中大臣也有染疫者[5,9].咸和五年(AD)五月,“大饥且疫”[4].永和六年(AD),“是岁大疫”[5,9].永和九年(AD)五月,大疫.太和四年(AD)冬,大疫[4].太元四年(AD)三月,大疫[5,9];冬,又大疫.太元五年(AD)五月,“自去年冬大疫,至於此夏,多绝户者”.义熙元年(AD)十月,大疫,发赤斑乃愈.义熙七年(AD)春,大疫[4].这几次大疫,未言具体范围,应是全国性大疫.泰始二年(AD)九月,“天下大疫”[6].泰始四年(AD)六月,太白犯舆鬼,占曰:“民大疫,死不收”,其年“普天大疫”[4].中兴元年(AD),郢城(今武汉)大疫:“初,郢城之拒守也,男女垂十万,闭累经年,疾疫死者什七八,皆积尸于床下,而生者寝处其上,每屋辄盈满”;“郢城将佐文武男女十余万口,疾疫流肿,死者什七八”.天监三年(AD),“是岁多疾疫”[7].
隋唐宋元.太和六年(AD)春,“自剑南至浙西大疫”[8],即整个长江流域大疫.直到五月份,文宗诏书中还有“今长吏申奏,札瘥尤甚”之句,死亡率高,有全家死绝者[9].熙宁三年(AD),苏轼谪居黄州,连岁大疫,所全活者,不可胜数[10].元佑五年(AD)“自春至秋,蕲、黄二郡人患急喉闭,十死八九,速者半日一日而死”[11,12].绍熙元年(AD),江陵疫[13].开庆元年(AD),蒙哥驾崩后,围攻鄂州(今武汉)的元军“诸军疾疫已十四五”[15].咸淳十年(AD1),英山饥疫;江陵城疾疫.德■元年(AD),麻城大旱疫.大德十一年(AD),麻城大疫.至大元年(AD)八月,英山旱、蝗、饥、疫[15].至正十三年(AD1),黄州、蕲州两路大旱,大疫.至正十四年(AD),武昌路自至正十二年(AD)战乱以来,“民死于兵疫者十六七,而大江上下,皆剧盗阻绝,米直翔涌,民心遑遑”[14].
1.2明代(AD8～AD)明代前期.永乐十二年(AD)三月,湖广诸县疫,皇太子命人巡视[16];如武昌等府、通城等县疫[17].永乐十九年(AD1),蒲圻西良湖一带大疫[18].正统九年(AD),云梦饥疫.景泰四年(AD)冬,武昌、汉阳两府疫[19].景泰五年(AD)二月,武昌、汉阳两府继续疫,自去冬以来,疫死万余人.景泰七年(AD)春夏,黄梅瘟疫大作,疫死余户,余人,有一家死亡多达39人[17].成化十二年(AD),湖广夏秋亢旱,田禾损伤,人染疫死者甚众.弘治元年(AD),麻城旱,大疫;襄阳有黑气如雾,触人即病,小儿中之死.
明代中期.正德三年(AD)夏,安陆大旱,饥民多疫.正德八年(AD)春,均州(今丹江口)大疫.正德十一年(AD),荆州春疫,冬大疫.正德十三年(AD)夏,应山县疫.嘉靖三年(AD),德安(今安陆)、孝感、麻城大疫.嘉靖七年(AD),钟祥七月水灾,八月大疫.嘉靖八年(AD)春,襄阳、均州、光化、沔阳、宜城大疫;四月,宜城大疫,日暮无人行.嘉靖十一年(AD)秋,谷城大疫.嘉靖十二年(AD)秋,湖广(含湖北湖南两省)大疫.嘉靖十三年(AD)夏,谷城、襄阳大疫.嘉靖十六年(AD)春,德安(今安陆)大疫,民多流亡.春夏,孝感大疫.嘉靖十九年(AD)春,钟祥大疫.嘉靖二十四年(AD),咸宁、安陆饥疫.嘉靖三十一年(AD)自春到秋,安陆大疫.夏,应山、孝感大疫.嘉靖三十三年(AD)夏,云梦大疫;麻城大旱、蝗灾,冬,大疫.嘉靖四十年(AD)三月,荆州大疫,死万余人;秋,当阳、长阳大疫,死者过半.嘉靖四十一年(AD)春夏,潜江大疫[15,16,17,18].
明代后期.万历元年(AD)正月,枣阳大疫.万历十二年(AD)春,德安(今安陆)、咸宁大疫.万历十五年(AD)五月,枝江、宜都(今枝城)大疫.万历十七年(AD),疫灾从长江下游向中上游蔓延.黄安(今红安)、罗田、麻城、黄冈、兴国(今阳新)等县大疫流行.万历十八年(AD)夏,湖广“郡县复大疫”,如四月黄冈、黄陂大疫.万历十九年(AD)春,通城大疫.万历三十一年(AD)自春到秋,孝感大疫;夏,应山大疫.万历三十七年(AD)春夏间,通城大疫,死者十之七八.天启元年(AD)夏,枣阳、郧县大疫.天启七年(AD),襄阳大疫.崇祯十三年(AD)三月至九月,麻城旱蝗、大疫,死者相望于道.崇祯十四年(AD)春,英山因为连续三年蝗旱,大饥、大疫.春夏之间,广济、黄冈、蕲水、罗田、黄梅、蕲州、孝感、沔阳、江夏、蒲圻等县旱蝗、饥馑、大疫,“死亡过半,积尸遍城野,贫者不能具棺,苇革裹尸弃之于野”.崇祯十五年(AD)春夏之间,黄安、黄陂、黄冈、应山、蒲圻、兴国(今阳新)等县蝗饥大疫,“哭泣之声,比户相闻”.崇祯十六年(AD)春夏之间,襄阳、光化大疫.崇祯十七年(AD)秋,宜都、枝江大疫[15,16,18].
1.3清代(AD～AD)清代前期.顺治二年(AD)秋冬,咸宁、安陆、应城、当阳、天门大疫.顺治三年(AD)夏,安陆、襄阳、兴国(今阳新)、崇阳大疫,死者无算.顺治十五年(AD)春,宜城大疫.康熙十年(AD)夏,应山疫;秋,枣阳疫.康熙十一年(AD)秋,枣阳疫[15,18].康熙十七年(AD)春,郧阳、襄阳两府疫1,荆门州大旱,疫疠.康熙二十年(AD)夏,沔阳州大旱,疫[15].康熙二十一年(AD),东湖县(今宜昌)城乡大疫2.康熙二十二年(AD)春,宜城大疫,大疫之地主要为汉江以东的山村.康熙三十一年(AD)三月,郧阳(今郧县)大疫;五月,郧西、房县大疫.康熙三十二年(AD),郧西、武昌(今鄂州)大疫.康熙三十七年(AD)秋,房县人、牛俱疫.康熙三十九年(AD1)秋,房县暑旱后得雨反寒,瘟疫流行.康熙四十一年(AD)春,房县雷雨雪,大寒,人畜灾.康熙四十四年(AD)冬,沔阳大疫.康熙四十五年(AD)春夏之间,蒲圻大疫,崇阳、通城旱疫;房县疫;沔阳、天门大水、大饥、大疫[15,18].康熙四十六年(AD)七月,公安水、大疫,房县大疫.八月,沔阳州大疫,死者甚众;通城大疫,“死亡相继,不染者百不二三”.康熙四十七年(AD)二月,公安大疫3;秋,蒲圻大疫[18,20].康熙四十九年(AD),房县“痘疹大作,死千余人”.雍正元年(AD),罗田大疫.雍正三年(AD)秋,蒲圻旱,痢疾流行.雍正五年(AD)春夏,沔阳水、饥、大疫;秋冬,黄冈大疫;夏、冬,钟祥大疫;冬,汉阳大疫;枝江疫.雍正六年(AD)四月,枝江、长阳、宜昌、远安、荆门、武昌(今鄂州)、崇阳、蒲圻、沔阳州、郧西大疫.雍正七年(AD)春,郧西大疫.雍正十二年(AD)秋,武昌(今鄂州)乡村疟疫[15,18,20].
清代中期.乾隆十年(AD)十一月,枣阳大疫.乾隆三十三年(AD),汉川大疫,死伤无算.乾隆五十五年(AD)八月,云梦大疫[18,20].乾隆五十六年(AD)七八月间,云梦、安陆大疫4.乾隆五十七年(AD)九月,黄梅大水后大疫.嘉庆十三年(AD)夏秋,英山大疫.嘉庆十九年(AD)闰二月,枝江大疫,四乡传染,死者甚众.嘉庆二十年(AD),汉川大疫.嘉庆二十四年(AD)五月,恩施大疫.道光八年(AD),长阳大疫.道光十二年(AD1),江汉之间多被水灾,霍乱广为流行.三月,武昌(今鄂州)、咸宁、汉川、潜江大疫.五月,崇阳、黄陂、汉阳、孝感、宜都、石首、监利、松滋大疫.八月,江夏(今武昌)、蒲圻、通城、通山、崇阳、大冶、安陆、应山、应城、黄梅、蕲州大疫.公安春夏疫,大水,秋八月大风大水,米价腾贵,人相食,大疫.其实,咸宁县的疫灾从先年冬天就开始了,直到本年秋天才停息[15,18,20];大水兼之大饥的松滋、石首、沔阳、监利等县流民疫甚,死者枕藉,流民又将疫病传播到了鄂东南的通城、崇阳,致使其“病者十之八九,死者十之五六”5.道光十三年(AD)五月,宜城、潜江大疫.道光十九年(AD)九月,云梦大疫.道光二十一年(AD),沔阳州疫.道光二十二年(AD)夏,武昌(今鄂州)、大冶大水,大疫;蕲州饥,大疫.英山饥疫交作,死者无算.道光二十三年(AD)七月,麻城大疫.道光二十四年(AD),黄安大疫,民多死.道光二十五年(AD),光化大疫.道光二十八年(AD),大冶大疫.道光二十九年(AD)六月,沔阳大疫[15,18,20].
清代后期.咸丰二年(AD)四月,蕲州疫[18].咸丰六年(AD)五月,咸宁大疫[20].咸丰七年(AD)秋,英山大疫6.咸丰十一年(AD)秋,长阳大疫.同治元年(AD),全国霍乱大流行,六月,江陵大疫,民多暴死.同治三年(AD)夏,应山大疫.秋,公安大水大饥,人民逃亡,大疫[15,18,20].同治八年(AD)七月,麻城大疫.同治九年(AD)秋,麻城北乡大疫;江陵大疫,民多暴死.同治十年(AD)六月,麻城西南乡大疫.同治十一年(AD)夏秋,武昌(今鄂州)大疟疫.光绪元年(AD)春,兴国(今阳新)疫.光绪三年(AD)三月,兴国“大疫,连年不止,死人无算”.光绪四年(AD)二月,光化大疫;七月,沔阳淫雨,疫.光绪五年(AD)秋,武昌(今鄂州)疫;蕲州大同乡疫.光绪七年(AD)夏秋,兴国(今阳新)大疫,死人无数,次年疫稍轻,损人亦多.光绪八年(AD),兴国(今阳新)大疫.光绪九年(AD)秋,监利傅家垸痘(天花)麻(麻疹)流行.光绪十四年(AD)秋,沔阳大疫,民多死.光绪三十二年(AD)秋,监利傅家垸霍乱流行[15,18,20].宣统元年(AD),汉口有鼠疫[11].
2湖北疫灾流行的时空变迁2.1湖北疫灾的时间分布变化季节变化.据上述疫灾时间序列统计,先秦至清代(BC～AD)的年中,湖北共有疫灾年份个,疫灾频度5.07%,即平均20年间有1年发生疫灾.表1显示,汉晋时期疫灾多发生在冬季,其次是春夏;刘宋至元代疫灾多发生在夏季,其次是春秋;明代疫灾多发生在春夏,其次是秋季;清代疫灾多发生在秋季,其次是春夏.瘟疫流行季节的变迁,主要受疫病种群变迁的影响,汉晋时期多流感、伤寒,所以冬季疫灾较多;明清时期既有春夏流行的天花、鼠疫,也有秋季流行的疟疾、霍乱,所以春、夏、秋三季疫灾均多.
朝纪变化.湖北77.2%的疫灾分布在明清,9.56%的疫灾分布在两晋,这两个高峰期集中了近87%的疫灾(表2).就疫灾频度而言,清代最高,明代其次,两晋又次(图1).从世纪分布看,湖北75.7%的疫灾分布在15～19世纪,12.5%的疫灾分布在3～5世纪,其中19世纪疫灾频度最高(33%),16世纪(23%)、17世纪(21%)、18世纪(18%)、4世纪(9%)也比较高(图2).总之,多年来,湖北疫灾的时间分布变化表现为2个明显的涨落过程.
长期趋势.10年疫灾指数(连续10年内发生疫灾的年数)能比较准确的反映疫灾的趋势性变化.图3显示,AD之前湖北经历了19个小的疫灾波峰(波长小于50年,波高5以下),AD之后湖北经历了3个独立的小波峰和3个迭加的大波峰(波长年左右,波高5以上).如果把疫峰比作洪峰,疫灾波长就好比洪峰持续时间,疫灾波高就好比洪峰水位,AD以来湖北疫灾波长的不断加长和疫灾波峰的不断加高,说明疫灾流行的的频度越来越频繁,危害越来越严重.图1、图2、图3显示,在朝代、世纪、10年时间尺度上,湖北疫灾频度都有长期上升的变化趋势和惊人相似的涨落周期.
图1湖北疫灾频度的朝代变化?
?图2湖北疫灾频度的世纪变化??图3湖北疫灾10年指数的变化?
表1湖北瘟疫灾害的季节变化?次
历史时段
春季(正月至三月)
夏季(四月至六月)
秋季(七月至九月)
冬季(十月至十二月)
不详
汉晋时期(BC～AD)
3
4
0
9
2
刘宋迄元(AD～AD8)
2
4
2
0
7
明代(AD8～AD)
18
18
10
3
8
清代(AD～AD)
14
21
29
4
14
表2湖北瘟疫灾害的朝代分布?
2.2湖北瘟疫灾害的空间分布变化汉唐时期.该时期瘟疫流行多与战争有关,荆州、襄阳、武汉为疫灾多发中心(图4).荆州为长江中游首位城市,乃兵家必争之地,魏、蜀、吴对荆州的争夺,导致多次瘟疫大流行(如AD、AD、AD).襄阳地处南北战冲,与荆州唇齿相依,也多战争酿成之瘟疫(如AD、AD).南朝刘宋之后,武汉地位可与襄阳媲美,AD因战争和瘟疫,武汉城死者10万余人.
宋元时期.该时期与汉唐时期比,疫灾重心明显东移,荆州虽仍是疫灾中心之一,但已让位于鄂东的鄂州、黄州和蕲州,襄阳则不再为疫灾中心(图5).汉唐建都长安、洛阳,荆州经襄阳至长安、洛阳的交通线十分重要,荆襄之间人口稠密,人口流动性也强,因此疫灾较多;宋元都城东迁至开封、杭州和北京,经武汉至开封、杭州、北京的交通线显得更为重要,鄂东战略地位提升,人口分布密度和人口流动性也大大加强,以致鄂东沿江一线成为疫灾多发区.
明清时期.该时期为疫灾高峰期.明清湖北辖县70左右,而累计发生瘟疫的县数,明代至少99个,清代至少个,相当于被瘟疫席卷了3次,影响相当巨大.与宋元时期比,明代疫灾分布偏重于鄂东的特点更加明显,但襄阳超过荆州,成为次级疫灾中心(图6).清代前后期疫灾分布有较大差别,前期以鄂西北瘟疫最多,其次是江汉平原东部(图7);后期以鄂东和江汉平原瘟疫最频繁,鄂西北瘟疫反而甚少,与前期形成互补分布(图8).
总体特征.第一,汉唐时期的疫灾多与战争有关,宋元明清的疫灾多与水旱灾害有关;第二,疫灾重心有由西向东迁移的趋势,以AD为界,之前疫灾偏于西部的荆州-襄樊一线,之后疫灾偏于安陆-沔阳一线以东的地区;第三,城市瘟疫多于乡村,武汉、荆州、襄樊及其周边地区为疫灾多发地区;第四,瘟疫流行与人口密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历史以来人口稀少的鄂西南地区罕见瘟疫流行.
3结论(1)历史时期(BC～AD)湖北有年发生过疫灾,疫灾频度5.1%.疫灾的流行汉晋时期(BC～AD)主要在冬季,刘宋至元代(AD～8)主要在夏季,明代(AD8～)主要在春夏,清代(AD～)主要在秋季.疫灾流行季节的变迁,主要与疫病种群的变化有关,病原体与人类同进化,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疫病种群结构.
(2)历史时期湖北的疫灾主要分布在15～19世纪的明清时期和3～5世纪的三国两晋时期,这两个疫灾高峰期正处于中国历史上的气候寒冷期,与全国情形一样,气候寒冷期是疫灾相对频繁的时期.就整个历史时期而言,湖北的疫灾频度具有长期上升的变化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疫灾波动的周期越来越长,波动的振幅越来越大,反映出疫灾的影响和危害越来越大.疫灾之所以越来越频繁,最根本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我国历史气候有变干变冷的长期趋势,尤其是处於疫灾高峰期的15～19世纪,气候异常寒冷,有“小冰期”之称,而寒冷期气候变率大,大旱、洪水等自然灾害频繁,易于诱发瘟疫;二是人口密度不断加大,人类交往日益频繁,为瘟疫流行提供了便利的传播条件和足量的易感人群.
(3)大致以AD为界,之前,湖北的疫灾多与战争因素有关,且主要分布在荆州-襄樊一线,荆州、襄樊、武汉为疫灾中心;之后,湖北的疫灾多与水旱灾害有关,疫灾分布重心向东迁移至安陆-沔阳一线以东的地区.就整个历史时期而言,疫灾主要分布在鄂东地区,其次是江汉平原和鄂西北地区,鄂西南地区罕见瘟疫流行.疫灾分布的这些差异及其变迁,与区域战略地位变迁和人口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受政治中心变迁的影响,汉唐时期,荆州-襄樊一线战略地位重要,人口密度和人口流动性较高,疫灾相对频繁;宋元以来,以武汉为中心的鄂东地区取代荆襄地区成为湖北的人口稠密区,因此也成了湖北的疫灾重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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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清]赓英布,刘国光,李春泽.德安府志(卷20,祥异).光绪十四年()刻本.
5?[民国]杨传松,杨洪.松滋县志(卷1,灾荒).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
6?[清]何绍基.安徽通志(卷,祥异).光绪三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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