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记忆是有颜色的，随着时光流失，记忆便会悄然变的浅淡泛黄，但记忆的印迹是不会消失的。虽然过去四十多年了，那逝去的岁月和发生在银行的那些老故事依然留在记忆中，依然值得回味。
初到银行
陈志远从部队复员后，被劳动局分配到市中区人民银行新华路储蓄所工作。那是一个普通人很少与银行打交道的年代，除了附近几家单位刚发工资那几天，平时来储蓄所办理储蓄业务的人很少。因此，两位临柜的老师并不着急让陈志远去顶班接柜。
储蓄所主任范桂英，一个中年妇女，矮矮胖胖的，整天乐呵呵的，还爱与老老少少开个玩笑，据说，她丈夫比她大五六岁，原来在市行当副科长，最近提拔调走了，到市财委当了科长。
陈志远年纪轻轻，在部队上养成了勤快的习惯，每天早早就来到储蓄所忙里忙外打扫卫生，等大家陆续上班来了，他也干的差不多了。
一天，早上开班会，范主任表扬陈志远：“小陈来咱储蓄所一个礼拜了，天天早来打扫卫生，咱们大家都要向他学习，勤快，眼里能看见活儿。”
韩萍老师有些不屑的说：“小陈，你以后别来那么早，早来了也别把活都干了，给俺们留点儿。”
范主任笑着对韩萍说：“小韩，你别不服气，我知道你早晨起来忙孩子吃喝，还得送托儿所，我表扬小陈，是要大家学习他的勤快能干的精神。咱储蓄所总共才有多少活干？大炼钢铁的时候，我们女同志……”
不等范桂英说完，小韩接茬道：“俺知道主任那时候干活不输男同志，要不刘科长能看上你这个铁姑娘。”
大家哈哈大笑，看来大炼钢铁那段岁月留给范桂英她们的记忆是难忘的，她常在年轻人面前絮叨的都是大炼钢铁的故事。
营业时间到了，业务不是很多，范主任安排韩萍和李芬接柜，她自己担任复核。由于陈志远刚来还不能顶岗，便帮着干一些剪账页、抽账卡或填写开销户登记簿之类的零活。
为了让小陈尽快熟悉业务，范主任到支行后勤股给陈志远领取了一个五个珠的新式算盘，说：“你今天开始进行无限加法练习吧，只要不断得出、、这些有规律的得数，就说明加法正确，否则就是加错了，重新开始。”
看着老同志们把老式的七个珠算盘珠子打的哗哗作响，每清空一组数字还要一把抓起算盘，上下一翻“哗哗”归零，真是羡慕他们的业务技术。特别是范老师，点钞总是用兰花指法，无名指拨打点过的钞票，发出“啪啪”声响，让人十分享受，那是驾驭金钱的一种享受。
韩萍老师悄悄地告诉志远：“别跟着他们老婆子学，花架子好看好听，影响速度，养成习惯就不好改了”。
中午，快到交接班的时间了，柜台外已是冷冷清清，同志们整理账簿，将钱款装包，等着下午班的人员来接班。
为了方便居民存取款，储蓄所中午和星期日不休息。范主任上常白班，周日休息一天。所以，所里其他人分上午下午两班，每天中午是交接班时间。
陈志远见柜台外没有客户，拿了把笤帚去柜台外面打扫整理丢了一地的废纸条。
忽然，门外马路边驶来一辆黑色轿车，一辆很旧的外国牌子的轿车。车在储蓄所门前路边停下，从车上下来几个人朝储蓄所走来。
那年月，轿子车是稀有的，而且大都是外国货，什么“华沙”“伏尔加”，也就市委书记有辆国产上海牌轿车。坐轿车来储蓄所的可谓凤毛麟角。
为首的一位年约半百的老同志，边走边同跟随在后边的人说着什么。陈志远判断，这几位不像是来办业务的，便转身向柜台内范主任招呼：“范老师，好像是有领导来了，坐进口轿子来的。”
“谁呀？”范桂英一边应声，一边向柜台外走来，走到门口，她一眼认出是市行领导：“哎呀，是黄行长来了，是来检查工作的吧？你看我正准备下班呢。”
“怎么样呀？今天业务忙吗？这么早就准备下班了。”黄行长边说边走进储蓄所。
“不是早下班，我是上常白班，中午回家吃了饭下午还要来上班的。”范主任与几位领导搭话，陈志远几个都站立着，注视着几位市行领导。
柜台外只有范主任和志远两个人，范主任便先向领导们介绍：“这是陈志远，今年刚分配来的复员军人。”
见黄行长向自己伸出右手要握手，陈志远有点紧张，习惯性地来了个立正，想敬礼，又觉得不妥，慌忙把两只手伸过去握住黄行长的手。
“小伙子，不错，有点儿军人素质，当了几年兵？在哪当兵？”
“报告首长，当了四年兵，在武汉空军，是场站地勤兵。”
“哟，是空军老大哥呀。我可是当过陆军高射炮兵呀，专打飞机的。”黄行长的一句玩笑话，把在场的同志们都逗乐了。
接着，范主任说话如同连珠炮一般，快速地回应领导们的问话。无非是储蓄所里几位同志的基本情况，每天业务量等等。
不一会儿，接班的同志们陆续来了，黄行长一行也没有再待下去的意思，很是客气地说了一句：“好了，我们路过，顺便看看大家，不影响你们交接班了。”便与大家告别。
陈志远是第一次见到市行黄行长，感觉不像传说的那样令人生畏。望着远去的大轿车，黄行长给陈志远的印象，远不是平时大家议论的那样，说他是爱“吹胡子瞪眼的黄团长”，很平易近人的样子，没有官架子，也不是见人就“吹胡子瞪眼熊人”的模样。
第二天刚上班，几个人又议论起黄行长昨天的储蓄所之行。陈志远问范主任：“市行黄行长坐的轿车挺高级，还是进口的。”
范主任笑着说：“黄行长是副行长，市行的三把手，原来在部队上当过团长，那是一辆斯迪派克轿车，是他从企业借用的。”
范主任又向小陈几个年轻人介绍起她所了解的黄行长的许多故事。
转眼黄行长一行到储蓄所检查工作过去了有一年的时间，陈志远忽然被一纸调令，调入市行人事科工作。老科长宋平南与陈志远谈话时，还特别强调了一句：“黄行长分管政工科工作，听他介绍，对你印象不错。”其实陈志远与黄行长就是在储蓄所的一面之缘，连一句正经话都没有说过。
“黄团长”
“黄团长”是市行黄副行长在部队时的称呼，“文革”初期，他是军代表，带了一个工作组进驻银行，以后市行成立“三结合”核心领导小组，他那身校官呢军服便摘去了领章帽徽，成了市行的副行长。
银行干部戴眼镜的多，上班人人一副套袖，给人的印象一个个如账房先生。因此，给黄行长脑子里留下了“银行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这样一个印象。
刚来银行工作的那段时间，黄行长张口闭口“知识分子就是需要改造。”他有个特点，爱批评人，包括“自我批评”，看到他认为不对的人和事，毫不留情，让大家很不适应。他要求同事们之间要称“同志”，反对称兄道弟姐呀妹的。称呼职务也要严格准确。比如有人称他“黄行长”，他马上纠正到：“叫黄副行长。”他称呼别人也是正副分明，“薛行长”“王副行长”“李副科长”。总之，部队的严谨作风的点点滴滴让他全带到银行来了。因此，与他打交道多的头头脑脑们，背地里就给他起了个“吹胡子瞪眼黄团长”的外号，也有叫他“黄副行长”时特别加重那个“副”字语气的。
黄行长“文革”初期作为军代表来银行工作时，社会形势很乱，许多学校工矿停课停产，银行也成立了一些附庸于社会上的各式各样的“造反”组织。今天这一派占了上风，就说观点对立的组织是“老保”，明天那一派得势，反过来又成了造反派。你来我往如同大海涨潮退潮，只是苦了那些“当权派”了，无论是哪一派得势，为了显示自己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都要把行长们拉上台批斗一番，打倒一遍。
银行是国民经济重要部门，如果也搞停业闹革命那一套，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可想而知。别看黄团长文化不高，一个“活学活用”讲用报告，就把银行的形势稳定了。他在报告中反复强调“向解放军学习”，“解放军向全国人民学习”，“走资派必须打倒，打倒他们的最好形式，就是要让他们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和改造，那就是上班老老实实地履行职责，下了班接受群众的教育。”
“革命群众没有理由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要实行革命的大联合，谁反对联合，谁就是反革命，就要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用不着，我老黄一只脚就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你们这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我还就真不信改造不好。”
望着腰里武装带上挎着小手枪的黄团长，说话间，还不时撇一撇那有着明显一块伤疤的右腮帮子，嘴唇上两撇微黄稀疏的小胡子。那神情，真是“吹胡瞪眼”，那神态也是把那几位造反派头头震慑住了。
军代表进驻后，银行内部是“抓革命，促生产”，形势一派大好，上班时间人人坚守岗位，不论你是哪派的，哪怕一个柜组不同观点，该记账的记账，该复核的复核，需要行长审批的业务照样要行长签字，如果需要盖公章，必须找革委会主任造反派头头孙大平亲自盖，公章是权力的象征，印把子必须亲自掌握，这是造反派夺权时的主要目的。
下班了，不同“观点”的两派组织大批判，大辨认，大鸣、大放、大字报，真是“如火如荼”。走资派上台接受群众教育，黄团长站在一旁，只要看到有人激情澎湃要向走资派动手动脚时，黄团长就让自己带来的几位解放军上前干预，大喊：“最高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谁反对最高指示谁就是反革命。”
银行的形势没有安稳几天，社会上一些造反派组织开始来串联，他们认为银行的革命斗争“温良恭俭让”。于是组织一些人来银行门前叫喊示威，要求无产阶级革命派赶快站出来，打破旧秩序。
面对银行内部也有一部分人跃跃欲试的局面，黄团长告诫革委会的一班人马：“要警惕社会上坏分子趁机捣乱，银行是金库重地，一旦乱了套，你们可要负责，你们要向上级作交待。”
孙大平只想自己的主任位子坐稳了就好，如果社会上的人打进来，难说自己这一派在大联合中的主导地位不被他人替代。
“黄团长，对付这些人，我们是没有什么好办法，全听你的。”孙大平表了态，其他人马上随声附和。
黄团长撇撇腮帮子：“警卫人员明天开始搞军训，把手枪亮出来，我去市里请示一下，请我们部队派军训教员来，一定要守住银行四周防线，不让外人随便进入。”
第二天，一门双管三七高射炮停在了银行篮球场上，一个班的战士加上银行警卫人员每天在篮球场上要么操练枪炮，要么走队列喊口号。批斗会战士们在前排席地而坐。银行秩序趋于稳定，社会上一些组织试探一下也都退回，黄团长真正成了银行“主沉浮”的人物。
“文革”期间银行没有发生武斗打人事件，黄团长可谓功不可没。二十年后，清理“三种人”，银行没有定性为“打砸抢分子”的人，就连曾当了几天“革委会”主任的造反派头头孙大平检讨时也说：多亏了解放军“主沉浮”，要是我们开了打，那罪过大了。这自然是后话
不久，按照上级革委会的指示，银行的革委会改组，改组的原则是“三结合”，也就是军代表、老干部、造反派（叫新生力量）。黄团长被结合进市行领导班子，成了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只是摘去了领章帽徽上交了手枪，这让他很是难过了一阵子。他乘座的嗄斯69吉普车，也跟着驾驶员回部队了。当时银行里除了有一辆南京跃进车，负责大宗押款外，再无汽车可坐。黄团长找到在市里一家大型铝厂也是因“三结合”进领导班子的师里的老首长求援。
当初面临抉择难题时，还是这位在铝厂当军代表的老首长动员他：“我们这一把年纪总不能在部队干一辈子吧，在地方搞经济建设也不错吗。”
如今自己没有车坐，老首长所在这家大型铝厂级别跟市里平级，大大小小各类的汽车几百台，据说光小汽车就有十几辆。还别说，老首长大笔一挥，调拨了一辆斯迪派克轿车，连同开车的谭师傅一起借给银行用了。
车是一辆进口车，几位行领导新鲜了没有几天，领导们都不愿坐这辆“高级车”了。因为车龄太老又缺少配件，汽车外出经常抛锚，有才之人很快编出顺口溜：“斯迪派克没花钱，开车的师傅叫老谭，未曾出车先准备，铁丝胶布纤维板，车灯不亮使手电，喇叭不响用嘴喊，出车十里准趴窝，下车推着把家还。”这辆进口车虽然老旧，但好孬也是汽车，虽然后来市里给配了一辆北京吉普车，但黄行长对这辆老首长“特批”的车还是很有感情的，外出还是愿意坐这辆车。
后来，银行一分为二，而且实行了垂直管理体制。行长薛伟达主持完市里两家银行领导班子分家事宜后，便上调省行任副行长。原任二把手李行长担任了新设农业银行的一把手，三把手黄行长则留下主持工作。而此时的黄行长，早就把往日的军人作风改掉不少，人称他“黄行长”，他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典型示范般地纠正“黄副行长、黄副行长”了。
有一天，陈志远将人事统计报表送到黄行长办公室请他过目签字。黄行长戴上老花镜一页一页翻动报表，看的十分认真，还自言自语：“年轻人太少了，中专以上的文化人太少了，党员太少了。”他说：“去把你们宋科长叫来，我们商量一下人事工作。”
陈志远赶忙跑回人事科把宋平南科长叫来。
“老宋呀，今年银行的增人计划还要争取一下，一个是通过人事局向社会招收高中生的事，要尽可能多争取名额，再一个，省银行学校的学生争取多要几个。咱们的人员接不上茬呀，再过十年，咱们这帮建国前的就退光了，建国初的这帮骨干也要退休了。你说老宋，我怎么会把银行当成是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都怨旧社会有文化的人太少，我把识字的人都当知识分子了。”黄行长自问自答，算是解开了他那句“银行是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的谜底。
“是呀，自从六四年银行招了一批干部，快二十年了，除了个别的像小陈这样的复员战士和回城知青，银行就没怎么进年轻人。”宋科长附和着黄行长，表示已经与省行人事处争取了。
“对了，说到复员战士，市中区支行的李正子你们都认识，家属附近农村的，孩子又小，生产队实行联产承包后有些困难，能不能争取个农转非指标。这是个孤儿，从十五岁当兵跟着我，一转眼都二十年了，你说，咱不管他谁管他？”
“正子”李玉兰
黄行长说的“李正子”叫李玉兰，是市中区支行保卫股的警卫。别看他起了个秀气的女人名字，其实是个粗人。他是湖北襄樊人，没念过几天书，从小是个孤儿，生活困难那一年，生产队社员们都在饿肚子，没人管他，队干部组织老人妇女和孩子外出要饭吃，十五岁的李玉兰坚决不肯去。他说：“我都十五岁了，不是小孩子，再说了，新社会，要饭吃不光彩。”
正好那年山东驻军去他家乡征兵，他便要求去当兵。队干部正愁着这个半大小伙子没人管，就帮忙改户口年龄，穿上了军装，到了黄团长的部队当了一个兵。正赶上黄团长他们部队担负国防施工任务，打坑道很艰苦，连队首长见他身子单薄有些吃不消，详细一问才知道是个十五岁的孩子，就向上反映。团里知道后考虑他是个孤儿，就把他调到团里当了警卫连的公务员。
黄团长见他人挺机灵就是文化低了点，就说：“叫小李子跟着我吧。我当兵的时候还不到十五岁呢。”
李玉兰就这样跟着黄团长干了。
文革开始了，黄团长带了一部分干部到地方支左，当了军代表，超期服役的小李子也跟来了。后来团长转业，团里有一批干部跟着一起转业到这个城市来。小李子也要求复员跟黄团长走，考虑他是个孤儿，回原籍也没亲人，就一起来银行工作，黄团长当了市行领导，他当了市中区支行保卫股警卫员。
在部队上，李玉兰就是一个直率爱讲死理的人，但不管怎样，部队讲求一切行动听指挥，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李玉兰性格的发挥。到了银行工作以后则不同了，环境变了，周围的首长、战友变成了银行同事，又是以军人、党员的身份，加上黄行长曾经的警卫员这一层关系，在银行同志们中间赢得了几分尊重。因此，在保卫股乃至全行，他敢说敢管的性格，渐渐为大家所熟知。特别是他有一股子六亲不认老子怕谁的劲头，让许多人都怵他三分。
过去是他听人家说话多，现在是人家听他说话多，有时候与同事们吹吹牛、啦一啦当兵的事，难免有些过头话，大家知道话里含着水分，但怵头他的犟劲，谁也不去和他较真。
有一次说到部队纪律严明，执行力强的事，他说：“有一回黄团长让我去送信，要求三十里地要一小时必须送到。”
会计股梅老师说：“三十里地骑自行车也差不多。”
老李一拨愣头，说：“哪能？没有自行车，而且是一个小时必须回来，你知道什么叫部队？什么叫打仗？一分一秒都不能差。”
老梅也是爱较真，他一幅认真地模样：“这怎么可能？来回就是六十里地，一个小时打来回？怎么可能？马拉松运动员也办不到。不可能。”
李玉兰急了，他说：“梅老师，你要不信去问黄行长，我完成了任务回来后，他对我又表扬又批评。”
老梅问：“到底怎么回事儿？”
“表扬我克服困难完成了任务，批评我回来迟到了半小时。”
大家哄堂大笑，李玉兰感到大家终于相信他了，但慢慢地“李正子”的绰号在同事之间叫开了。“正子”是当地人对那些爱讲死理凡事较真的人的一种调侃称谓。
不管怎么说，李玉兰在全行上下还是很有威信的，有人说他除了说话“正”，别的真没有大毛病。
文革初期，行里的造反派开批斗会，把老行长架到桌子上，有几个人对老行长动了手脚。
李玉兰见黄团长冲他使了一个眼色，便冲上去大喊：“最高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谁违犯最高指示谁就是现行反革命。”说完，他拍了拍站在桌子上的薛行长的腿，说：“你这个走资派，早年出来干革命就为了走资本主义？你要老老实实接受批判。”说完，他转身面向会场，大声喊到：“革命的同志们，造反派的战友们，首先，敬祝我们心中……”，一番套话结束后，就是控诉万恶的旧社会，最后高呼打倒走资派，谁要是想复辟旧社会，我们就同谁血战到底。
事后，有老同志问他，解放的时候你才四岁，旧社会的事你能记的？他笑笑说：“记得，我记事早。”
老行长薛伟达心里明白，他握着军代表黄团长的手说：“谢谢黄团长，要不是小李子，那天我这顿打是逃不掉的。”
有一次，在剧院看京剧红灯记，保卫股的老白与正子开玩笑说：“李玉和与你是湖北老乡呢，你们是兄弟吧？”
正子问：“你怎么知道的？”
白志奎说：“你想呀，李奶奶不是和铁梅说，闹大罢工江岸一万多工人都上街游行吗？江岸不就是汉口吗，说明他们原来是在汉口当工人，肯定是湖北人，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派李玉和一家去了东北参加抗日斗争。”
没想到，老白的话李玉兰全接着。他还夸老白懂得多，“就是，就是，没想到白老师连这些事也知道，论辈份，我们就是兄弟，在老家听有年纪的人说，我们村有很多人在汉口当铁路工人，李玉和肯定是我们那一片儿的人。”
“正子”的绰号这下更响了，而冠以“李玉兰正子”的全称，说是中日民间友好人士。
白老师相亲
白老师，姓白，名志奎，人长的又黑又瘦，用他自己的话说：俺祖上可能有非洲血统。
老白和范桂英一样，也是大炼钢铁的时候从老家农村出来参加工作的。原本是一名炼钢工人，后来因国民经济调整，钢铁厂下马了，白志奎原籍是纯农业区，离这个城市三百多里地，因此，他在填写钢铁厂分流人员申请时便填写了留在本地的申请，银行作为国民经济调整充实的部门，白志奎、范桂英等十几个同志一起被分配到了银行工作。
刚来银行时，白志奎在办公室干行政工作，后来他要求干保卫，参加夜里值班。领导看他家是外地的，在行里住单身，就同意他去保卫股干警卫工作。
其实，老白干保卫有两个考虑，一是晚上睡班，一晚两毛钱补助，二是干保卫单纯些，不像干行政工作，行里行外都要打交道。保卫股的主要责任就是白天押解送款，晚上在库房外值班室睡觉。
银行的同志们第一次见到这位钢铁工人老大哥时，见他面色麴黑，有的叫他“白黑子”，有的叫他“非洲朋友”。而他最受用的是年轻人称他“白老师”。其实，不是他有多少文化，而是尊从银行的习惯称谓，年轻人见到年长者都称“老师”。
陈志远从部队复员到银行报到时，在大门口值班室见到白志奎，喊了一句：“师傅，政工股怎么走？”
老白上下打量着一身军装打扮的陈志远，问：“是今年来的复员军吧？”
“是的，师傅，我是来报到的。”
“政工股在二楼东头，小伙子，进了银行的门，见到老同志要称老师，咱这里不兴叫师傅。”
转眼间，老白从钢铁厂到银行工作有三四年了，跟同志们都熟了，他的个人问题渐渐成了银行上上下下议论的话题，无论谁见面，总要问：“老白，怎么样？个人问题要抓紧呀。”“黑子，快三十了，个人问题不能拖。”“白老师，什么时候喝你的喜酒呀？”
“喝喜酒？新娘子还在丈母娘腿肚子里转筋呢。”老白虽然调侃，可真是着急，无奈自身条件一般，家是外地农村，介绍了几个对象，不是相不中长像，就是相不中他家庭条件。
“听说你们老家大姑娘不会要饭嫁不出去，是真的吗？”
“听说你们老家过了正月十五就举家外出要饭，一直要到收麦子，是真的吗？”
老白一开始还解释：“前几年生产救灾的时候，是有要饭的，俺家里从没要过饭，俺爸爸会编筐手艺，我也能接济家里。”
后来对这类问话，老白不再解释了，只要是问这类话题的，那一定是嫌弃他家里贫穷。要说也是，自己一个月三十多块钱的工资，要是不接济老家生活，自己怎么也有些储蓄了，可是，人都是父母生养，不能眼看着他们挨饿不管吧？
渐渐的，在城里成个家的愿望，在白志奎看来就是个梦想了。
有一年，过年探亲的时候，父母双亲催促他，老娘提起这事：“赶紧找一个媳妇吧，要不咱从家里给你找一个吧？上门提亲的可不少，有的连你兄弟的亲事也提了，可咱这里的规矩你知道，老大不成亲，老二只能等着。”老白好几次差点就答应了，在老家农村找一个媳妇也行，虽然自己长像差点儿，可凭自己这份工作，在老家相对像，那是尽挑尽选，最漂亮的姑娘非自己莫属。可是看看老家的生活条件，他又不忍心。自己好孬从老家农门跳了出来，要再从老家找个媳妇，那下半辈子不是又跳回去了吗？
还是李玉兰让白志奎的个人问题出现了转机。
有一次，老白和新来上任的小李子一起值夜班，俩人啦家常聊起了个人问题，说起来俩人都是外乡人，又都是单身，在本地无亲无故的，话就投机了些。
老白说：“小李呀，个人问题要早打算，可别和你白大哥似的，快三十了，成了老大难，从老家农村找一个吧，不甘心。从城里找一个吧，咱这条件也不好兑付。你也二十好几了，得早点儿考虑个人问题。”
李玉兰满不在乎地对老白说：“我这才刚二十出头，还早呢，再说了，我从小就是一个孤儿，老家也没亲人，我是不打算从老家找对象的，原本打算就地复员从本地农村找一个合适的成家过日子就行了，这里农村的条件也不比我们老家差，我是五六年没回去了，以前我们那条件还不如这边。”
“对呀，从本地找一个农村户口的媳妇也是可以考虑的，虽说比不上在城里找一个，俩口子挣双工资，可也比从老家找强吧，关键是家安在本地，方便呀。银行里有不少老同志家属不都是本地农村的吗？”
老白心里这样想着，真是豁然开朗的感觉，但嘴上却不是这样说的。他还给小李子戴着高帽：“小李呀，你和我可不一样，你是复员军人，又是党员，年轻有为呀，将来一定能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好姑娘。”
“我有什么为呀，我没文化，从小也就上两年小学，现在这点文化还是在部队学的，黄团长说，银行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人家怎么会看上咱这大老粗。”
李玉兰是这样想的，以后也是按这样的思路发展的，那次聊天后没多久，白志奎开始托老同志们从郊区农村介绍对象，很快就有了眉目，没几年的功夫，老白还把小姨子介绍给了李玉兰，两人成了连襟关系，这是后话。
单说老白相亲第一次登老丈人家门，虽说出了洋相，可老白的憨厚朴实，确实打动了女方一家老少。
说起来，当时市中区支行会计股的股长宋平南是第一大媒人，他看白志奎个人问题成了老大难，又肯从附近农村找对象，便到处为他张罗。宋股长爱人娘家就是城郊八里庄的，托人一说，有一家姓陈的姑娘那年二十五岁，人长的模样俊秀，还是大队团支部书记，原本在邻村有一门亲事，后来人家男方进城当了建筑公司的工人，这门亲事就黄了。
陈姑娘家里条件好，父亲是老党员还担任大队干部。原本男方是借了陈家的力进城当工人，虽说建筑工人也算不上多好的工作，可人家必定成了非农业户口了，地位变了思想变，思想变了行动变，人不见上门，信也断了。托媒人去男方一打听，对方成了陈世美了，说是送给女方的彩礼也不要了。
气得陈家不得了，陈姑娘很有志气。把两身花布衣裳、一床提花的被面，还有六十块钱全给退回去了。
陈家发誓，姑娘陈大芳一定要嫁个城里人给对方看看。
宋股长把女方情况与白志奎讲了一遍，嘱咐说：“黑子，人家陈大芳真是一个好姑娘，咱除了是非农业户口，论家庭条件和个人条件可没什么优势。我给人家介绍了，你除了人长的黑点瘦点，没别的毛病，炼钢工人出身，身体捧，在银行是持枪警卫，政治可靠，咱这是脸黑心红吧。”
白志奎心里美滋滋的，他谢过宋股长，按照宋股长的交待，认真准备了一番，便踏上了去城西八里庄的相亲之路。
正应了天有不测风云那句话了，出城没多久，天下起了大雨。快到进村的时候，农村土路已经泥泞不堪，宋股长借给的大金鹿自行车被泥糊住，实在骑不动了，便准备下车扛着走，可看看脚上一双崭新的大皮靴，实在不好意思踩泥巴，这是人家李玉兰临复员的时候买的，一直没舍得穿呀。
当淋得和落汤鸡似的白志奎打着赤脚，肩上扛着自行车，脖子上挂着两只大皮靴，手里提着用自己的新褂子包裹着的大包袱站在陈家大门口时，陈家老少几口都愣住了。
陈大芳她爹走上前，从白志奎肩上把自行车接下。白志奎冲着陈大芳她娘说了声：“婶子，这是银行食堂蒸的白面馒头，我一下买了二十个，您尝尝。”
陈大芳她娘哆哆嗦嗦地从白志奎手上接过大包袱，两眼含着泪说：“孩子，你有鞋不穿，不怕扎着脚呀。”
老白憨厚地一笑，说：“这是借的同事的新皮靴，我怕弄脏了怪可惜。”
“我的傻孩子，你可真是个傻孩子。”陈大芳的娘一边拍打白志奎，一边把他往屋里拉。
“大芳，快去烧点热水，让你志奎哥洗一洗。”
随着陈大芳：“哎”一声答应，白老师从心里感觉着温暖，他知道，这门亲算是定下了。
午夜枪声
四十年前，银行安全保卫工作就是公安部门工作的重点。公安局的老徐同志会隔三差五地到银行来巡视一番，通报一些案情，指导安全保卫工作。
老徐在公安局负责经保工作，与银行保卫股的人员都很熟悉，保卫股新增人员谁来了，谁调走了，他都及时掌握，并且记录在自己的《各重点保卫单位保卫人员花名册》中。
有一天下午，银行都下班了，老徐到银行门卫值班室来巡视，看见出纳股的小王坐在值班室床边擦拭手枪，便问在场的保卫股的白志奎：“老白，咱们这里添新人了？”
老白回道：“不是，这是刚从李庄公社营业所调到区行出纳股的小王，晚上参加睡班值班的，小伙子勤快，非要帮忙擦擦手枪不可。徐公安，你是值夜班？”
老徐说：“我是去值夜班，路过你们单位来看看。你们于股长好长时间不见了。”
“于股长上白班为主，有时候帮忙顶班值夜班。”
“那你转告于股长，明天到公安局开各重点单位保卫负责人会议，上了班去就行。”
老徐说完，把脸转向正在擦枪的小王，问到：“小伙子，当过兵吗？会使枪吗？”
小王笑了笑说：“没当过兵，也没打过枪。这不是跟白老师学着擦枪吗，我都会拆会装了，挺好玩的。”
老徐一脸的严肃。“好玩？要是弄坏了可不是好玩的。老白，无关人员不许动枪的，万一弄出个枪走火，损坏零部件怎么办？最近上级通报了好几起枪支案件，有走火的，有丢失的，有一个厂子武装部长竟私自携带手枪外出去打兔子，结果伤着人了。”
老徐见小王一脸紧张，便冲老白使了个眼色，对着小王问：“枪擦完了？我检查一下。”
小王双手把五一式手枪递给老徐，心里有些忐忑不安。
老徐拿过枪，抓起桌子上的擦枪布，擦了擦枪身上的油。说：“你们的枪油不花钱是怎么的？你看这油渍麻花的。小王，你确定这枪上的零件没少吗？”
面对老徐的质问，小王有些不自信了。“没少呀，我擦枪哪儿也没去，我怎么拆的就怎么装起来的。”
“那，这枪上的来复线怎么没有了？”老徐想幽默一把。
“来复线？是什么样的？是铁旳？还是什么样的？”
看着小王紧张的样子，老白想笑，让老徐用眼色制止住了。他又火上浇油般冲小王说：“这枪要是没有来复线，怎么能打出子弹去，还不快找找？”
小王真急了，赶紧桌上桌下找了一遍，又转身在自己坐过的床上被单被子里乱找一气，仍然不见“来复线”的影子。声音带着哭腔说：“白老师，你可给我作证呀，我擦枪哪也没去，就没动地方，怎么这来复线就没了？”
老白和老徐实在憋不住了，不禁哈哈大笑，正好让会计股的梅绍清碰见了，他就住在银行附近，饭后常到值班室来和信贷股的赵股长下象棋。“什么高兴事？恣成这样？”
老白冲着梅绍清说：“徐公安和小王开玩笑，让他到处找手枪的来复线。”
小王这时还是一头雾水。
梅绍清是建国前夕参加银行工作的老银行了，他对小王说：“来复线就是枪膛里的纹线，这没什么奇怪的，我们刚参加工作时，也不懂得什么来复线？出纳员一人发一颗手榴弹，好长时间不知道要拉了弦才能爆炸，常把枪机和机枪弄混了。”
小王不高兴了，说：“梅老师，徐公安这是欺负我不懂枪。”
老徐冲小王笑了笑，说：“对不起，跟你开个玩笑。小伙子，既然参加保卫值班，对枪还是要了解一些的好。”
公安局的老徐走后不一会，信贷股的赵股长一如往常，嘴里叼着香烟，哼哼着京剧《沙家浜》中郭建光的唱段，到门卫值班室找梅老师下棋。
一进门便问：“我碰见公安局的老徐了，他说小王要当县长了，怎么回事？”
梅绍清回到：“什么县长，是来复县的县长。”几个人把公安局老徐如何出小王洋相的事说了一遍。
赵股长有些气不过，说：“开玩笑可以，不能点划人呀，要是我当时在场，我非和他理论理论不可。”
“是呀，谁不知道你是咱银行有名的抬杠局局长吗。”梅绍清与赵股长打着哈哈。
一直没怎么说话的小王看着赵股长和梅老师摆开了棋盘杀将起来，对老白说：“白老师，你教教我怎么打枪吧，万一有情况用到枪，我不会使用可就抓瞎了。”
“这个事，得和于股长汇报汇报，到时候可以专门组织参加值班守库的人员搞一次打靶训练。”
该着这天夜里有事，午夜时分，发生了枪击事件。
等送走了赵股长他们几位，老白和值班的小王、小李把大门关好，又一起在办公楼和院子巡视了一遍，小王、小李便去金库外的值班室睡觉了。
老白回到门卫值班室，把手枪检查了一遍，打开收音机听广播。
夜里十二点，老白照例拿起手电筒，挎上手枪，准备完成夜间第一次巡查。
刚出值班室门口，发现不远处东墙根厕所那边好像有动静。白志奎打亮手电筒一照。只见墙头上影影绰绰有人影，老白紧张起来，不敢上前，大喊一声：“干什么的？”
黑影立即伏在墙头上，隐隐约约传来人的低语：“坏了，让人家看见了。”
厕所里传来低沉的声音：“快跑吧。”
只见墙头上的人影跳到墙外，传来落地的响声。
老白立刻掏出手枪一拉枪栓，子弹上膛，大喊：“快出来，不出来开枪了。”
只见又一身影从厕所蹿上墙头。
老白抬手就是一枪。
“呯”的一声枪响划破了夜空。
只听墙外一个女人的尖叫声传来：“妈呀，打枪了。”紧接着是一阵慌乱的脚步声。
听到枪声，值班的小王、小李和行内单身宿舍的同志们纷纷跑到院子里，有人大喊：“怎么回事？谁打枪？”
老白这才从黑影里闪身出来，高声说到：“我是老白。有小偷。”
众人打亮手电筒，到厕所里一看，有两只铁皮粪桶。转出墙外，无人踪影，一辆人力地排车停在那里，车上一个空着的大粪桶。
“原来是偷大粪的。”虚惊一场，一伙人不禁笑了起来。
第三天上午，郊区五里村生产队的一对年轻夫妻，在大队和公社干部的陪同下，持公社的介绍信来银行认领大粪车。
原来，在那个化肥奇缺的年代，城里各单位公共厕所的粪便是由郊区各生产队定点清运的，这对年轻夫妻是第一次承担这份工作，白天来过银行，警卫不让进，他们看厕所靠院墙边上，就想晚上来，应该不会有人管的，没想到差点挨了一枪。
那男子除了不停地检讨，还有些惊魂未定地说：“真不知道银行有枪，今后打死我也不敢来了。”
（此文曾刊登于《中国金融文学》年第3期，《金融文坛》年第12期年第1期连载）
作者简介：柴洪德，年1月生,河北省固安县人，高级政工师，中国金融作协理事、书协会员，山东金融作协常务副主席，山东省散文学会、诗词学会会员。先后在《山东文学》《中国金融文学》《金融文坛》《军事故事会》《齐风》等刊物发表文学作品数百余篇，著有个人散文集《三十六年间》，与贾善耕共同主编出版文学集《银星璀璨》《银海扬帆》《银海诗风》《回望》《银海帆歌》《文学高地》《银海放歌》等。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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