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个目的地襄樊。
我坐车爱睡觉，上车后很快睡着了。汽车驶出随州，一阵嘈杂声把我吵醒，原来旁边几个人在玩牌。玩法貌似很简单，一人坐庄，其余押钱猜牌，猜中为赢，猜不中为输。
我对赌钱不感兴趣，正准备闭目养神继续睡，爱斌捅了捅我，神秘兮兮地对着我的耳朵小声说：“你看没看出来吗？这里面有猫腻！”
爱斌少见多怪，我当然知道这里面的猫腻。这种押钱猜牌的“游戏”，表面上像是赌“运气”，实则是几个人串通起来，联手设计的骗局。
现场气氛十分“热闹”！开牌前，“媒子”们争先恐后地押钱，“开牌”后，“媒子”们又争先恐后地抢钱。“庄家”轮流做，一般不赢钱，反而是押钱猜牌的“媒子”们有输有赢，“运气”好的很快赢了一大堆钱。这样就营造出一种假象——只要运气足够好，不做庄家也能赢钱，而且很好赢！
为了渲染氛围，吸引更多的乘客加入押钱猜牌“游戏”，他们虚张声势，故意大吵大闹，围观的乘客有人已经动心，蠢蠢欲动，准备押钱。
爱斌脸上露出兴奋和得意的表情，为识破这伙人的阴谋诡计而沾沾自喜。
“不要多管闲事，”我小声警告爱斌，“当心挨揍！”
爱斌平时爱自作聪明，好逞能。
我自己也因为“自作聪明”吃过亏。一次，我一个人在武汉街头闲逛，看到一伙人摆残棋摊，设局骗人，就上前去揭穿。那几个家伙骗钱没有得逞，迁怒于我，围上来二话没说，就是一顿拳脚，打得我晕头转向。他们一打就跑，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就都散得没有人影了。最令我痛心和寒心的，不是挨打，而是围观的人没有一个为我出头，哪怕为我说一句话！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国人向来不“多管闲事”。
吃一亏，长一智。这次“教训”非常深刻，此后再遇到这类事，我再不多嘴了。
爱斌“吃”了我的警告，十分扫兴，不再吱声。
路不平有人铲，事不平有人管。我们不出头，总有人出头。这社会总还有勇敢、正直的人，尤其是没有吃过亏的年轻人。
初生牛犊不怕虎，这位可爱可敬的年轻人也像我以前一样，勇敢地站出来揭穿这伙人设计的骗局。
“他们是骗子，骗人的！他们是一伙的！”年轻人大声疾呼。年轻人声音非常大，几乎是喊叫。
年轻人的喊叫，很快让围观的、头脑发热、不明真相的乘客醒过神来，陆续回归到自己的座位上。
那些家伙一个个横眉竖眼瞪着年轻人，年轻人不顾他们用眼神制止、语言威吓。
年轻人坏了他们的事，搅了他们的局。
那些家伙嘴里不干不净，骂着脏话，并且威胁年轻人，声称：“立马要你好看！”
很快，这伙人嚷嚷着要下车。
司机很“听话”，立即给他们停车。
司机纵然不是跟他们一伙，也应事先知道这伙人是干什么的。也许司机只是胆小怕事，怕他们报复？我不能肯定。
停车后，这伙人并没有立即下车，而是直奔刚才“多嘴”的年轻人，揪住就是脚打脚踢。
“让你多管闲事！”这伙人边打边说。
好汉难敌四手，恶虎还怕群狼。年轻人起先还试图反抗，但架不住这伙人轮番进攻，很快就不挣扎了。
打得差不多了，这伙人才大摇大摆地下车。
满车的乘客不但没有拉架劝拦的，连一个吭声的都没有。
望着不再动弹，满脸是血的年轻人，爱斌吓得脸都绿了，对我说：“要不是你制止我，被打的就是我！”
……
我和爱斌由孝感改乘火车到达襄樊。
要去的地方是襄樊下面的一个乡镇，需要到襄樊汽车站换乘汽车。我们打听到“汽车站离火车站不远，只有里把路”，便步行前往。
老远就看到襄樊汽车站，车站前人来人往，很热闹，马路两边摆满各种小摊——算命打卦的，卖狗皮膏药的，刻章的……
襄樊（襄阳）是湖北省仅次于武汉的第二大城市，自古就是南北交通要道，经济军事重地。素有“华夏第一城池、铁打的襄阳、兵家必争之地”之称。刘备“三顾茅庐”、《隆中对》等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但襄樊这个地方比较乱，起码我当年的感觉是这样。
我之前只来过一次襄樊，还是送货押车来的。
卸完货已经是傍晚，我们决定在襄樊住上一宿，歇一歇，第二天再走。
当晚，我和司机吃过晚饭，出去逛街，走到一处热闹的地方，路边坐着一个摆摊算命的，司机借着酒兴，兴致勃勃走上前对算命先生说：“给我来一卦。”
常言道，行船走马三分险。司机也应该算风险比较大的职业，没事算个命，无非是寻找安全感。可以理解。
算命先生不是瞎子，属于那种“睁着眼睛说瞎话的”。算命先生虽然胡说八道，不过挺懂“心理学”的，专拣好话说，司机挺开心，准备付钱，顺手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零钱，那知道算命先生眼疾手快，立马站起身来，一把抢去司机手中的零钱，同时嘴里嘻皮笑脸地说：“大哥真爽气人，不愧是走南闯北的。”
司机愣了一下，然后生气地说：“怎么能这样！抢钱啦你？”
算命先生本就生得膀大腰圆，五大三粗，这时候挺身而立，眼露凶光，更加吓人。
好汉不吃眼前亏。
好！认你狠！
司机吓得不敢再吱声，拉着我一声不响地走了。
……
好奇害死猫！离车站还有五十多米远，爱斌的好奇心又上来了，走到一个刻章的摊位前，指着其中一块最大的印章毛坯料开口问：“这章怎么刻？多少钱一个？”
“三块钱一个。”刻章的摊主回答。
“三块钱一个？”爱斌觉得“三块钱一个”不贵，很便宜，有点不相信。
“对。”摊主肯定地说。
我还没有来得及提醒爱斌，爱斌又开始“找事”了。
“帮我刻四个字，‘胡敏之印’。”确认过价格，爱斌拿起那块最大的毛坯料对摊主说。
“胡敏”是爱斌新谈的女友。
我来不及阻拦，只能在心里暗骂爱斌“谈恋爱谈昏了头”。
章很快就刻好了。摊主把章递给爱斌，爱斌接过来看了一眼，觉得字刻得太浅了，要求摊主再刻深一些，摊主不肯修改，不耐烦地说：“行了，就这样，给钱吧。”
摊主把手伸向爱斌：“三块钱一个字，三四一十二，毛坯料三十块，一共四十二块钱。”
“什么？三块钱一个字！”爱斌惊得大张着嘴，半天也没有合拢。
“你们这是讹诈！”爱斌做过几天农村小学代课教师，平时能说会道，很有些口才，且一向以此为傲。
摊主一招手，两边摆小摊的“呼啦——”全围上来了。
“少废话，识相点，乖乖拿钱！”一帮小混混围着爱斌推推搡搡，七嘴八舌道。
爱斌长这么大，哪里见过这般阵势？吓得不敢吱声。
好汉不吃眼前亏。爱斌决定认怂，拿钱破财消灾。
爱斌伸手到中山装上衣口袋里面掏钱。
不摸不要紧，这一摸，爱斌立即惊出一身冷汗来，中山装上衣口袋空空如也——钱早已经不翼而飞！
“我钱被人偷啦！”爱斌拍拍上衣口袋，一脸惊慌地望着我，用家乡话对我说。
“谁叫你惹鬼的！”我没好气地说。
大概就是在刚才小混混们围住爱斌推推搡搡，把爱斌上衣口袋的纽扣解开，把里面的钱洗劫一空的。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这帮人惹不起，我平时一个人出差躲还来不及呢，哪里还敢招惹。
“他的钱被人偷光啦！”我硬着头皮上前向摊主解释。
“你是不是怀疑我们？”摊主蛮横地反问我。
“也许是他自己不小心弄丢的吧。”我只能这样说。
这帮人原本是一伙的，这是秃子头上的蚤子——明摆着的。
摊主指着爱斌对我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们两个是一起的，他没钱，你替他还。不过，价钱可以商量，我吃些亏，适当让些步。”
“我没钱，”我连忙说，然后指着爱斌，“钱都在他身上。我们两个钱放在一起。”
“不可能！”摊主不相信，坚持要我代付。
摊主说的没错，出差费用大部分都在我身上，但是这时候不能往外拿一分钱，无论如何都不能。我也不会和摊主讨价还价，与这种人讨价还价，无异于与虎谋皮。
僵持了一会儿，摊主手一挥，他们仗着人多势众，一帮小混混上来围住我，动手动脚，他们要抢我的包，搜我的身。
就在双方推推搡搡，拉拉扯扯之际，现场出现了两个打抱不平，自称“阿拉上海人”的中年男人。
上海人的素质就是不一样，不愧为大城市人。当时现场围观的人很多，只有这两位上海人站了出来。
“有话好好说！”两位上海中年男人边说，边上前奋力拉开缠住我和爱斌的小混混们。
问清原委后，两位上海中年男人又帮我和爱斌向刻章的摊主协商。
协商的结果是，爱斌把工作证抵押给刻章的摊主，回去寄钱来赎。
爱斌无可奈何，只好把工作证抵押给对方。
那帮小混混感到在上海人的干预下，他们的讹诈难以得逞，也只得顺着台阶下。他们知道，我和爱斌回去，不可能给他们汇一分钱来。因为办一个工作证只不过是几毛钱的工本费加一个引江电机厂的公章。
上海人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天，随后把我和爱斌护送到汽车站里。
分手的时候，爱斌感激涕零，恳请上海人留下姓名，上海人淡然一笑，摆摆手，说了声：“再见！”
“再见！”我和爱斌同时举起手。
以前常听北方人说，上海人怎样怎样，尤其说上海男人精明小气，“娘娘腔”。
其实不然。这一次，要不是两位上海人挺身而出，伸出援手，替我们解围，我真不知道这个讹诈局面该如何收场，我们最终会落得什么下场？
百闻不如一见。很多时候，很多事情，都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谁说上海男人不大气？在我心目中，上海男人行侠仗义，不畏强暴，勇敢大气，有情又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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