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襄阳诸葛躬耕地之争
形成和演变史！
宛襄两地诸葛亮躬耕地争论不休所为何？
首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诸葛亮研究专家张晓刚先生告诉你
诸葛亮躬耕地南阳襄阳之争的形成和演变
诸葛大名垂宇宙，卧龙胜迹天下扬。关于诸葛亮隐居躬耕地、刘备三顾茅庐地，引发了南阳、襄阳两地旷日持久的论争，几乎是家喻户晓，国人皆知。清代名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本意是平息争端，息事宁人，结果更引发一波又一波口舌之争，堪称文史学界一大“奇观”。
6月10日，首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南阳卧龙岗武侯祠内，祠堂柏木森森，武侯肃然清高。首届卧龙岗文化论坛座无虚席，诸葛亮研究专家张晓刚先生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娓娓道说诸葛亮躬耕地南阳襄阳之争的形成和演变——
一、有关诸葛亮躬耕受三顾地所在的最初记述是在蜀汉建兴5年（公元年）诸葛亮在汉中出师伐魏时给后主刘禅所上的奏章《出师表》中：“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作为诸葛亮本人自陈，其真实性不容置疑。西晋著名史学家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对此未提出任何异议。晋永兴元年（公元年），镇南将军刘弘驻节宛，李兴为之撰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沔”指汉水，“沔之阳”，即指汉水以北，刘弘在沔之北的南阳举行祭祀诸葛亮活动。这段记载与诸葛亮本人所述的躬耕受三顾地是一致的。
东汉末年，宛县和襄阳分属南阳郡和南郡，以汉水为界，伏牛山之南、汉水之阳（北）为南阳，汉水之阴（南）为南郡。其中南阳郡治为宛，下辖包括郡治宛共37县，人口万，为天下第一大郡。南郡郡治在江陵，下辖包括襄阳共18县。因此，有学者所谓“今襄阳隆中东汉时属邓，邓亦南阳郡一辖县”，甚至还有人主张“襄阳在东汉时属于南阳郡”，来试图解释躬耕于“南阳”即躬耕于“襄阳”，实属缺乏历史地理常识之谈，不值一驳。
二、东晋时期，王隐、习凿齿称隆中有诸葛亮“故宅”和隆中隶属南阳郡邓县。但这记述又与古代文献中对秦汉时期南阳郡与南郡之间界标的记载明显不符。东汉时，“南阳”是郡名，又是郡治宛县的代称。因此，诸葛亮自述躬耕之地“南阳”，既可谓南阳郡，亦可称宛县。东晋时涉及到与诸葛亮躬耕受三顾处有关的文献是王隐的《蜀记》：“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把诸葛亮与隆中联系在一起的记载，但该文没有说明隆中的具体方位。此地的“隆山”，显然是在汉水以北。据《水经注》记载：比水出湖阳东隆山。史志记载唐河桐寨铺亦有“诸葛庄田”。所以王隐此处所称“隆山”，即宛东湖阳镇隆山，今称“廖山”，而不是后人附会的汉水之南所谓“隆中山”。
在王隐撰《蜀记》后约二十余年，襄阳人习凿齿在其所著《汉晋春秋》一书中称：“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此语既明确了隆中方位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又指明隆中归属为南阳郡邓县所辖。虽然这句话只言隆中为亮“家”，未指明即亮当年躬耕受三顾处，但后世一些学者常将此言作为亮“躬耕于南阳”的注解，争论也由此而始。
三、南北朝时期，不断有记载襄阳隆中与诸葛亮有关的文献，但由于漏洞百出，使人难以信服。刘宋元嘉14年（公元年），盛弘之《荆州记》中载：“襄阳西北十许里，名为隆中，有诸葛孔明宅。”梁武帝普通4年至中大通2年（公元年至公元年），鲍至《南雍州记》中载：“隆中有诸葛亮故宅，有旧井一，今涸无水。”以上诸史料包括习凿齿《汉晋春秋》在内，只言襄阳隆中有亮“故宅”、“家”，而将“故宅”、“家”指明即“孔明躬耕受三顾处”者，则为郦道元的《水经注》：“‘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即此宅也。车骑沛国刘季和之镇襄阳也，与犍为人李安共观此宅，命安作宅铭。后六十余年，永平之五年，习凿齿又为其宅铭焉。”自此始，诸葛亮“躬耕襄阳隆中”说正式形成。遗憾的是，郦道元虽为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但在当时作为北魏官员，随意踏上南朝领地实地踏勘并非易事，所以对于汉水以南包括襄阳等地南朝水域地理的记述，还需更多借用前人史料。上述对诸葛亮宅的记述显然是以王隐的《晋书》、《蜀记》和习凿齿的《汉晋春秋》等作为依据，导致此处破绽洞开，出现多处明显错误，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这一时期，也有人为了调和隆中在东汉时究竟属南郡或是属南阳郡这一关键问题，曾绞尽脑汁进行过一些设想，如刘宋时刘敬叔在《艺苑》中说：“南阳是襄阳虚名，非南阳郡也。”由于这是一种无视史实的随意发挥，故没有引起什么反响。但可笑的是，历经多年后，此类奇论再现。年12月，人民教育出版社九年义务教育初中教科书《语文》节选古文《出师表》中，对“躬耕于南阳”的解释是：“南阳，郡名，在现在湖北襄阳一带。”如此简单无脑、颠覆常识、罔顾事实的荒谬注释，人民教育出版社遭到社会的口诛笔伐也是必然。
四、唐宋时期，南阳诸葛庐、南阳诸葛亮已是名扬天下，大量文献记载诸葛亮躬耕受三顾于南阳。唐代众多诗文留下“躬耕南阳”的记述。尤其是最为景仰诸葛亮的唐代诗人李白，曾于开元年间先后遨游过襄阳和南阳，写下多篇涉及当地风土人情、历史名人及典故的诗文。而凡是在襄阳的作品中只字未提诸葛亮，而在《南都行》、《留别王司马嵩》、《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等有关南阳的诗作中，多次明确提到诸葛亮。
宋人坚持诸葛躬耕南阳说，并对襄阳隆中与诸葛亮的关系作了解释。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云：“初，琅琊人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彻底否定了习凿齿、郦道元的隆中属南阳说，视隆中为诸葛亮“寓居地”。南阳说的愈发巩固，也使南阳武侯祠的规模不断扩大，从绍兴八年（公元年）岳飞过南阳谒武侯时手书武侯出师二表跋文中的“细观壁间昔贤所赞文辞赋及先生祠前石刻二表”诸文字可知，当时的南阳武侯祠已颇具规模。
五、元代，不少文人学士写下了大量咏赞南阳卧龙岗和襄阳隆中的诗赋，国家严肃的历史地理书籍依然持诸葛草庐南阳说，如《大元一统志》在卷三河南江北行省《古迹》中载：“卧龙岗在南阳县境，诸葛孔明躬耕之地。”
六、明代，南阳说得到进一步巩固，官修史书称襄阳隆中为孔明“尝隐”之地，襄阳地方志承认隆中汉代不属南阳郡。
七、进入清代，对诸葛草庐所在地众说纷纭：有持明代学者观点的，有持两说共存的，也有持宛襄两地都为后人附会说的。
八、民国时期，学者卢弼在20年代所写的《三国志集解》中持诸葛亮躬耕地襄阳说，这对后来辞书中有关辞条的编写影响很大。
九、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侧重于重大理论研究，对于诸葛草庐所在地问题未予较多鍖椾含鐪嬬櫧鐧滈鍝噷鍖婚櫌鐤楁晥鏈�濂?鍖椾含鍘诲摢瀹跺尰闄㈡不鐤楃櫧鐧滈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