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1月28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军队必须改变过去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后来，毛泽东主席又赋予人民解放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史称“三支两军”）等项任务；3月29日，中央军委正式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由此，襄阳军分区和襄阳驻军奉命介入地方执行“三支两军”任务。
针对《新襄阳报》2月17日第13期抛出的《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吧》和2月19日第14期刊发的《粉碎向革命左派的反攻倒算》等两篇评论员文章，2月20日，襄阳军分区发表“郑重声明”，严正指出：这两篇文章不符合“三结合”的方针，不符合大联合的精神，“襄阳地区红色造反者联合指挥部只是一个群众组织，不是什么临时权力机构”。2月23日“郑重声明”通过《新襄阳报》刊登后，在广大群众中产生强烈反响，纷纷起来揭露“红联”（“红色造反者联合指挥部”的简称）的罪行。在军、地双方的密切配合下，经过斗争，收回了被造反派篡夺了28天的党、政、财大权。
3月3日，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设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北省襄阳军分区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办公室以军队干部为主，由地方干部参加。军分区司令员汪立进任办公室主任，军分区第二政委董复汉任政委，下设农林水、工交、财贸、文教卫生等办公机构，办公地点设在原地委办公室，代行地区党政领导机关职权，指挥协调全地区各项工作。
从年2月到3月中旬，全地区9个县（市）人民武装部亦成立了相应的办公室和工作机构。
地区公安机关军管会根据武汉军区“二·一八”严正声明和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精神，采取了四项措施稳定局势。一是逮捕了三机部驻襄阳办事处个别造反派头头等3名造反派首要分子；从3月9日起，又拘捕、收审了20多名造反派头头。二是3月9日起《新襄阳报》停刊，恢复了原《襄阳报》，并于3月12日出刊。三是查封了《红色造反报》。四是解散了“工人赤卫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地专直造反兵”“农民赤卫军”等造反派组织。
3月17日复刊的《襄阳报》，转发了年3月12日《人民日报》关于《建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的社论，发表了北京市怀柔县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成立的消息。社论指出：“成立这种指挥部是当前抓好整个工农业生产，特别是抓好春耕生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措施，应当在全国普遍推行。”年3月21日，军分区在地委礼堂召开了由地直、襄樊市直、襄阳县直干部以及各县人民武装部代表共计多人参加的抓革命促生产干部大会。湖北省军区司令员、湖北省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指挥长吴世安到会作重要讲话。至此，襄阳军分区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撤销，同时成立襄阳地区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汪立进任指挥长，军分区第二政委董复汉任政委，军分区副政委杜炯明、地方干部王群、韩永昌、郑少波等任副指挥长。
襄阳地区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成立后，首先对公安机关、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实行了军事管制。
3月29日晚，第一线指挥部召开抓革命促生产电话会议，要求各地在生产任务繁重的情况下，克服困难，夺取革命和生产双胜利。
4月3日至6日，第一线指挥部就如何清理枣阳“东方红”、随县“红工”和襄阳“红联”等造反派组织进行了研究，并从地委、专署直属机关抽调多名干部下乡，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狠抓革命，猛促生产。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工农业生产损失，保护了一批干部，暂时稳定了局势，维持了比较正常的工作生产秩序，使年全地区工农业总产值比年增长4.3%，国民收入增长3.8%。
二、武汉“七·二○事件”对襄阳的影响年武汉“七·二○事件”①前后，襄阳的造反派头头与北京及武汉的群众组织接触频繁。年1月28日“红联”夺权后，他们就把襄阳军分区司令员汪立进安排为“红联”的常委，企图把军分区置于他们的领导之下。2月21日，经襄阳的造反派头头同意转抄、翻印了社会上流传的“要夺军权”的所谓“孟庆文传达谢富治同志五点口头指示”的反动传单，当即遭到襄阳军分区的坚决反对。
年4月至6月，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的策划、操纵下，胡永恒等3人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记者的名义来襄阳地区活动，煽动反军乱军，说：“襄阳的问题在武汉，武汉的问题在军内”。
7月上旬，武汉“钢工总”（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派来了几名造反派，组建了“赴襄调查组”（后改为“驻襄阳办事处”），宣称要“大战红七月、八月决战、九月胜利”。襄阳的造反派们认为夺军权时机已到，“襄阳地区红色造反者中心联络站”制订出“七月狠斗王群，八月搞军分区，九月实现造反派掌权”的行动计划。他们搜集、整理了攻击人民解放军的所谓材料，经造反派头头审阅修改后，交给原襄阳专区税务局造反派。
7月10日，襄阳的造反派头头派人组成“赴京控告团”离襄赴京，赴京的造反派多次用电报、传单、信件将王、关、戚的指示传回襄阳。在襄的造反派见到北京的指示如获至宝、欣喜若狂，一名造反派头头在7月18日的笔记中写道：“襄阳的斗争与武汉有直接的联系，并且在北京引起了重视和支持。”他们还用电报发回了戚本禹的“紧急动员令”，警告襄阳军分区司令员汪立进，必须与陈再道为首的武汉军区和部队内一小撮划清界线。
年8月16日晚，造反派在反帝广场召开万人大会，批斗襄阳军分区司令员汪立进等军队领导干部。8月22日，各造反派组织又在樊城人民广场召开大型批斗会，再次批斗地、市委领导干部焦德秀、郑少波、王群等17人；并以“铁杆保皇派”“老保”（“老保”是“保皇派”的简称，指支持、保护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或支持、保护当地的党政组织、本单位领导“走资派”、对文革有保留意见，与造反派持不同政见的人和组织）等罪名，肆意侮骂、打击反对他们夺权、搞武斗的干部群众。
从年7月至10月，仅《新襄阳报》就刊登反军乱军文章79篇，积极配合造反派组组织夺军权的活动。
在这次两个多月的反军乱军行动中，全地区被揪斗的解放军指战员人，其中团职干部47人，遭到毒打的63人，致残10多人；民兵干部大部分遭到揪斗、毒打，其中三个区、社武装部长被打死。
在武汉“七·二○事件”前后近6个月的时间里，襄阳地区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和许多党员遭揪斗，打、砸、抢、抄、抓成风，公、检、法机关被砸烂，“三支两军”工作无法进行，造反派们制造了多起流血事件，严重危害了社会治安，使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
为了保持社会和军队的稳定，年12月，中央军委和武汉军区下达命令，将襄阳军分区主要领导实行对调，赵清奎、蔡德清分别由恩施、荆州军分区调任襄阳军分区司令员、政委。
年7月20日，武汉军民反对“中央代表团”的事件，实质是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抗争。可是，当时被称为“反革命事件”。年11月28日，中共湖北省委举行大会，为“七·二０事件”平了反。
襄阳的造反派借机会企图夺军权，搞垮军分区，甚至公开盗抢部队武器弹药，其性质和武汉“七·二○事件”完全不同。
三、襄阳地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年2月5日，张春桥等人给上海夺权后的机构取名为人民公社。2月12日，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奉召进京，毛泽东主席同他们谈话，不赞成上海夺权后的机构叫人民公社，考虑各地夺权后的新机构还是叫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
革命委员会实行党和政府合为一体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人员实行“三结合”方式，即包括有部分没有被打倒的革命领导干部代表、群众组织代表和军队代表组成。襄阳地区革命委员会在筹建过程中亦按照军队干部、地方革命干部、革命群众“三结合”的要求，在军队代表产生后，经与各方群众组织多次协商、做工作，最后才确定革命群众代表和地方革命干部代表。
年1月16日，经武汉军区临时党委批准，襄阳地区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革委会共由85人组成，其中军队代表7名，革命领导干部代表15名，各县（市）革委会代表27名，地直群众组织负责人36名（其中，红代会（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大中学校代表大会）7名、工代会19名、地直红司9名、公检法红司1名）。襄阳军分区政委蔡德清任革委会主任；襄阳军分区司令员赵清奎、地方干部苏斌、于艺芳、群众组织代表傅士英（女）、张平、赵义民等6人为革委会副主任；高成章、秦志维、王耀、魏戍辰等19人为常委。在7名正副主任中，军队干部2人、地方干部2人、工人群众组织代表3人。
革委会办事机构采取大组套小组体制，内部设置有办事组、政工组、生产指挥组、政法组和支援“三线”建设办公室。在四个大组下又设置7个专业小组。各组工作人员亦由军队干部、地方干部、群众组织代表三部分组成。
革委会机构又进行多次变更和增设。其中，年11月1日调整后设：中共襄阳地委组织部、宣传部、襄阳地区工农青妇联合办公室，襄阳地区革命委员会办公室、文教办公室、政法办公室、中级人民法院、公安局、民政局、劳动局、物资局、文化局、教育局、卫生局、体育运动委员会、林业局、农业机械管理局、气象局、地质局、基本建设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党校。同时，撤销襄阳地区革命委员会办事组、政治工作组、政法组及其所属各组和民政卫生局、文化教育局、体育局、林业特产局、计划委员会科级小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襄阳地区气象台等单位。
襄阳地区革委会成立后，取代了襄阳地委和专署的工作机构，原襄阳地委、专署所属办、委、局的干部，多数都集中到襄北“五·七”干校搞斗、批、改（斗争、批判、改革）或插队劳动。地区革委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包揽行政、党务、司法、生产、经济等各方面工作，形成党政合一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代替地委、专署指挥协调各项工作。
从年11月到年3月，襄阳地区经湖北省军区、襄阳军分区、襄樊市人武部批准成立的县（市）以下各级革委会个。其中，襄阳地区8县1市，已有5县1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有3个县筹建；88个区中有46个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个公社中有个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其余厂矿、机关、学校也都相继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或革命领导小组。至8月，枣阳、襄樊市、谷城、南漳、宜城、保康、光化、随县、襄阳等县（市）革委会全部成立。
襄阳地区革命委员会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地方临时权力机构，当时在制止大规模社会内乱、维护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开展三线建设等方面，做了一系列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革委会实行的是“三结合”体制，其中一些群众组织的头头制造帮派体系，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
年10月20日，根据全国第五届人大会议通过的新宪法规定和湖北省委的通知，撤销襄阳地区革委会，同时成立湖北省襄阳地区行政公署。
四、武斗逐步升级襄阳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两个多月后，造反派组织头头之间为争夺革委会的领导权，在全地区掀起了“三反一粉碎"运动，即反复旧、反逆流、反复辟，粉碎右倾翻案风的运动，煽动群众再次杀向社会，大搞武斗。年6月至8月间，两派群众组织在市区发生大型武斗5起，全地区发生大型武斗21起，持续40余天，共有名干部被打死、逼死。中共襄樊市委副书记彭启祥多次惨遭毒打、受尽折磨，迫害致死。解放军部队排长董新月由襄城乘轮渡去樊城宣传中央布告时，发现江中一木船上有受伤的群众，董新月去抢救过程中突遭市面粉厂武斗据点机枪、步枪的射击，董新月中弹牺牲；战士张传厚左眼被打伤致残。而被打的群众不计其数。武斗不仅使大量人员伤亡，而且造成铁路、公路、渡口、通讯中断，迫使工厂停工停产，夏收时节农村停工。武斗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多万元。
年7月15日，襄阳地区革委会和支左领导小组发出《关于贯彻省革委会、省军区“七·一三”紧急指示的几项措施》，要求各地“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限期全部上交一切武器装备。对抗不交，并继续进行武斗和做坏事者，部队应集中力量采取强行收缴措施。对隐藏、外运、盗卖、破坏武器弹药装备者，坚决予以依法严办”。随后，襄阳驻军和支左部队开始大规模收缴武器，拆除武斗据点，迅速组织恢复生产。
年，襄阳地区因武斗影响，各项经济指标全面下滑。全地区社会总产值仅万元，比年下降万元，下降8％；国民收入只有万元，比年下降万元，下降6％；国民生产总值为万元，比年下降万元，下降8％。工农业总产值仅万元，比年下降万元，下降8％；其中工业总产值为万元，比年下降万元，下降18％，农业总产值为万元，比年下降万元，下降6％。
文/来源by襄阳市史志办
编审/赵乾文编辑/杜可
合作推广by汉联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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