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樊是我生身的故乡，然而襄樊只是她曾经的名字。现在这个地方又叫回了襄阳——对于襄阳大概没有人陌生。记得刚上大学时在班上自我介绍，说到“我来自襄樊”时台下淡定一片。而当进一步解释说“就是古襄阳”时，同学们多半会兴奋起来：“原来是《神雕侠侣》里写的那个襄阳啊。”可是对于我，如今填表时在“出生地”一栏写下“襄阳”时，却多少有些恍惚。记得韩寒在一篇博客里写过一个故事，有个外国人在上海上班，人家问他，你什么国家来的，那哥们忧伤的说，我的国家曾经叫南斯拉夫。如今我曾就读的小学、初中都已改名，高中也已迁址，故乡也不复叫作襄樊。但相比于这个哥们，似乎还可以算得上幸运。
我在襄樊度过了从零岁到十八岁的时光。那是我生活时间最长的一个城市。那里有我的外祖母的坟墓，有我日渐老去的父母，以及我人生最初的烙印最初的痕。我小的时候住在汉江的长堤边，我记得那低矮却温暖的老房子。那时候的阳光明媚温婉，那时候的天空晴朗缤纷，那时候的汉江明丽澄澈，那时候的我不谙世事。我会在幼儿园给小朋友们讲许多的故事，会在放学后回家问妈妈要“大饺子”，会天天盼着邻居家的樱桃树早点开花结樱桃，会套着游泳圈在汉江边上的浅水里瞎扑腾。那时我的外祖母尚未年届七十，每天可以为我们做饭，从幼儿园接我回家，以及带我在江堤边上玩。那时的我不会意识到，有一天她会离开我。
我曾经以为襄樊很大。从樊城到襄城要过一座很大的桥，坐公共汽车也要半个多小时。上小学以后老师经常开一个主题叫“我的理想”的班会，那时小朋友们最想当的是科学家，其次是医生、老师等。那时我想当一名作家，后来在外祖母生病时，我又想当医生。不过无论是医生还是作家，我都不认为自己会离开襄樊。我四五岁时就随父母去过北京、上海、天津、南京等大城市，但旅途中我常常想家。一个与此相关的经典段子是，在我吵着要回家的时候，妈妈对我说：“现在这里就是家啊，你看爸爸妈妈都在。”结果我的回答是：“要回有奶奶的那个家。”我虽然年幼，但分得很清楚，那些城市都不是属于我的地方。我心里的家是我们在襄樊的老房子，那里有江堤，有樱桃树，有我的外祖母。
六岁的时候我们从樊城搬到了襄城。我依然觉得过江很远。我在小学过得并不如意，性格内向，沉湎书籍，不讨老师喜欢，怕在场面上说一句话。现在我常常会思考一个问题，那时我想象中的“世界”到底有多大。因为当时想的最多的“逃离”也仅仅是逃离这所学校。甚至到了青春期开始叛逆的时候，我所幻想的“离家出走”也只是沿着汉江走，并不知道要走到什么地方去。记得曾经读到两句“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便把这当做了流浪境况的写照，心中颇向往之，但又不敢照做。
上初中以后我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先是当了学习委员，胆子大了些后，便在妈妈的鼓励下去参加演讲比赛，过了一个学期竟当了班长。我不再害怕跟老师讲话，不再害怕当着全班发言，最后甚至搞成了“人来疯”。初三时语文老师让我上台给大家讲课，接着又让我给大家讲《三国演义》。我问讲哪段，她说哪段熟你就讲哪段呗。结果我笑笑地上了讲台：“大家想听哪一段，只管点。点了我好讲。”
那时常常觉得天空很辽阔，就像《三国演义》那样，随便点哪段，点了就能讲。那时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却不知道自己不能做什么。初中时做的最刺激的事情是和同桌的男孩一起跑到校外的商场去看世界杯直播，结果因为太挤了又跑回来。他骑车带我，故意骑得飞快。那时我们喜欢听《同桌的你》。这歌里有一句“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我记得很清楚，十三四岁的我和同桌的男孩听了这歌便开始想象毕业，想来想去，却还是觉得遥遥无期。对于这歌里蕴含的忧伤、惘然的况味，我们浑然不解。
现在想来，我最希望时间停驻的时候，便是在那个年代，那些依然不谙世间哀愁的岁月。关于未来，同学之间讨论最多的便是“上四中还是上五中”。至于上完了四中或五中又该去哪，我不知道，也不关心。那时我所理解的乡愁，与儿时对“有奶奶的那个家”的惦念并无二致。之前离家最久的一次是去枣阳，住了整整一个月。尽管吃住都好，却依然想家。
我对世界和故乡的想象发生第一次根本变化，应该是十五岁的时候。那一年夏天我作为五中的学生代表去福建安溪开会，席间认识了当时的北大副校长。他的一句“我在北大等你”在我心里化成了一片光芒。正是从那时起，我第一次开始想望一个并非故乡的地方。这地方在我心里扎了根，而且盘根错节，深入膏肓。尽管我当时还不曾想到，我今后十多年的生活走向，都由这件事奠定。
就在高中生活刚刚开始的时候，当时的五中副校长给我们开了一次高一学生大会。他极力主张大家考大学去外地，而且将来就在外地工作，不要回到襄樊。我记得他举了自己女儿的例子，说他的女儿从华中师范大学毕业前，他问女儿要不要回襄樊，女儿说：“我回你襄樊？！”他那天讲话的其他内容我都已记忆不清，但这句“我回你襄樊？！”的语音语调，在我脑海里崭新得就像昨天刚刚听到的那样。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说，原来要活得更好，就要离开故乡，而且要在别处定居、生活，也许到老了才能落叶归根、衣锦还乡？
五年后我在武汉大学听中国文学史的课，老师讲到司马相如，发了几句感慨说：“古往今来，衡量一个四川人是否成功，就看他人是否在四川。一个四川人若想成功，必须出川。”听到这里，我立刻想起高一时那位副校长的话。我想在他看来，衡量一个襄樊人是否成功，或许也是这样的标准。
十年后我早已漂泊在外，有一次回家时去赴一个酒席，席间被人问到：“你以后毕业了有可能回襄樊工作吗？”那一刻突然怔住，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旁边立刻有人打岔：“她怎么会回襄樊呢？她怎么可能回襄樊呢？”我心生恍惚，思绪陡然回到了二十年前，四五岁的我对妈妈说：“要回有奶奶的那个家。”
然而到了如今，最回不去的地方，恰恰是我生身的故乡。
记得高中时我坚持不住校，要天天回家。于是十八岁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离家。到武大以后我学会了写旧体诗，一开始的主题永远是乡愁。常常在樱顶眺望武大的夜色，觉得这不是属于自己的地方。甚至到了北大以后，于日常的乡愁早已由熟谙到淡漠，却偶尔在深夜看到万家灯火，还是会感到自己是这个城市的客子。唯有那生我养我的汉水之畔，才是我真正的家，真正的故乡。这许多年，我爱上了武汉的飘香鱼，爱上了北京的羊蝎子，但最忘不了的，还是襄樊的牛杂面和黄酒——那种碱面夹杂着生脆的大蒜混合出的特有的味道，那种牛油汤料里和面馆内外洋溢着的辛辣香气，连同那种黄酒入口的微醺滋味，只有那里才有。
可是我回不去。这些年我已经习惯了漂泊的生活，习惯了各种不同的山水，不同的人事。回家的时候，我会觉得襄樊很小，从城市的这头到那头，坐公共车也不过一个小时。而在武汉，尤其是在北京，在纽约和洛杉矶，去公共交通或者开车一个小时之内可以到达的地方，只能算是很近。长大以后的我既没有当成医生，也没有当成作家。我很久没有好好读《三国演义》了，却已经知道世界很大，但自己很小。知道自己不能做的事其实远远多于能做的。而“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的流浪，我却终于体会到了，和诗里一样苍凉，却有着令人欲罢不能的况味。我的小学同学有许多留在襄樊，却没有一个人当成了科学家。他们大都已经买房、结婚、生子，每天从家到单位，从单位到家，周末走亲戚、购物、打麻将。这种固定的生活方式，是为我所不熟悉的。我的中学同学散落在四面八方。初中同桌的男孩如今在广州工作，数年前曾带着他的女朋友回到襄樊，特意请我去吃牛排。我们谈的也都是初中时下过的五子棋，看过的足球，和共同对付过的老师。后来他又到北京出差，说是要买婚戒，但未婚妻却不是我曾经见过的那一个。他学会了抽烟，而且烟瘾不小。吃饭时几次离席出去抽烟。我看着他抽烟的样子，感觉不像是初中时骑车带我去看足球的那一个。高中时的同学更是世界各地都有，有些也走过了很多个城市，很多个国家。也许有些与我有着相似的漂泊，但我不清楚。
年秋天我到了纽约，那是我第一次只身去异域求学。直到现在，我都记得自己在飞机上度过难眠的十几小时之后，在从肯尼迪机场开往曼哈顿的地铁上靠着行李头痛欲裂的样子。在纽约的最初二十天，几乎是我那时的人生中，继高考失利以后最为晦暗的日子。先是住在一个老旧的公寓里被床虫袭击，“抬头见老鼠，低头见蟑螂。”实在无法忍受而勉强搬离，接着又蜗居在一个没有家具、没有灯、没有网络的客厅里。每到夜幕降临，我只能孤零零地坐在一个简陋的床垫上看昆曲。那时根本不敢看《望乡》这样的折子，于是看《拾画叫画》，试图在柳梦梅的痴情寻觅中求得一丝慰藉。万幸的是最后终于找到了合适的房子，并且就在我到纽约的第二个月，当初坐在那个孤冷的客厅里所欣赏的《拾画叫画》中饰演柳梦梅的昆曲演员来哥伦比亚大学演出，与我结为忘年之交。人世间的缘分，真不可谓不奇妙。而这也成为了我纽约经历中的转折点。自此以后，我慢慢地在纽约交了很多朋友，也去了很多地方。我开始逐渐习惯了纽约的生活，每日看着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前的雅典娜雕像，每日穿梭在哥伦比亚大学和我租住的公寓之间的百老汇大街上，我似乎有点淡忘了自己身在异国他乡。甚至过年时，一群朋友一起煮火锅，一起包饺子，原先想象中的忧伤和乡愁并没有出现。只有一次，我和Ranjan去布鲁克林的宜家买被子，出来时已近薄暮，我们坐船返回曼哈顿去。我看着斜阳给水面镀上一层金色，一片一片的摩天大楼掩映在余晖里，繁星般的窗户开始闪烁点点灯光。我看着自由女神像从窗外缓缓移过，突然感到自己真的是在地球的另一边了。心里弥漫着微微的怅惘，像船舷边升起的袅袅水汽，梦境一般。
我在纽约结识的所有朋友中，Ranjan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他出生在伦敦，父母是印度人，妻子是日本人，他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去过许许多多的国家，包括中国，他们的家在澳大利亚——整一个联合国。当他在纽约的时候，他在图书馆做英文志愿者教师，从而与我相识。之后他来哥大陪我练英语，陪我坐船，带我去博物馆，去教堂，吃好吃的东西，去林肯表演艺术中心听音乐会。有一次我们坐在时代广场上聊天，身边高楼环抱，各式各样的霓虹灯旋转出琉璃般的光影。巨大的广告牌，喧嚣的人流，寒冷的风，石阶上铺着猩红的毡。突然觉得这样的氛围应该来瓶酒，不用杯子，对着瓶口喝出流浪的豪迈。Ranjan开始给我讲他在中国的故事。那是二十年前，二十岁的他想从香港骑自行车去上海。他在一家旅馆里向服务员学了一句汉语“我去广州”，然后在每一个路口问过往行人。但最后还是走差了路，借宿到一个农家。他说主人问他要不要洗澡，而那淋浴就在房子里，没有隔板，任何人都可以看见，吓得他连说No。第二天早上他要去厕所，主人带他去户外的一排“holes”，身前的垛墙只有半人高。而且这厢几百年才来了这么个外国人，全村的老老小小都出来看他上厕所。我笑的肚子疼，他也大笑。我说，难为你不会汉语，就敢一个人骑车跑那么远，真brave。他说，不，那是stupid。
我曾经问Ranjan，你父母是印度人，妻子是日本人，家在澳大利亚，你去过那么多国家，究竟哪个是你的家乡？他想了想，摊一摊手，潇洒地说：“我不知道。”接着又说，他在任何地方住久了，都会有家的感觉。那个时候，听了他的回答，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觉得像他这样的人，原本就和“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这样的感慨不沾边。他只是不断地行走，走过，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我也曾听见别人问他来自哪里，他想也不想便说“美国。”或许在他心里，世界原无故乡和异乡之分。他住在哪里，哪里就是家。后来Ranjan回去澳大利亚，从我的生活里消失了，但他对家乡、对世界的看法深深地影响了我。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学不成像他那样旷达。直到后来，旅居国外的时间长了，尤其是到了洛杉矶以后，开始越来越理解这种心境，准确地说，其实也并非旷达，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有的人很小的时候迁居他处，或者屡屡迁徙，故乡只余了一个梦影，甚至只存在于老一辈的讲述里。到了如今，有时看着怀中稚子，我不禁会想：我那远在大洋彼岸的故乡对于他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在他们的记忆里没有汉江，没有江堤，也没有牛杂面，取而代之的是圣塔莫尼卡的海滩、是公寓楼下的滑梯和秋千、是感恩节的火鸡。那么等我将来带他们回到襄阳时，他们会觉得那是另一个异乡吗？或许他们会像我曾经的朋友Ranjan一样，觉得人生在处都是故乡吧。只是于我而言，故乡远不止一个梦影，而是来自灵魂的深处，初初覆盖的那些温情和记忆。尽管后来的经历重重叠叠，但就是那来自人生初始十八年的羁绊，也令我永远有根牵系。
到了如今，我离开我生身的故乡又有十八年了。在这另一个十八年间，我走过了武汉大学的樱花大道，看过了北京大学的未名湖水，摸过了哥伦比亚大学的雅典娜像，也看遍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四季繁花。我陆续去过了十几个国家，尝过了各个地方的风味，见过了形形色色的人。在美国，我的课堂上会有来自各个国家的学生。今年暑假，我在中级中文课上让学生们做了一个演讲“我的故乡。”听他们用尚且生涩的中文努力地介绍洛杉矶周边的长滩和核桃市、介绍加州的首府萨克拉门托、介绍有着很多奇石和国家公园的犹他州、介绍雾都伦敦、介绍同样有着美丽海滩的比利时，我的心里充满了异样的感动。最后，我给他们讲我的故乡襄阳，给他们看状元桥的照片，也看我这些年走过的路。蓦然惊觉自己最后一次回到故乡已是三年以前了。我知道我幼年住过的老房子早已拆除，取而代之的是灯火辉煌的沿江大道。我念过的小学、中学要么改名，要么迁址。我童年的朋友早已风流云散。而我那九十岁的外祖母，在我十年前去欧洲的时候，永远地离开了我，长眠于地下。我从十八岁起便与这个故乡离别，彼此都渐渐发生着深刻的改变，我回不到过去，故乡也一样。我们在此后悠长的岁月里若即若离，或许，渐行渐远。但在我的心里，永远留存有对故乡最初最美的印象。如同一幅古旧的版画，却永不褪去它的底色。就像离家以后，我的梦里渐渐有了很多其他地方的山水，但最令我眷念的一个梦境，是回到了幼时的老房子。我看见了那斑驳的砖瓦，瓦上的青苔，以及黑漆的门。像是一个刚刚从远方漂泊归来的游子，我抬手去敲门。开门的是我的外祖母，她就和从前看到幼年的我从外面玩耍回来一样，伸手搂我在怀。而我则久久依偎在她的怀里，忘却了我们中间竟隔着这样悠长的岁月。
王颖:
届校友，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留美博士。
从小酷爱读书写作，七岁发表处女作，曾获各级文学作品奖二十余次，在国家级报刊上发表诗文百余篇（首）。年获武汉第二届黄鹤楼诗词大赛玉笛奖、武汉大学“长江文艺”古典诗词知识竞赛特等奖。年获武汉第三届黄鹤楼诗词大赛白云阁奖，年获武汉第四届黄鹤楼诗词大赛玉笛奖。
自幼熟读《红楼梦》，大一时在武汉大学创办“红楼论坛”，一时名惊武大。《湖北青年报》《楚天都市报》先后进行专访报道，并被《世界日报》（美国）、《联合早报》（新加坡）、《东方日报》（香港）、《羊城晚报》及中新网、人民网、央视国际网等国内外数十家新闻媒体转载。曾应中央电视台“小崔说事”节目之邀，接受崔永元的采访。湖北电视台和武汉电视台分别在武汉大学为之拍摄了专题片。年1月作为特邀嘉宾接受湖北人民广播电台“校园先锋”直播节目的专访。
年11月开始在北京大学主讲“千古一梦”《红楼梦》系列讲座，名震燕园。应邀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化工大学等高校举办多场《红楼梦》专题讲座。年12月，历次讲座录音整理稿《我在落花梦里——红楼梦流年之殇》由长江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其主要事迹收入《青春的足迹——燕园里的成长故事》（北京大学出版社年1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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