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碧蓉，史星宇，于川
随着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皖南事变”以后，国共关系陷入了僵局。“谁是真抗日”的话题在重庆政坛被重新炒作，大肆诬蔑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斗争，诸如“游而不击”“年以来就没打过仗”等奇谈怪论甚嚣尘上。与此同时，国民党的党政喉舌集体失语，开始对敌后战场进行新闻封锁，以致从年下半年起，国民党的重要报刊几乎不再报导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敌战况。相反地，日伪报纸中刊载八路军和其他抗日武装作战的消息屡见不鲜、日渐增多。就此现象，本文引南京图书馆藏诸多日伪报刊的摘录为佐证，可对各种谬论逐一驳斥。
一、日伪报章所见共产党敌后抗日形势中国共产党实行全民抗战方针，除了八路军、新四军两支主要的正规部队外，还有各种类型的游击队、地方民兵组织等，共同构成了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据日伪的估计，中共军队的总数为万左右，包括20余万正规军，60万游击队及万农民自卫团。
据伪《新民报》的报导：“为共产军武力中心者，乃为以朱德司令，彭德怀为副司令之第十八集团军，即共产八路军也。……再加华中方面新编第四军约4万，总计其正规军约24万之众。”而除此之外的各类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规模，则据伪《中国青年》对各类民兵组织的报导，“至于八路的数目，恐怕就是总司令朱德亦计算不清，正规军、国军、地方纵队、挺进支队、民兵、游击小组武装宣传队、少年先锋队，名目繁杂”。
华北是侵华日军用兵的重点，也是中共军队与日军交战最激烈的战场。自抗战初期开始，八路军便在华北战场以游击战的方式打击敌人，同时不断扩大自身实力。日军在~年期间，也曾发动多次针对八路军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战行动，始终徒劳无功，反而耗费了大量兵力。据日本军方统计，至年，日军有9个师团和12个旅团的强大兵力被钉死在华北，从而导致整个战局陷入完全被动的局面。
不断积蓄力量的八路军，于年8月至12月发起百团大战。这次战役共进行大小战斗余次，攻克据点余个，歼灭日伪军余人，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华北治安战》一书记载：“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此后，日军迅速抽调大量兵力回师华北，连续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并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年春至年秋，日军在华北实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规模不断扩大。此后，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日军的主要作战目标。据统计，这一时期，日军在华北七成以上的战斗都是与八路军的搏斗，且十分频繁。应当说，在华北战场上，中共是抵抗日军的绝对主力。“华北军发表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年)度综合战果，充分说明了过去以重庆军为对手的华北军，在今天已完全转变为以‘扫共’战为中心的事实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武装延绵甚广，分布纵横，威胁着日本在中国各地的统治。中共活动地区，除华北、华中外，东北有抗日联军，“湖北襄樊以东，湖南长沙以东，福建厦门以西，广州以东等等无不大小零星散布其势力”。敌《每日新闻》报道中宣称：“他们像细菌一样，有空就钻，因之满洲国的行政不能浸润于热河……他们从南平一直发展侵入到西北部的丰宁县，康德七年()八路军的策动就表面化了。于是延安的触角伸长到满洲国。”由此可见，华中、华北是中共的主攻区域。
在长江下游，新四军游弋于长江地区，并在江苏北部，建立了不少抗日根据地。“淮海省……现在新四军仍然盘踞在内……新四军以巧妙的组织和战术，继续着顽强的抵抗。特别他们的最得意的强化民兵组织，和巧妙的掌握农民，是今后新省政府应当大大注意的。”在长江南岸，镇江地区是江南、江北物资集散地，新四军在武进县的西北角和丹阳、金坛县境附近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他们利用百姓的船只游走于长江和运河之上，从江北运送武器，威胁京沪铁路运输线。安徽省，尽管当时处于汪伪、国民党和中共三者势力交汇的省份，但是中共的力量依然被视为日伪最大的敌人。“(在安徽)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的各种工作，八路军的沉着踏实，和新四军的机敏灵活的工作，都是日本军及和平派军最烦恼的地方。”
二、日伪报刊中共产党武装及其根据地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具有过硬的素质和良好的军民关系，这是敌人也无法否认的。敌《文友报》发表的“中共军内幕之分析”中称赞道：“思想统一了，意志集中了，行动一致了，动作协同了。只有一个信念——为党而牺牲奋斗。从生到死，从早到晚，今天，明天，现在，将来，服从于党，努力于党所授予的工作;不计劳苦，不问成败，不断的，无休止的，把一切都贡献于党。这就是共军在训练中所得的成就。”
作为以上分析的一种补注，日伪曾公开了一位英勇牺牲的八路军战士的日记和信件。从这些私人性质材料的记录来看，个人对抗战的认识、对党和国家的热爱之情溢于言表：“凡是抗日战士，都是思想头脑最优秀的分子，不怕牺牲自己的一切，能够克服困难，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自觉的工作。我们拥护我们的政府，爱护我们的人民，为了驱逐日寇出中国，为了获得自由而战。我们都是同志，都是共产党员，所以我们要有踏踏实实领导自己的部下勇敢奋战，把日寇赶出中国的信念。”他在写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我坚信中国是不会灭亡的……然而中国的抗战是长期的，我们应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倾全力驱逐日寇出中国，只有这样才会有真正的自由幸福。”
更令日军惊叹的是八路军与群众的关系。在日方看来，中共远比国民党得民心。“共军与民众的关系，同以往的当政者不同。中共及其军队集中全力去了解民众，争取民心，不但日本，就连重庆方面也是远远不能相比的。”据其观察，中共能够保障贫民利益、严明军纪和加强宣传教育是其得民心的关键。“游击战八路军特别注意者，即为与民众之关系……由政治、经济、文化诸多工作，常谋民众尤以大多数贫农利益之拥护，军方常与民众谋求融和，于此称八路兵士为‘子弟兵’，在教下级兵士之识字读本中，则有‘边区子弟兵与边区人民如鱼水，应一致团结扫荡敌人，保卫我等边区，保卫我等祖国’，八路军将军将兵中有八项注意，言辞和气，买卖公平，借物必还，破坏器物必须赔偿。”“共军对军纪的要求极为严格。例如在行军中，有人摘了路旁树上的梨子给在押的俘虏，俘虏拒绝接受，并说农民的东西不能随便吃。”
正是因为中共深得人心，才能促成军民一致抗日的局面。在华北敌后，全民皆兵，全民参战，军民一致打击侵略者，令日军震惊不已。日本第一军参谋朝枝回忆：“(在百团大战中)八路军的抗战士气甚为旺盛，共党地区的居民，一齐动手支援八路军，连妇女、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我方有的部队，往往冷不防被手执大刀的敌人包围袭击而陷入苦战。”百团大战之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的大规模扫荡。当地居民在八路军的指挥下，采用“坚壁清野”的方式，使扫荡落空。日军所到之处，不见一个村民。
伪《蒙疆新报》登载的《冀西剿共从军记》中记载日本军官的见闻：“使我最惊讶的，是日本皇军所到的地方并看不见一个部落民(村民)，我最初还以为无论是怎样的敌人的地区，总不该没有部落民的，谁料竟是反乎我们的期待，这真使我呆然自失，感觉着真是到了敌人的区域。民众既然是没有，那么我们所计划的口头宣传，是完全失败了。”《华北治安战》中也提到：“居民对我方一般都有敌意，而敌方工作做得彻底，根据以往的经验，凡我军进攻的地区，全然见不到居民，因而，想找带路人、搬运夫、以至收集情报都极为困难。另外，空室清野做得彻底，扫荡搜索隐蔽物资，很不容易。”在面对敌人的时候，老百姓往往也不会透露八路军的去向。北平伪《新民报》曾报道过日军扫荡时向一老妇问及村中地道、八路军等情况，老妇一概推说不知，感慨道：“如此无知之贫农竟如此……为八路牺牲，始终不言真实之事。可怕之‘赤魔’之政治力!”民众还会利用带路之机，将日军引入包围圈中消灭。《华北治安战》记载，日军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在冀南作战中，“冈村支队的一个中队，当脱离大队主力分进之际，带路的当地居民将其带进不利的地形，使我陷于共军的包围之中”。
一再经历这种人民战争之后，日军对八路军有了新的认识，“在估计其军事实力时，则必须将共军及其潜在民众之中广泛的武装力量考虑在内。”敌伪的报纸甚至认为“冀西之住民，悉为八路”。
三、日伪所见共产党抗日武装的战略战术中共在抗战中表现出高超的战略战术令敌人十分佩服。上海《朝日新闻》“文友半月刊”载：“共军善于运用他的兵力和坚强政治力量所造成的非常高涨的战斗情绪，因而对他的战斗力就带有闪烁的感觉，以至视为神通广大，莫测高深。”这些战术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登峰造极的游击战。由于兵力及武器装备上的劣势，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对日作战中采取的主要方法是游击战。据日方观察：“共军的战斗技术，在战斗生活中锻炼起来，他们很少从外面得到接济，必须珍惜他们的弹药，使能收到预期的效果而不致浪费。”“在优势兵力‘围剿’之下，稍一不慎，则有被歼的危险，乃要求具有高度的运动性，这就是中共军在环境中磨练出来的两项特长，即精确的射击与敏捷的行动。”日方认为游击战是中共军队能够坚持在敌后存在的关键：“事变后窜扰于华北腹地之共产军……其所以几年仍未全灭者，实不能不归功于其特有战法……亦即彼等所自诩得意之游击战。”
战争初期，日军在山西、河北一带初次体验游击战，就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在其后的“扫荡作战”中深感讨伐游击队之不易。《华北治安战》写道：“我军的扫荡作战仅是将其驱散，殆未取得歼灭的成果，终归于徒劳。对擅长游击战及退避战术的共军，以武装讨伐犹如驱赶苍蝇，收效甚微。”在不断的交战中，日军深切体会到游击战的威力，认为游击战使得中共军队较之国民党军更难以击破。“如中央军者，集则易乱，散则无力，其溃灭尚较为容易，而共产军集则为整，化则为零，其每个散在之小组皆为有机体，更恃彼等所最熟悉之山路，可以巧妙运用。”
第二，惊破敌胆的地雷战和地道战。中共在华北战场打击敌人的两样法宝是地雷战与地道战，它们有效地保护了自己、打击了敌人。曾在冀中一带作战的加岛武中佐回忆：“部队在行动中经常受到来自住房的窗口、墙上、丘陵树林中的突然射击。偶尔发现敌人，紧追过去，却无影无踪。以后得知他们挖有地道，地道的入口设在仓库、枯井、小丘的洞穴等处，地道四通八达，甚至有地下集合的场所。”加岛武哀叹：“日军总像是在和鼹鼠作战一样，旷时费力，真想举手服输。”地雷战则是将大量地雷埋在日军的必经道路上，或是在日军扫荡前，埋于村落中：“八路军……常于我军必经道路附近暗处埋设多量地雷，故我军若稍不留意，即不免遭受损害，前头部队更宜注意，‘匪军’埋设地雷，多在单独路口，必经路口，十字路口，或山脚山腰山顶，尤其山的鞍部，其余如水井附近，房屋内粮食器具或箱柜、柴草煤炭内均可为地雷匿伏地点……地上放置树枝、柴草或其他破烂器具，均有埋藏地雷嫌疑……地雷毒害教训，一二年来给予我方的经验是太多了，谁能忘记呢?”地雷战的威力不仅仅是在生理上消灭敌人，更是心灵上的恐吓，是一场“残忍已极的神经战”，面对无处不在的地雷，“全员都怀着不安的心，正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默默中决不敢说出踏地雷、过八路军等笑谈，恐怕遭遇到他们，将不会平安的过去。”
伪《新民声杂志》提及视察冀西时的感受：“我们几乎是时时刻刻都提心吊胆，后边的人一定要踏着前边人的足迹，多一步也不敢走，耳朵里充满了工兵警告我们‘地雷地雷’的声音，脑子里浮满了地雷的影子。”
第三，巧妙有力的政治攻势。日伪将中共对敌占区的政治攻势概括为“妨碍与瓦解新政权，扰乱民心，提高抗日思想，离间民众对日关系”，称其“无孔不入”。
日方发行的《剿共指针》中提到，中共在敌占区的工作方式主要是秘密潜入伪政权内部从事地下活动，窃取情报，肆机破坏;妨碍与破坏日方开发经济资源、反封锁、密运和搅乱金融等，特别是对重要设施的进行纵火破坏，并进行煽动工人怠工，以减低生产效率;通过宣传国际情势，日本国内困境及前线日军的败绩以坚定民众的抗战信心等。该材料还以中共在热河南部地区的策略与行动为例，详细说明了这种巧妙而有力的政治攻势：“他们争取民众的宣传是‘污蔑’和反对‘满洲国’政府的：一、统治经济，二、整理蒙地，三、招募劳工，四、禁止鸦片等。而他们巧妙利用‘在家理’和‘红枪会’作为进行工作的组织基础，这一点是应当注意的。在整理蒙地，缴土工作上，他们抓住农民的土地观念这个封建的顽固思想，利用这种容易陷于怀疑的弱点进行反对宣传，煽动人心，进行反对‘满洲国’政府的工作，因之往往土地多的便由于害怕整理土地而被所诱惑，以致参加了反满抗日的工作。”
第四，无比灵通的谍报工作。根据日方的观察，中共的情报能力相当强。不仅使日军无法掌握其动向，相反，日军的作战部署多为其所探知。
年5月，日军分兵多路，向晋察冀根据地发动围攻，最终以失败收场。参加此次围攻的日军第三十六师团的参谋小崛晃中尉回忆：“作战开始后，敌情完全不明，宛如堕在雾中，进行无法捉摸的作战。虽然采用在满洲实行的分进合击治安讨伐方式，但由于中共方面的情报活动周密而巧妙，我方的期望终归落空，毫无结果。”
年初，日军一一○师团作战部主任参谋中村三郎回忆：“共军的情报收集、传递，非常巧妙而且迅速。日军的讨伐行动，往往在事前便被侦悉。到处都有彼等安插的密探。”伪《新上海报》发表的一篇名为“共产军旧账——间谍”，介绍了八路军在抗战中的谍报工作：“八路军之间谍网，遂广布于华北七省，洎乎今日，关外四省，亦莫不有八路军之间谍行踪矣。至今之间谍功绩，尤彰彰在人耳目，大同太原五次大会战，考其根源，尤不能不归功于间谍之努力活动，而后消息灵通，日军大队来犯，则早分藏于深山穷谷中，动静自如，指挥如意，在日军方从某一城市出发时，数目多少，器械如何，八路军早得无线电报，列阵以待矣。”
四、日伪对共产党能够取得胜利的观察据日方观察，中共不仅在士气民心、战略战术上不容小觑，作为一个政党，也不断走向独立、成熟。日方注意到中共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认为这是其逐渐成熟的标志。
中共“历行其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建设，其理论的创造及斗争经验的积累，亦均是中共本身根据中国具体情形所创造……(毛泽东)所著之论持久战、论新阶段、论新民主主义三大论著，不但作了中共目前进行‘抗日战争的理论根据’。且被苏联称为‘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及弱小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中共号召干部学习，亦提倡学习中国事情，了解中国具体社会，并皷励干部力求实际，将马列主义及其辩证法，灵活运用到中国具体情形上去。最近中共所倡导的整顿三风运动及调查研究工作，既可说明中共在日益走向中国化的过程中”。不仅如此，经过多年的实践，中共建成了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长于作战，善于自律：“共产党具有相当强忍之势力，尤其指导之干部，有丰富之经验，彼等对于战法战术,常以全力研究之，並对自己之失能弱点，反省修正，颇为机敏，对下级党员及民众，常以身作则，抱有实践之热情。”他们时刻注意倾听群众的声音，走群众路线。“其干部每临指导时，则言必须以现实为可贵，並非站在群众之上，而是长在群众之中，不是应该命令群众，而是听纳群众的希望与意向，如此种种，成为中共实践的指南。”与此同时，中共实行了正确的政策。日方注意到根据地开展的大生产运动，认为其卓有成效地解决了粮食问题。“(八路)从军师部到下级战士都疯狂发起一种农兵政策，与代耕运动，他们亲身有计划的节省开支来自己开垦经营，喂猪种菜，这样使他们‘丰衣足食’了!”
面对这样强劲的对手，日本日益确信，中共才是其最大的敌人。华北军很早便提出以中共军队为主要作战目标。年11月18日，日本华北方面军编写的情报记录写道：“可以断定，今后华北治安的对象是共军。”年1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进一步指出：“华北治安战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由此，日本华北方面军制定的年“肃正工作计划”规定：“中共势力迅速壮大，不容忽视。如不及早采取对策，华北将成为中共天下。为此，方面军讨伐的重点，必须全面指向共军。”
抗战后期，日本已经承认，中共才是在中国战场上的首要敌人。年，松本铃吉在《中日事变解决的要谛》中说：“再当考察大东亚战争和抗日意识的关系时，所不能忘却或看过的是中共政权。在中国民众抗日意识的源泉点上，中共政权在重庆的上位。”日方主办的“同盟世界周报”也指出：“如果有人以为只要和重庆能够谈判成功，就可以解决中国事变，那是很大的错误。根据我们的见解，真正的抗日势力，始终一贯的是中国共产党。”
令日伪方面忧虑的是，中共实在难以战胜。他们甚至以国民党在抗战前“反共”的失败例子，来表明“灭共”的不可能。“当事变未发生前，政府以中国的全军力讨伐‘共匪’，犹且不能克奏肤功，何况时至今日。……‘新中国政府’所拥之土地人民，目前尚不能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所谓清乡军，所谓靖国军，是否足以铲除‘共禍’，今人不无几分疑问，现在治安政策固次第遂行，在治下的人民，有无已治已安之实效，自有欺世欺人之听闻。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共禍’仍然不能铲除。”
伪新民学会中央总会宣传局长陈载平则直接预言了中国共产党必胜，日军必败的命运：“现在‘匪共’方面，相当于有思想、有组织、有力量。而且他们是党政军一体，力量是集中的，反观我们的阵营，因为‘革新思想’与‘革新势力’未能滲透于政治和军事，所以一切新的工作，新的组织，新的斗争技术，不能顺利展开。而且因受封建残余的障碍，收效极难……现在时势危迫，生灵涂炭，我们不能‘灭共’便将‘为共灭’”。
综上所述，与国民党方面的宣传相反，在日伪政府和武装的宣传媒体上，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成熟的、独立的政党，她所领导的抗日武装组织严密、思想统一、意志集中、行动一致，不仅深得民心，游击战、地雷战等等战略战术也运用得出神入化;她在艰难的环境中，动员人民，不断发展壮大，在敌后战场给予日伪很大打击，成为阻碍日本侵略中国最主要的而又难以战胜的对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必将取得抗战斗争的最后胜利。
(作者单位：南京图书馆。原文刊发于《南京政治学院学报》年第3期，参考文献从略)
附文：
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民兵：民兵组织遍布敌后作者：宋有荣来源：中国国防报
60年前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进行的一场殊死搏斗。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中，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之所以能最终战胜强大的日本侵略者，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有万民兵和万以上的自卫队这样一支强大群众武装的配合和支援。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没有这些群众武装力量的配合，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据不完全统计，在八年抗战中，民兵共作战29.6万余次，歼敌10.6万余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谱写了人民战争的光辉篇章。
抗日烽火燃遍神州民兵组织遍布敌后
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于7月8日向全国发表了抗战宣言，要求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7月23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指出：“武装民众实行自卫，并配合军队作战。……民力和军力相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8月，我党召开了洛川会议，通过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了全面抗战的正确路线，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强调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民族战争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动员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的正确路线指引下，从陕甘宁到晋察冀，从晋绥到晋冀鲁豫，从山东到华中、华南，各抗日根据地纷纷建立了人民自卫军和民兵组织。开始，各地民兵称谓不尽相同，有的叫自卫军、“青抗先”，有的叫游击队、模范队，还有的叫做基干队，后备军等。最早正式称民兵的，是晋察冀的北岳区，以后各根据地逐步统一规范了称谓和分类，统称民兵和自卫队。
同抗日战争三个阶段相一致，民兵和自卫队的发展也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年至年，我军由3万人发展到50万人，民兵和自卫队发展到万人，抗日根据地人口达到1亿;年至年，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阶段，我军减少到30万人，民兵和自卫队减少到万人左右，根据地人口也减少到了0万人以下;年到年，抗日战争进入了反攻阶段，我军发展到了91万余人，民兵和自卫军发展到了1万人，全国19个解放区面积达95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到万人。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民兵建设和武装全体人民作为战胜日本侵略者的重要条件。各根据地党组织和军队的各级领导都十分重视民兵建设，把民兵看成是主力军的左膀右臂，当成是基层政权的坚强支撑。他们认为，民兵不但可以源源不断地为主力部队输送兵员，而且可以担负繁重的战场勤务;不仅可以协助和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而且可以独当一面单独作战;不仅在军事上起着主力军的后盾作用，而且在政治上起着维护后方稳定、巩固抗日政权的柱石作用，同时在经济建设上起着生力军和突击队的作用。民兵的这些作用，不单是一时的，而且是长期的;不单是一个地区一条战线的，而且是整个区域和各条战线的;不单是平时的，而且是战时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高度，各级党委和党政军领导同志，始终把民兵建设作为关系抗战成败的重大战略措施来抓，当作坚持敌后抗战的重大军事任务来完成，从而使民兵组织成为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一支伟大战略力量。
战争史上创造奇观游击战法大显神通
八年抗战，艰苦卓绝。在党的领导和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指引下，在主力部队的指导和帮助下，各根据地的广大民兵和自卫队，活跃在敌后广阔的战场上，依托高山密林、江河湖泊、平原地道和青纱帐，到处摆开了杀敌的战场。原始的大刀、梭标、斧头，自然界的水、火、石头，都变成了他们杀敌的武器。他们以惊人的胆略和无穷的智慧，在人民战争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生动活泼的活剧，创造了许多灵活巧妙、神出鬼没的独特战法，把日本侵略者打得晕头转向、丧魂落魄、顾此失彼、疲于应付，像一条野牛陷入我人民战争的沼泽泥潭中不能自拔。
麻雀战。这是民兵在抗战中经常运用的一种主要和基本的作战方法，也是最能发挥民兵特长的游击战法。其基本特点是以少量民兵组成战斗小组，出没在山野密林、狭窄隘口、街头巷尾、地道暗洞、青纱帐里，像麻雀啄食一样，东一枪、西一枪，忽聚忽散，忽来忽去，一会跳到这里，一会跳到那里，出敌不意，扭住敌人，一阵猛打;敌人反击时，就立即撤离，消失得无影无踪;敌人撤退时，就呼啸而来，枪声大作，杀声四起，使敌人打又打不着，追又追不上，甩又甩不掉，吃又吃不好，睡也睡不着，陷入心神不宁、狼狈不堪的苦境。麻雀战打得最出色的，就是全国民兵战斗英雄李殿冰领导的北岳区曲阳县尖地角村民兵游击小组。在年的3个多月里，他们先后对敌作战27次，打死打伤日伪军多名，缴获步枪3支、电话3部、牲畜47头，战利品一批。
地雷战。地雷战首先是晋察冀根据地的民兵发展起来的战法。年春，河北省安国县东赵、西赵两村的民兵，在反“扫荡”中把两枚手榴弹埋入地下，炸死了两个敌人。于是，各村纷纷效仿，利用废铁壶、瓷瓶子、瓦罐子等，装上炸药，以杀伤来犯之敌，取得了显著的战果。此后，各地民兵就地取材，土法上马，制造了铁、木、石、瓷地雷等，发明了拉火雷、踏火雷、电火雷、定时雷、连环雷、绊雷、跳雷、飞雷等几十种埋雷方法，各式各样的地雷和雷阵，对于打击运动之敌、杀伤“扫荡”之敌，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取得了赫赫战果。北岳区阜平县五丈湾村著名的民兵爆炸英雄李勇和他的爆炸组，利用地雷战先后炸死炸伤日伪军人，炸毁汽车25辆;山东海阳县赵疃村的赵守福和于化虎，带领民兵用地雷战炸死炸伤日伪军名的事迹，全国闻名，威震敌胆。
地道战。抗日战争中期，由于日寇加紧对我根据地实行残酷的“扫荡”、“蚕食”、“清乡”，处在平原地区的抗日军民，没有山林和水泽可依，于是就发明了纵横交织、户户相通、村村相联、不怕水淹、不怕毒气，既能藏，又能打的地道战，成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一大法宝。仅年冬季，各抗日根据地的平原地区就挖地道达1.25万公里，成为抗击日寇的一条伟大的地下长城。冀中清苑县冉庄民兵，就是因为运用地道战打了许多漂亮仗而驰名中外，他们的事迹被改编成了电影《地道战》。英雄的冉庄民兵先后作战次，其中进行地道战17次，依托地道进行伏击、追击战斗55次，配合地方武装出村作战85次，共毙伤敌名。当时，日伪军曾传出这样的禁令：“宁绕黑风口，不从冉庄走”。太行地区磁县山底村民兵、晋察冀地区满城县石井村民兵、北京市顺义县焦庄户民兵，都是利用地道战取得辉煌战果的英雄群体。民兵们曾用打油诗颂扬地道战：“地道好，地道妙，打了敌人钻地道;明里打，暗里挑，消灭敌人最可靠;鬼子气得干瞪眼，抗日军民哈哈笑”。
破袭战。这是广大民兵和群众创造的又一战法，它不仅适用于破坏敌人的交通和通信联络，如公路、铁路、桥梁、车站、码头等，而且适用于对敌人的仓库、工厂、矿山等进行破坏和袭击。在党的领导下，广大民兵经常以隐蔽、突袭的战斗，配合正规军对敌人的铁路、公路和交通枢纽进行破坏，挖路基、扒铁轨、炸桥梁、打火车、割电线、平围墙、阻河道、毁码头等等，有些地方在一夜之间就出动几万或几十万民兵和群众，把数百公里长的铁路、公路全部破坏，将电线割断，电杆锯倒，使敌人的交通和通信联络陷于瘫痪。年，安徽省肖县就出动20多万民兵和群众，参加了陇海铁路大破袭，一夜之间将多里的铁路全部拆掉，枕木、铁轨、和电线、电杆一起运回根据地，日寇被迫停车10天，使其西运计划流产。在著名的“百团大战”中，仅冀中的民兵和群众，就有35万人参加了破袭敌交通线的斗争。年至年间，晋察冀全区共捣敌伪碉堡多座、炮楼多个，炸毁敌汽车多辆、火车头40多个，破坏公路3.76万公里、桥梁多座。
围困战。就是对敌人的据点和碉堡实行封锁，把敌人围困在据点和碉堡里，使其没吃没喝、走投无路，最后将其挤跑、赶跑或歼灭。太岳沁源围困战，就是广大民兵和群众围困封锁、制服敌人的一个典型战例。年9月，日寇纠集了1万多人，分14路进犯我只有8万人的沁源县抗日根据地，并在沁源县城安了据点，妄图把沁源划为“剿共实验区”。这里的民兵在敌人到来之前，一面把人民群众转移到山里，一面实行“坚壁清野”。敌人占领沁源县城后，见不到人，吃不上饭，喝不上水，一切供应全靠外地。广大民兵和游击队又密切配合，到处截击，袭击敌人的运输队，无奈，敌人只好外出四处抢粮，可又遭到游击队和民兵打击，只好呆在据点杀马充饥……这场围困战，经过两年多的时间，终于把敌人困出了沁源县城。在此期间，沁源民兵共作战多次，毙伤俘敌多名，涌现出了民兵杀敌英雄多人，爆破能手多人，沁源县获得了民兵对敌斗争“模范县”光荣称号。
伏击战。一般分为待伏与诱伏两种。待伏，是在得知敌人出动的兵力、时间和必经之路后，预设埋伏，待机歼敌。如年农历4月的一天，太岳区安泽县风池、高壁等地的民兵，获悉日寇骑兵运输队要给府城的敌人送粮弹，民兵们便在距府城西12公里的柳寨村做好埋伏。当鬼子的运输队进入伏击区时，地雷“轰轰”地爆炸起来，一时浓烟滚滚，杀声四起。仅七八分钟时间，33个鬼子就被消灭了32个，只有一个受伤的逃进了府城据点。诱伏，就是先以主要力量在有利地域设伏，然后以少数民兵诱敌深入，等敌人进入伏击圈将其歼灭;或者佯攻一个方向，引诱敌人前来增援，在路上伏击敌人。如冀南区隆平县民兵自卫队在河上伏击鬼子汽艇，山东平原县塘坊民兵伏击日寇一小股机械化部队，都是采用的这种战法。
此外，抗战8年中，广大民兵和游击队还创造了窑洞战、联防战、捕捉战、水上游击战、拔点战、攻心战、坚壁清野等战法。这些神奇巧妙的战法，对于配合主力作战，粉碎日寇的“清乡”、“扫荡”、“蚕食”，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面战斗一面生产劳武结合保卫家园
在抗日战争中期，特别是年到年，是敌后根据地最困难的阶段。日寇集中其主力进行“扫荡”、“蚕食”、“清乡”，国民党顽固派也不断向我根据地进行挑衅，制造“摩擦”，企图把我军民困死、饿死。我各抗日根据地遭到了很大破坏和损失，生活极其艰难，军队和人民没有衣穿、没有粮食，有时不得不以树叶、草根为食。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领导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广大民兵发明了劳武结合的办法，一手拿枪，一手拿锄;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为保卫和建设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结合上：
民兵组织与变工组织相结合。民兵都参加变工组，平时和群众一道生产，战时直接参加战斗。民兵用战斗保卫群众生产，变工队则保证不影响民兵家中的生产，并负责民兵家属的安全转移。这样既有利于民兵与变工组织的进一步巩固，又便于密切民兵和群众的关系。比如定绥的宁武、鲁中的蒙阴、海滨的临沭等地的民兵和变工队员，一面集体生产，一面警戒敌人;敌人来了就打仗，敌人不来就生产。群众在生产，民兵就在附近巡逻、放哨。在夏收、秋收季节，通过民兵与变工组织，将劳力与武力统一组织起来，有专门负责掩护的，有专门负责抢收的。同时，通过民兵和群众的互助，生产、训练、战斗任务都能完成。
战斗队与生产队相结合。离敌人据点较近地区的民兵，为了使据点外的土地不荒芜，就组成单独的生产战斗小组，敌人出来就打，否则就进行生产。这样，战斗和生产两不误，使接敌区土地的耕种和收割有了较好的保证。许多地区还给民兵一定的生产资料，如公地、荒地、贷款办合作社等，使他们在战斗执勤之余，开展各种生产活动。这样，既可以发展生产，改善民兵和群众的生活;又可以巩固民兵组织，解决民兵战时供应问题和日常活动中的经费，减轻群众负担。据晋察冀阜平等5县的不完全统计，仅年，民兵就开荒多亩，修河滩地亩，产米13万斤、菜17万斤，打柴18万斤，搞运输收入现金23万元，各村民兵平均都有20天到一个月的战备粮食。此外，有些地区民兵还组织了“打猎合作社”，经常上山打猎，既保护了群众生产，又增加了收入，还提高了射击技术，受到了群众的广泛赞扬。
变工与爆破相结合。有的地区民兵把变工与爆破战斗结合在一起，克服了过去打仗单靠民兵，生产单靠变工队员的情况。一旦有事，全体民兵和群众都可拿起武器投入战斗。变工与爆破结合起来后，既加强了对敌斗争的武装力量，人人都可以拿起武器保卫家乡，即便是妇女、儿童也可参加爆炸组，学会制造和埋设地雷;又使民兵与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民兵战斗生产都参加，变工队在完成生产的前提下，也参加地雷爆破，形成了全民皆兵的大好局面。
战斗指挥与生产指挥相结合。过去战斗与生产指挥分离，管生产的不管战斗，管作战的不管生产，二者经常出现矛盾。管生产的干部平时忙得不亦乐乎，战斗时袖手旁观;而管作战指挥的干部，不打仗时没事干，打起仗来又忙得不可开交。这样，生产和战斗的领导不能很好配合，影响了劳武结合。鉴此，一些地区把民兵组织与变工组织统一起来，战斗指挥与生产指挥两个机构合在一起，生产战斗统筹兼顾、通盘考虑，互相促进、相得益彰，提高了工作效益，加强了领导指挥力量。
缴获敌人武器与自己生产相结合。民兵的武器，除了向敌人夺取外，主要靠民兵自己生产。民兵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打铁、熬硝、铸雷，造子弹炸药。在资金困难时，他们就把自己开荒生产的粮食卖掉，或把打猎、办合作社赚来的资金用到武器弹药的制造上，从而使自己的武器装备得到发展。比如，晋绥民兵初建时3万多人，总共才有多支枪，手榴弹多颗，猎枪支，手枪2支。后来通过自力更生，军火达到了自给。到年，民兵发展到8万余人，民兵的武器平均每人1-2件，地雷、土炮、土枪、土掷弹筒、榆木大炮、来复枪应有尽有。到年夏季，岚县、宁武等5县，就有用于制造炸药的硝池处，仅兴县民兵办的规模较大的造雷厂就有22个。
实践证明，坚持劳武结合方针，用武力保卫生产，用生产支援战争，是我敌后根据地长期坚持抗战的重要保证，也是搞好民兵建设、使这支群众武装保持强大生命力、凝聚力的有效途径。
历史经验弥足珍贵光荣传统代代相传
八年抗战，中国民兵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了光辉的业绩，谱写了灿烂的篇章，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形成了光荣的传统。这是一笔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远继承和发扬光大。
必须坚持党对民兵的绝对领导。从抗战开始，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就一直把民兵建设和武装人民，作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多次下发文件明确了民兵建设的方针、政策、原则、要求;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同志对民兵建设作了一系列非常重要而具体的指示，对民兵建设给予了强有力的指导。各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和党政军领导，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有效地加强了对民兵和自卫军建设的领导，将其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当作关系战争全局胜败的战略措施来抓。中共北岳区党委《关于全面加强民兵建设的决定》指出，民兵建设是党在根据地军事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加强民兵建设，不但在今天坚持根据地是重要的，而且在保证战后长期残酷的革命斗争的胜利，也是非常重要的。《决定》要求党的领导机关、政府机关和军事指挥机关，均应以最大的关心注意民兵建设。冀中区党委决定，凡县以上的政府机关都设武装科，县以下的各级人民武装，则由同级党委和政府直接领导。晋绥区党委于年7月专门召开了晋西群众武装会议，着重整顿了民兵、自卫队的组织机构，进一步加强了对民兵工作的领导。此外，党组织还派出大批干部到民兵中去，使党员干部成为民兵工作的组织者、领导者。中共华北局、西北局、华中局，以及山东分局、太行分局，都先后制定和下发了加强民兵建设的通知、决定和实施措施。由于党的坚强领导，从而使民兵建设在政治上坚持了正确方向，在组织上不断发展壮大，在军事上不断提高，成为抗战的一支重要战略力量。
必须坚持以人民战争思想指导民兵建设。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创造性地运用于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从而形成了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八年抗战的历史，就是一部人民战争的光辉历史;抗战中的民兵，就是在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指引下发展壮大并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正是在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指引下，从白山黑水到长城内外，从华北平原到太行山上，从大河上下到长江两岸，从东海之滨到天涯海角，广大民兵到处摆开了杀敌的战场，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民兵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这个传家宝任何时候都不能丢。
必须坚持“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抗日战争的实践充分证明，在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我们就可战胜任何强大的敌人。而这场人民战争的突出特点就是坚持了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年11月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中就明确指出：“每个根据地的军事机构均应包含三个部分：(甲)主力军，(乙)地方军，(丙)人民武装(即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及民兵)。在根据地的建立时期，集中主要注意力于主力军之扩大与巩固上是正确的;然而最近敌我形势改变了，因此目前军事建设的中心注意力，应放在地方军及人民武装的扩大与巩固上。”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我党始终坚持了野战军、地方军与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始终把野战军、地方军作为抗战的主力，把民兵和自卫队作为主力军的助手和后备力量。使三支力量相互补充，取长补短，相得益彰。抗战的历史告诉我们，“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是进行人民战争的体制，是战胜任何强大敌人的优良军事体制，对此，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绝不能有任何的削弱。
必须坚持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抗战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坚持广泛持久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是非常正确的。在华北正面战场作战基本结束后，特别是抗战转入相持阶段后，敌后游击战争成为抗日战争的基本形态。而这种游击战争，为广大民兵、自卫队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广阔舞台。他们发挥人多势众、分布广泛、人熟地熟、机动灵活的优势，采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术，运用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伏击战等神奇的战法，打得日本帝国主义日夜不宁、心惊胆战、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最后葬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必须坚持“劳武结合”的原则。抗日战争中，中国民兵创造和形成的一手拿锄、一手拿枪，一面作战、一面生产的劳武结合原则，充分体现了民兵亦兵亦民的性质特点，正确地处理了劳力与武力、生产与战斗的关系，为夺取抗战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坚持了“劳武结合”原则，生产和战斗两副担子一肩挑，从而使民兵这一群众武装组织为广大人民所接受和拥护。在今后，“劳武结合”原则仍然是我国民兵建设必须遵循和坚持的重要原则。
抗日战争胜利已经60年了，中国民兵创造的光辉业绩已载入中国革命的史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一定要在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进一步加强我国民兵建设，发扬光荣传统，坚持改革创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再创中国民兵的辉煌!(总参动员部民兵局副局长 宋有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