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用“古秀”来描述他眼中的襄阳，可谓神来之笔。
襄阳的“古”自不待言，其建城历史，可以追述到公元前多年，周朝权臣仲山甫以“樊”（大致相当于今襄阳市樊城区）为封地。襄阳号称有2多年历史，正来源于此。后来家喻户晓的三国故事，那就更不必说了。
襄阳的“秀”也绝无夸张。“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一千多年前唐朝田园诗人孟浩然笔下的襄阳之秀，如今你还能领略到。唐朝名相张九龄的“宛宛樊城岸，悠悠汉水波”，用来描述现在的襄阳，竟毫无“违和感”。
襄阳的“秀”得益于大自然的造化，襄阳的“古”有着历史的机缘巧合。幸运的襄阳也带有“不幸”的一面，她注定不可能再创造历史上曾经的辉煌，只能在历史感与现现代化中探索最佳平衡点。千年古城的蝶变之路，并没有现实的剧本可循。
襄阳市是位于中国湖北省西北部的一个地级市，是年第二批公布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素有铁打的襄阳、华夏第一城池、兵家必争之地的称号。
1
秀美之城的辉煌史
襄阳山环水绕，江水穿城而过。城市布局上的得天独厚，在整个中国也不多见。襄阳的古城遗迹，虽在本世纪初曾遭遇“开发式破坏”，但整体上保存还算完好。比如被誉为华夏第一城池的襄阳古城，一面临江、三面护城河环绕的格局基本还有大致的原貌。
襄阳的秀美，在历史上文人墨客的诗词歌赋中，能找到大量的佐证。孟浩然属于典型的襄阳“土著”。他的一生大部分都是在襄阳度过的。有人做过统计，他留世的首诗作，与襄阳有关的有首。“山水观形胜，襄阳美会稽”，没有襄阳的秀美，就没有孟浩然的“田园风”。
“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这是罗贯中在《三国演义》所描述的襄阳。可见，襄阳之秀美，绝非只是孟浩然对家乡的自恋。而且，“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古人诗作中的意境，很多都还能体会到。
《三国演义》回中，有32回故事发生在襄阳，现存的三国历史遗迹多达50多处。作为一座城，襄阳曾经的辉煌，正是在那个时期创下的。从一座城的历史，就可以窥见国家的某段历史；一座城池的得失，就能左右政权的命运，这是襄阳之幸。
襄阳年的历史中，大小战役难以数计，著名的战例有白起水灌鄢城之战、关羽水淹七军之战、朱序抗拒苻丕之战、岳飞收复襄阳之战、宋元襄樊之战、李自成进占襄阳之战等。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杜甫的这句诗中，某种程度上恰好道出了历史襄阳何以辉煌的原因。地理位置上的特殊，契合了时局的变迁。
汉唐时期，中原地区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襄阳地处汉水边，位于黄河与长江之间，是从中原地区南下的门户。东汉末年，战乱频仍、天下大乱。战争难民与流落士人避祸南下，襄阳是很好的落脚点。
临汉门是襄阳古城的小北门，为清代双层重檐歇山式门楼。明洪武初年，进行较大规模的扩建和维修。城楼上“临汉门”三字为明万历四年（公元年）之府万振孙所题。
“南船北马”，就是对当时襄阳枢纽地位的定位。南方的商贾坐船抵达襄阳，然后在换乘马匹赴北方交易。白居易诗中的“下马襄阳郡，移舟汉阴驿”，说的正是这一现象。当然，从历史上看，襄阳的枢纽功能，并不限于商品货物的交易，更关键的在于人员和信息的流动。
创造襄阳辉煌历史的那些风云人物，除了诗人孟浩然、书法家米芾、隐士庞德公等是襄阳本地人，曾在此驻足、生活过的如三国名臣诸葛亮、荆州牧刘表、名将徐庶、名士司马徽和诗人王粲等，都是中原地区南下的流寓人士。用现在的话说，他们都属于非本地户籍的“流动人口”。
襄阳北街从商周时期开始发展，唐宋时期甚为繁华，虽历经沧桑战火，但街道位置没变。进入新时期以来，北街被建成仿古文化步行街。如今，襄阳北街已是古襄阳城内最繁华的商业街道。
用现代的语境解释，襄阳曾经的辉煌，实乃拜“全球化”所赐——商品、人员、信息的自由流动。客居襄阳的诸葛亮，能在《隆中对》中酝酿出三分天下的宏大战略，离不开他在襄阳结交的包括司马徽、徐庶等在内的朋友圈，以及由此获得的充足信息。
纵观历史，无论是汉晋时代的时局巨变，还是唐朝时期的空前盛世，襄阳作为枢纽城市的功能，都是成就其辉煌的重要支柱。彼时的襄阳，踏准了时代的节奏，把准了历史的脉搏。
但自宋以后，襄阳鲜有孟浩然那样流芳百世的大家，也没出现过诸葛亮此类影响时局的大咖，也未再发生过左右政权命运的历史故事。这也是“全球化”使然。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历史的车轮正在转向。
自宋以后，襄阳鲜有孟浩然那样流芳百世的大家，也没出现过诸葛亮此类影响时局的大咖，也未再发生过左右政权命运的历史故事。
2
历史感与现代性的混搭
诸葛亮广场，位于襄阳市樊城区。在广场中央，矗立着一座高14米、重达35吨的诸葛亮铜像。据说这是中国最大的人像雕塑工程。铜像的身后，就是襄阳万达广场，也是目前该城最大的CBD（中央商务区）。
坐在万达广场一楼的必胜客餐厅，就能看到“诸葛亮”的背影。不过，吃着西餐，望着“诸葛亮”，我感受不到任何历史穿越的神奇，更多的是历史感与现代性的混搭。如今诸葛亮已被塑造为襄阳的历史文化符号，把他从城郊的隆中（襄阳市以西13公里处），“请”到市区的商业广场，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让历史人物为现实商业“背书”。
在襄阳，这种混搭随处可见。
诸葛亮广场位于襄阳市樊城区长虹北路中段，是襄阳市人民为弘扬历史文化传统，纪念三代下一人诸葛亮而建，也襄阳市标志性景观之一。
历史故事里的地名，大多都被保留了下来，有的还被“嫁接”到都市建设中。襄阳有名叫“檀溪公馆”的豪宅。檀溪位于襄阳古城以东，历史感十足。孟浩然有诗“花伴成龙竹，池分跃马溪”，提到正是三国故事里“刘玄德跃马檀溪”的典故。
襄阳也有名为“东方墨尔本”的高端楼盘，还有“拉美步行街”。但名称的“国际范”，丝毫未能增加“国际感”，反倒是略显乡土气。千年古城对接国际化，襄阳似乎走得有点急。据说，襄阳争取在年建成“国际大都市”。
在我看来，襄阳的定位是个比较尴尬的问题。以历史之“古”来看，襄阳的知名度，远不及北面公里的洛阳，更别提西北面多公里的西安了。以现代性、国际化来看，似乎又与南面多公里的宜昌有差距，城市集群效应与东面多公里的武汉差距就更大了。这样的格局，造就了襄阳式的“中部塌陷”危机。
近现代以来，中国经济重心东移、南下，襄阳历史上作为枢纽城市的优势不再。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周边同等类型城市的崛起，使襄阳在人员流动、人才吸引上更是毫无优势可言。
襄阳有名为“东方墨尔本”的高端楼盘，还有“拉美步行街”。但名称的“国际范”，丝毫未能增加“国际感”。
优势的丧失，或许是襄阳“走得急”的原因之一。年，襄阳提出打造“四个襄阳”的口号，即产业襄阳、都市襄阳、文化襄阳、绿色襄阳。这可以算是对襄阳城市发展的战略定位。从年开始，襄阳开启了湖北省内规模仅次于武汉的“造城运动”。除了旧城改造，还在城东的东津镇建造了一座新城，构建以襄城、樊城、东津为中心的“大襄阳”格局。
虽坐拥千年历史，但襄阳并不能像丽江、大理那样，把历史遗迹直接“变现”。根据相关数据，襄阳的旅游入境人数、旅游收入，不仅与武汉不在一个数量级，跟宜昌和十堰也差距明显。
三国故事与经济利益之间，没有天然的联系。历史的归历史，现实的归现实。襄阳的战略定位，以“产业”为先导，或许是顺天应时之举。中国还处于从工业化2.0向工业化3.0过渡的阶段，发展装备制造业，还有很大的空间。
如今的全球化浪潮，也是当代襄阳的活力之源。只不过，这座千年古城，再也没有了历史上的那种幸运。襄阳的发展、定位，理应正视这个现实。
白居易诗中提到“清风无人继，日暮空襄阳”，与襄阳“钟林毓秀尚在，人杰地灵难见”的现实呼应。
3
现实的幽怨谁来解
“古秀的襄阳，连个灯光也没有。是抱着什么诗里的辛酸，还是什么现实的幽怨？”当时老舍笔下的襄阳，因日本侵华战争的阴影而“幽怨”。就我个人感受而言，如今的襄阳，却因现实而“幽怨”。
“清风无人继，日暮空襄阳”，白居易对孟浩然的怀念，却道出了我对襄阳“钟林毓秀尚在，人杰地灵难见”的感慨。由于种种原因，现实中的襄阳人，似乎还承载不起襄阳城的历史厚重与现实需求。
“文化襄阳”的文化印迹太淡。跑遍全城，也难觅像样书报亭的踪迹，像北上广一线城市里那样稍有档次的书店，更是不可能有。襄阳高等教育的实力和知名度，长期以来不仅落后于同为副省级中心城市的宜昌，甚至还不及其后的黄石、荆州。
襄阳是一座政府城市治理，走在了市民文明素质前面的城市。十多年前到襄阳时，城市的脏乱差，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巨大的城乡结合部。目前城市环境已大幅改观，但市民行为方式的变化却并不明显。
在电梯里遇到抽烟的人，就像在北京不可能看见有人在电梯里抽烟一样正常。马路上的机动车，随意变道超车、压双黄线甚至逆行，都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曾在北京生活十多年的我，每次上街都如同探险。襄阳是“老司机”的天下，至今在这座城市，我都不敢开车上路。
《福布斯》杂志，曾把襄阳列为中国20个最适合开办工厂的城市之一。但目前襄阳的制造业，主要依赖资金、资源和低端劳动力的投入，研发实力明显落后。大城市的虹吸效应，使襄阳很难走出人才洼地，这意味着制造业很难向高端价值链延伸。“产业襄阳”后劲有多大，是个很现实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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