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当一介书生，偏安一隅，个人奋斗，也可以成名成家。
《中国梦 文学梦》
作者：金呼哨
作者：张军，笔名（网名）——金呼哨，湖北省襄阳市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毕业，现任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还担任深圳市华文文学学会会长，深圳市文学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等社会职务、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当代文学（诗歌）研究，深圳和香港文化创意产业、深圳创新文化、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文化事业发展规划等。主笔、参与了多项国家、省、市、院级重点研究课题，发表文化（文学）论文百余篇；国家级出版社出版诗集三种：《飘香的晨雾》（年），《空门》（年），《叙事英雄》（年）；著有诗歌理论专著：《基础诗学》（年），诗歌理论专著：《中国当代诗潮：写作群体论》（年），年出版诗、论合集《方言的故乡》。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报》、《中国社会导刊》、《文艺报》、《北京文学》、《广州文艺》、《长江文艺》、《青春》等发表文化（文学）作品，在《诗刊》、《星星》诗刊、《绿风》、《大河》诗刊，香港《文学报》、《诗网络》等报刊发表诗歌，诗、文共计多万字，多项成果获奖。
按照美国作家厄内斯特·海明威的说法，“我已具备了从事写作的先决条件：一个不愉快的童年。”这也是我长此以往，坚持写作的一个从生理、心理上解释的根本原因，也有许多朋友追问我，为什么不走仕途，却要成为一个清贫文人？海明威的话，是我的最好的解释，最本质的答案。
一
可以说，我也有一个不愉快的童年。那是“文革”前期，父亲从一个青云直上的青年干部，转眼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街上批判他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街口游行示威的造反派来势汹汹，他们给父亲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架飞机、在舞台上批斗，成为他老人家当时每天要应付的中心工作，我们全家顿时从人间坠入地狱，被打成与地、富、反、坏、右一派的“黑五类”。我走在街上，有同学就会骂我“小走资派”“小保皇派”“保爹狗”。那时我是感到多么无辜和无助，更为让人无语的是，“工宣队”进驻我们小学后，剥夺了我上学受教育的权利。好在我母亲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医务工作者，当时她气得拉着我的小手就去学校，不找工宣队员，直奔武校长办公室，理直气壮。武校长也默默地点头称道：“好吧，让孩子明天来上课吧。”
我一直认为，自己幼小的心灵，就遭受到动荡社会的无情打击，就立志要好好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将来一定要当一名文学作家，把自己的家世写出来，呈现给后人，总结历史发展中的经验教训。这是植根于我内心的写作的动力和源泉。另一方面，从小就看到父辈在官场的险恶，起伏沉沦，不论当多大的官，内心都没有安全感、安宁感。即使当一介书生，偏安一隅，个人奋斗，也可以成名成家。
二那年头，诗歌成为“文革”中的一种批判的武器，这倒也给了我们读诗歌、写诗歌的有限条件。诗歌，又可称得上是“文学中的文学”，西方的文学理论家也把诗歌称为文学的最高形式，是文学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很多青少年爱好文学都是从诗歌起步的，我也不例外。那时读民歌，也读古体的唐宋诗词，我感觉到，宋词和元曲更加接近我们现代的诗体形式，包括当时的八个样板戏的唱词，我都阅读，甚至有的能熟背。上中学时，姜嗣农老师给我们讲解中学课本中的古诗词时，为了辅助教学，讲课时带了一本“文革”前出版的《宋词一百首》。下课后我就到老师的讲台上去翻看，老师看我爱不释手，就说：“借给你看吧，看完后还我。”我非常高兴与感激，老师信任学生，满足学生的求知渴求，才借给我；如果是另外一个同事借这本书，也许老师不会借，那时候人心叵测，搞不好，会告你的阴状，说你传播封、资、修的余毒呢。我便读便记，逐渐动了个念头：抄书！我把这一百首宋词，全部抄写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对着书上的注释，自己认为重要的、标注在诗行的空白处，用了两个星期的课外时间，才完成了这项阅读工程。现在的科技条件虽然不同，但我庆幸那时候自己的笨拙的办法，我认为抄书是一种深度、认真的文学练习和学习。
“文革”期间，写讽刺诗挺流行，后来主要是讽刺“四人帮”。那个时期要求把诗歌当匕首，当刀枪，也认可鲁迅的一句名言：“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就拿起你手中的笔做武器，去代替“辱骂与恐吓”，去战斗。这也成了人与人相互之间进行斗争的武器。
我在上初一时，班上有一位军分区团级干部的千金，长得很胖，老师讲课时，她经常打断我们正有兴致听到的语文课，与出身地主家庭的王大增老师较劲。同学们私下对这位陆姓女同学有众多微词，我也是心里添堵。愤怒出诗人，写了一首讽刺诗，至今我还记得前两句：“昨天让我吃一堑，今天让我长一智……”然后就展开讽刺。我放学的时候就和同桌的赵小冰同学一起塞到她课桌的抽屉里。第二天早晨第一节课，上课不久她开始泪奔，就报告老师，说是有人写诗骂她。还讽刺挖苦说：“我们学校真了不起，都出了大诗人了。”说完朝我座位的方向望过来，就大哭。老师上前去察看究竟，同学们交头接耳，互究原因。老师原本是辨认得出我的字迹的，陆同学因为认为平素里我敢与她较真，可能预感得到是我写的这首讽刺诗。只有我与赵小冰同学偷着乐，老师安抚了她，批评了这件事，继续上课。下课后王大增老师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去，有批评，有默许，也没有让我去找她解释或道歉。后来陆同学对老师的态度好多了，有了起码常识性的尊重，上课也不再打断老师讲课了。这让我不太怀疑诗歌是匕首，是刀枪了。
三高中毕业的时刻，我正好赶上武汉军区通信部队来我们城市特招通信兵，年龄在15至17岁之间，我合乎条件，身体检查和政治审查都过了关。那个时候中共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召开了，父亲也被当时的湖北省长张体学同志点名“解放”出来，“走资派”的高帽子一下子被张省长扔到九霄云外，我们家也从“黑五类”的地狱里，重新回到人间的主流社会里。
当时接兵的鲁干事找我谈话时，问我有什么特长？我说了两点：一是会无线电技术安装，因为那时我喜欢无线电技术，自己安装过收音机；二是我会写诗。鲁干事听到我说第二条时，只是笑了笑，难道他们行伍出身，看淡写诗？
实际上写作水平在通信部队也派上了用场。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分配到报务训练队学习无线电收发电报技术，就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的联络技术，一学就是八个月。训练队办墙报、黑板报我的写作都派上了用场，我与训练队文书张春贤一起组稿、写稿，定期出版。
我学习无线电收发电报技术结业后，分到通信部队无线电一连第一台当报务员。“四人帮”被粉碎了，我在连队篮球场的墙报上写了一首讽刺诗：《帽子工厂帽子多》是讽刺“四人帮”在“文革”中打棍子、扣帽子的高压批斗方式的，开头四句我还记得：
帽子工厂帽子多，
清一色的“上海货”。
高帽、铁帽、乌纱帽……
哪顶合适你戴着？
当时部队李政委到连队检查工作，李传云指导员陪李政委看墙报，读到我这首诗，连连称好，并让指导员把我叫来见个面，问我怎么想到写这首诗的。我当时的回答让我现在想起来也不太满意，我说：连队党支部要每个电台写一篇稿，支持连队办墙报(当时好像庆祝元旦，要出一期墙报)，台长让我写一篇，我认为这是领导交给我的任务，我要完成好，就写了。
李政委仔细地端详我，点点头，还问我是哪里人，参军几年了，什么文化程度。临走时还勉励我，好好写，好好干。我当时心里想，得到首长认可了，以后会不会有机会被推荐上大学？那时上大学都是组织上推荐的工农兵大学生，不用公开考试录取。我有这方面的专长，也渴望上大学再系统地学习、深造一下。我把在部队提升军官放在第二位，因为我们当时城市的入伍战士，即使复员了，回家乡也会安排工作，这方面没有像农村入伍的非城镇户口的战士有很大压力。他们一个心眼在部队干好工作，能提升为军官，就可以“跳农门”，彻底改变家境。
也就是这个李政委，因为身体有病，治疗时在部队有些贵重药品没有。他从我们李指导员那里得知，我们连队一起入伍的战友姚智的父亲是地方医药公司的经理，就托姚智给他父亲说需要的贵重药品，很快姚智的父亲就把这些贵重药品亲自送到部队来了，而且与李政委建立了很亲密的关系。翌年秋季，姚智战友就被推荐上了南京通信工程学院。我当时得知这个消息时，还争取了一下，找过李指导员，我说我是高中毕业，姚智只是初中毕业，我又有无线电技术的专长，推荐我去更合适。李传云指导员说，这是上级直接推荐的，李政委也给我私下说了，我只能执行上级的指示精神。
姚智战友与我同一个城市，私下关系很好，他经常是保健药品随身带，有时还介绍给我吃。因为我母亲也是医生，我不会随便去吃药。他到南京上大学后，因为文化程度差距很大，学习非常吃力，经常加班加点刻苦学习，也吃一些补药养身体，后来罹患白血病；化疗后回连队来，我还见到一次，头发全掉光了，人也瘦得可怜，后来还是病逝，终年才27岁。
姚智战友去世时，我虽没上大学，却被提升为军官，因为我有写作专长，部队政治处又抽调我去部队政治处创作文艺节目。我们部队被武汉军区司令部选定参加全军的文艺调演。我想我被选调上来进入部队创作组，也是因为我在连队参加全团的文艺会演时，创作了一个“活报剧”——《玩炸弹》，是讽刺越南入侵柬埔寨的一个小品。当时在全团拿了奖，我也是参演者之一。抽调到部队创作组完成节目创作之后，我就被团政治处周主任留下来，任命为宣传干事，专门负责全部队的宣传报导工作。在这里也有机会参加武汉军区司令部组织的新闻写作培训班，也参加了武汉军区司令部组织的文艺创作学习班，先后在《解放军报》、武汉军区的《战斗报》《战斗文艺》，地方的文学刊物《青春》《汉水》等杂志发表文学作品和新闻稿件，而且在新华社发过通稿，这是含金量最重的稿件。
四高考制度改革以后，我一直有一个“大学梦”，希望能有机会进入大学系统地学习汉语言文学课程。这在部队已没有可能，又因为家里遇到问题，我要求从军队转业回地方工作，父亲也非常支持。
军官转业回地方工作后，我顺利地考入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当时叫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系统地聆听教授、老师讲授了古代、现代、当代的中外文学、文学理论，以及中外世界名著、诗词、写作课程等，我还考入大学的广播台任学生台长，编辑、采访、播出每天的稿件，诗人张执浩当时就是我手下的文字编辑。这期间我在《人民日报》《北京文学》《大河》(诗刊)《湖北日报》《长江文艺》《武汉晚报》、华中师范大学的校报和《摇篮》文学杂志发表了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多种文学文体的文学作品，两次参加湖北省作家协会、《长江文艺》举办的文学创作学习班，在《长江文艺》先后发表了两部短篇小说《空楼》《困鹤》，顺利地加入了湖北省作家协会。
毕业后，我又继续攻读了母校文学院的文艺学硕士研究生，系统学习西方现代文论课程，学习了文学评论写作的最新的批评方法，将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对比、结合来分析学习，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也提高了文学理论水平。上大学到攻读文学硕士研究生期间，先后在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处女作诗集《飘香的晨雾》(年)，随后又在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第二部诗集《空门》(年)，在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了文学理论专著《基础诗学》(年12月)，在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第三部诗集《叙事英雄》(年11月)，《长江文艺》这时还发表我的诗歌代表作《省长与雪》，后来被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吕进教授主编的《中国诗歌年鉴》(卷)入选。我的文学创作也进入了活跃期和收获期，后来还当选为湖北省襄樊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在我国，由于稿费、版权费较低，作家想靠写作这个职业养家糊口是不现实的。文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还是做了一名公务员，坚持业余创作，因为自己在大学系统学习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只有写作，才算没有荒废自己的专业，况且中青年时代的兴趣也好，时间也好，精力也好，心思也好，基本把业余时间都用在读书、文学创作上，可以说是真心对文学的热爱。正如苏联作家、诗人布罗茨基所说：“一个人年轻时一旦沾染上诗歌、很可能一辈子都难以放下。”他这话在像我这样的许多笔耕不辍的业余作家身上，得以应验。
五香港回归前夕，我去了“东方之珠”几天，经停深圳时，顺道去拜访我在华中师范学院读书时的中文系副主任、时任深圳市社会科学院院长的彭立勋教授，并请他为我的第三本诗集《叙事英雄》正式出版作序，他目睹许多内地文人来到市场经济的前沿特区以后，都弃官下海，投笔从商，对我的文学坚守颇有感慨。我想到社科院是一个做学问，搞写作，搞学术研究的学府，就很想投入老师的麾下。正好彭立勋院长的单位空缺两个编制指标，经过了漫长的人事程序，我于年底就到社科院上班了。作为我的专业来说，文化研究所很对口，我想去。但是彭院长考虑到，院里的教育培训工作没有合适人选去抓，就任命我先去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培训中心当主任，把这个工作开拓出来。我也不能辜负彭老师对我的信任，因为我从内地来之前，分管过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当时联合武汉的高等院校为行政干部提高学历教育水平，办起了研究生班和本科班，本科专业涵盖行政管理、经济管理、工商管理；研究生课程主要是现当代文学和文艺学。
深知教学管理这项工作耗时、耗力，会影响自己的文学写作，但要去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工作总会有个时间过渡，如果我把教学管理这项工作干好了，一炮打响，不但自己在实现愿望，另外也有底气向领导提出来。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对于我来说是重操旧业，很快与华中理工大学、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办起了经济学、行政管理、西方现代经济学三个研究生班，招生多人，为深圳市社科院也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我深知这种联合办学是不能可持续发展的，因为教育部在不断下发文件限制、收拢这种办学模式。我也考虑到，我自己无限制地每年办下去，我自己就很难脱身，文学写作的事业就会中断，办了两年后，我就不再招生了。后任的院长来了后，还鼓励我“把蛋糕做大做强”；我给他泼冷水，谈教育培训形势的严峻性，谈了自己想回归专业的想法，我说把这两届研究生送走了，我就想去院文化研究所从事文学写作、学术研究工作。后来我的愿望如愿以偿，从业余写作回到了专业写作、学术研究的正道上。
六如今，点开“深圳社科网”的首页，就能看到我的照片，再点击我的头像，就能看到我作为研究员及文化研究所所长的科研成果和发表在国家正式报刊上的文章及作品介绍。一次，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印顺大师与我聚会曾说，他是读我的第一部诗集《飘香的晨雾》开始文学写作的。那时我与印顺大师在同一个城市，笔名叫金口哨(后改叫金呼哨)！第二部诗集《空门》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这里面显现出作为一个学者诗人的雏形。
南下深圳工作后，担任深圳市华文文学学会会长，先后在全国的著名的《诗刊》《星星》《绿风》《诗林》《大河》等诗歌刊物，以及《人民日报》《北京文学》《长江文艺》《广州文艺》《青春》等文学报刊，香港的《诗网络》《文学报》发表许多诗歌和诗论，在年中国作家协会《诗刊》大赛上，我的组诗《方言的故乡》获得了优秀诗歌奖。我的诗学新著《方言的故乡》最近也付梓面世。
随后，我的写作开始由文学创作向文化转型，由形象思维转化为抽象思维，由文学联想转型为逻辑推理，由感情驰骋转型为学理沉思，从行政官员转型为专家学者。总之，从单纯的文学创作，转型为复合型的文化理论研究。
从“深圳社科网”的网页浏览中，也能看到我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当代文学(诗歌)理论研究，以及深圳和香港文化创意产业、深圳移民(创新)文化、文化产业、文化事业发展规划等研究。我还主笔、参与了多项国家、省、市院级重点研究课题，又出版文学评论集《文学GDP》、诗歌理论专著《中国当代诗潮：写作群体论》；参与撰写了文化理论专著《和谐城市论》《学派的天空》《城市文化论》《国际化城市与深圳方略》等著作。发表文化(文学)论文百余篇，共计多万字。对于深圳的一些热点问题或文化现象，我作为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及研究员，都会从专家学者角度以主流媒体为平台进行一些分析、点评。
深圳是改革开放的一片热土，在岭南文化的大背景下，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移民文化和创新文化，我与同仁们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侧重应用对策研究。在李鸿忠书记主政深圳时，高新技术是深圳的四大支柱型产业之一，这块热土滋生了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像华为、中兴、腾讯、比亚迪、大族激光等许多企业走向了世界，而且基本上都是民营企业。这一文化现象引起他们的最好的中医专治白癜风医院北京皮肤病专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