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壮很努力才考得进人大附中隔壁张静雯（生于80年代，年参加高考）高考前几个月，班里一男生给我用塔罗牌算命，结果是“她高考前有一劫”。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我才听闺蜜说起这事儿，她怕影响我心情，之前愣是只字没提。若能再见那男生，我只想上前一拜：哥们儿，塔罗牌怎么玩，也教教我呗？倒计时4天，我腰上冒出几个水泡，挤破后钻心的疼。医生说，姑娘啊，你发水痘了。此后几天，小水痘爬满全身，脸跟马蜂窝似的。我就这样跌入了人生颜值最低谷，没有之一。想来悲催，高考前别人家的孩子吃好喝好，我却发着烧，除了西瓜汁和米汤，啥也吃不上。医院昏昏沉沉地打点滴，一边还不甘心地拿出课本复习，鬼晓得看不看书有什么区别；晚上睡觉只能趴着，半夜还会因为剧痒难耐而醒过来。水痘没太影响考前情绪，不是我心理素质有多好，主要因为当时已获得人大自主招生资格，可以降分录取，心里多少有点底。做学霸还是有好处的，至少有机会给自己挣个“外挂”，当塔罗牌跟你开玩笑的时候，不至于把握不住自己的命运。我在江苏一个三线城市长大，自打念书起，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家里人大概是怕我自我期许太高，常说“女孩子后劲不足，估计上了高中就不拔尖了”。虽然没有一语成谶，但是一个相貌平庸、气质高冷的女学霸总归是不受欢迎的，更别说有男生追了。早恋与我绝缘，青春味同嚼蜡。好在精神世界还算丰富。我念的是当地最好的高中，遇见的老师开明有远见，从来不搞“填鸭”教学。准备高考固然辛苦，但并不压抑。可贵的是，老师们阅读品位高，还会鼓励学生多读书、开拓视野。我高中时的课外读物是王小波、余华、昆德拉，虽然囫囵吞枣，却也是很可贵的启蒙，把一个懵懂女生启蒙成了自带忧国忧民气质的准文艺女青年。江苏小城岁月静好，论生活一点都不赖。但一个渴望折腾、渴望丰满生活的准文青，不会甘心蜷缩在格局有限的家乡。那时候，我憧憬的是北大中文系，这几乎是我心底的秘密，只对亦师亦友的某老师透露过。其实也就是想想。江苏考生，你懂的。对像我这样段位不高的学霸，考上北大这种顶尖名校，需要天时、地利和人品大爆炸。所以当人大自主招生的机会放在眼前的时候，我没多思索就从了。到北京参加自主招生考试的时候，我特地去北大当了回游客。当时未名湖结了厚厚的冰，我穿着鹅黄色的厚羽绒服，跑到中文系的小院子前拍了张照。照片上，我望向那扇小门，正脸都没露。就当情结已经安放好了，乖乖回到人大的教室里笔试、面试，乖乖坐火车回家继续复习。80后面对的高考环境比前辈们轻松，但想上个名校还是要拼。我们这代人念中学的时候，“高考工厂”正茁壮成长，炼狱般的备考故事，后来被写成新闻特稿、拍成纪录片；与此同时，高校也越来越多地引入多元的评价体系，自主招生、保送的机会越来越多，但这些资源毫不意外地向城里的重点高中倾斜。我也算是这种评价体系的受益者。同样是考名校，同样是拼，等级链条早在高考前浮现：在乡村或小镇念书的孩子，只能用尽一切办法考高分，进了名校还要被讽刺为考试机器；城里孩子享有的资源丰富多了，“见识”也不一样。当然还有个别纯粹靠“拼爹”上大学的。不同的城市，段位也不一样，分处不同的等级次序中。前两天看到一篇文章，介绍人大附中孩子们的课外活动，好些个科研项目，恐怕有些连大学生都做不出来。我参加过一所南方名校的文史哲类自主招生，要求是写一篇论文，小城高中生如我，即便阅读结构不算差，那会儿压根就不知道什么叫论文啊，落选几乎是必然。存在总有理由，教育公平这种世界性难题也难找到速效药，但阶层差异早在高考之前就已埋下伏笔。于社会公平正义而言，怎么也不是件好事。坊间有个段子，说人大附中有句“校训”，叫“少壮不努力，老大去隔壁”。言下之意，人大附中这样的精英学校，学生躺着不学习，也能考上中国人民大学。这当然是玩笑。但身处江苏小城的我，想考上人大，那一定是要“少壮很努力”才行。这是现实，即便我这般有点愤青的准文青，也得接受。不然，那些并不算远大的梦想和抱负，压根没法起航呀！我并没意识到那一刻彻底改变了人生谢湘（生于50年代，年参加高考）不能想象，距离年那个寒气逼人的冬季、我在湖北襄樊参加恢复全国高考的首场考试的日子，已近40年了。那天，大家走进考场刚刚坐定，就出现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各位考生，我已将考场纪律宣读完毕，现在请你们每个人把自己的手伸向课桌的前方，从下面的抽屉里取出试卷，准备答题”。为了防止作弊，监考部门想出奇招：考试之前将所有课桌全部调换了一个方向。这对我们这些久未走进考场的人来说，始料未及。考生们的脸上立即出现了各种各样奇怪的表情，原本安静严肃的考场也因大家纷纷起身取卷子而弄出阵阵声响。当时的我，并没有特别地意识到，这次高考让我站在一个历史的关键点上。正是从这一刻开始，我人生的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因为“文革”，在最应捧书阅读的青春岁月，我离开了学校，走向了田野，走向了工厂。年五四青年节这天清晨，18岁的我和几十个高中同学乘着解放牌大卡车，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滚滚洪流，从江城武汉来到湖北随县贯庄公社插队落户，立志在广阔天地里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两年后，也是因为国家三线建设的需要，我被招到湖北襄樊棉纺织印染厂印染车间当了一名配料工。襄棉是国家重点投资建设，拥有20万纱锭、万余名职工的现代“托拉斯”。在那段热火朝天大干快上的日子里，我和年轻同事们一起参加了印染轧车的试运行，也参加了汉江边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年8月，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全国科教工作座谈会”。他老人家以战略家的眼光与宏大气魄，当场拍板，作出了当年恢复高考的重大决策。消息传来，我妈妈非常激动，她写信对我说，“这是一个人改变命运的机会。我一向认为，无论什么时候，一个人能够多读点书、多学点知识总是好的。希望你从现在起就开始有计划地复习功课，准备参加今年高考”。收到母亲的信，受党教育多年的我，一时左右为难起来。我在车间担任团总支副书记、工段党支部副书记，是工厂重点培养的青年骨干，分管领导当面对我说：“你千万不要走，我们最近正在考虑给你提干的问题！”以工转干，意味着身份的转变，对普通工人来说，是莫大的激励。而听说全省有20万考生准备参加高考，也让我心里直打鼓。虽说以往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但毕竟是在走出校门5年后重拾课本，而且要在两个月后走进考场，落掉的功课太多，能不能补得起来？“要看清时代大势，看清历史的走向。”在母亲的坚持和鼓励下，最终我还是决定当年参加高考。白天，我照常坚持工作；夜晚，在属于自己的时间里苦学。当时的生活条件很差，企业常年缺电，宿舍只有每层楼梯的拐角处有一盏昏黄的照明灯。每天晚上七八点钟，楼道里就挤满了炒菜下面、缝衣绣花的青年女工，根本无法看书学习。于是，我只好强制性地调整自己的“生物钟”：每天晚上早早睡觉，第二天凌晨3点便起床跑到公共盥洗室复习功课。鄂西北的冬天特别寒冷，我每天披着一件军大衣学到天明。在艰难复习的那段日子，除了课本以外，隔三差五我总会收到武汉寄来的一卷卷裹得严严实实如小擀面杖般坚硬的印刷品，里面全是父母四处搜罗来的各类复习卷子。高考结束以后，我在忐忑不安中静等消息。一天，有位同事跑来向我来报信儿：“生活区的大门口张贴红榜了，你榜上有名！”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才独自一人悄悄跑去看榜。天哪！在全厂38位上线考生中，我的名字果然排在第一行第一个。年3月，我来到了魂牵梦萦、风景如画的武汉大学，度过了4年珍贵的学习时光；年2月大学毕业前夕，我在工作意愿栏里明确表示：“希望到中国青年报工作。”最后也如愿以偿。今年4月，我回到离别近40年的襄棉。在我曾经留下青春印迹的地方，如今，除了两只高大的烟囱作为标志物矗立在那儿以外，再也找不到企业昔日的容颜和气息。襄棉，已在世纪之交的企业改制浪潮中被彻底淹没，不复存在。而我，因为高考改变的人生方向和拿到的新船票，不仅幸运地避免了下岗女工的曲折命运，而且能够站在更高平台上，以更宽阔的视野，仔细打量这个世界，用手中的笔记录时时刻刻处于变化之中的中国历史。经由锤炼所获得的一切让我受益终身黄灯（生于70年代，年参加高考）年，湖南实行高考改革，一改以前的文理两科，分为四类：文史（语文、外语、政治、历史）、理工（语文、数学、外语、物理）、生化（数学、外语、化学、生物）、地质（语文、数学、外语、地理）。在高一、高二的学习中，我几乎完全按照文理两科的惯例进行，突然而至的改革让人不知所措。数学是我的强项，也是我喜爱的科目，在文科高考中，我知道数学是制胜的秘诀，而文学专业是我的理想。自小到大，我从来没有改变过要学文学的愿望，政治、历史一直是我犯怵的科目，尤其是历史，我得承认记忆力不好这个事实，而政治课生硬地知识灌注，也让我无法找到学习的快乐。高考改革，让我陷入了选择的困境：是选择包含数学能增加考试胜算的分类？还是选择能进入自己喜爱专业的分类？经过内心搏斗，我说服自己，要听从内心声音，尊重兴趣，尽管害怕历史和政治，但还是选择了“文史”科类，以便能进入我喜欢的中文专业。高考的结果既在我的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只够上一所专科学校，差本科线4分，而我最好的朋友，虽然平时成绩也不是特别拔尖，居然考上了北京大学，成为当年轰动全校的新闻。我说服父母送我复读一年，但父母和周边的朋友都劝我不要复读，说是能应届考上大学也不容易，毕竟当年录取率低，就算是专科，也是精英教育。况且，当时大学还没有并轨，学费低，包分配，在跳出农村，改变身份这一点上，读专科和本科、名牌大学没有太大差异。这样，我再次说服自己，不要复读，来到岳阳大学，念中文专业。岳阳大学是一所年轻的地方大学，年才创办，到我进校时，才刚刚建校7年，学校励精图治，学风极严。我印象深刻的是，刚刚进校的时候，班上有6个组的同学，但到毕业时，只剩了5个组，有7个同学因为补考、挂科、舞弊等原因，被开除或留级。制度的执行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当时压根儿就不存在找关系、开后门的说法，我们眼睁睁看着朝夕相处的同学提前离校。年，大学毕业后，我分配至岳阳一家大型国有纺织企业，当时企业效益还不错，能进市内的国有企业，也算过得去的选择。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年，我在厂部机关工作两年后，因为碰上国企改革，减员增效，我被下放到车间，成了一名挡车工。年，工厂接单受挫，形势急转直下，我事实上成了一名下岗女工。在无望的生活中，我决心重拾文学梦想，准备考研。经过7个月的努力，我居然通过了全国研究生考试，于年重返校园，成为武汉大学中文系的一名研究生。我从工厂突围的经历，就如年我的朋友不经意考上北大，再一次在故乡引起轰动。在短短的5年中，我经历了高考改革，经历了国企改制，这些大的方针政策，对我的人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高考表面看起来没有让我获得一劳永逸的机会，但经由高考锤炼所获得的自学能力和大学起点，却让我受益终生。不能否认，对农村的孩子而言，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高考确实是他们改变命运最快、成本最低的方式。在教育资源并未像今天分化得如此厉害的20年前，我的许多同学，尽管在农村中学求学，但最后都能通过高考来到城市，安居乐业。拼命苦读要当城里人吃白面馒头赵法生（生于60年代，年参加高考）35年的风风雨雨,已经将当年高考的记忆冲刷殆尽，但考完最后一场的感受至今刻骨铭心：疲惫！同学们纷纷离开教室，我呆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感到所有的气力已经用尽，心中空了，眼里空了，身体空空如也，一切都陷于空无，甚至连转动一下眼珠的力量都没有了。对于18岁的人生，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生命体验。这种体验并非毫无来由，它算是对高中拼命苦读的人生小结。苦读本身算不了什么，当我们一行6个山里娃，用木棍挑着行李，在路人们惊讶的目光里，汗流浃背地走进县城，步入青州一中的校门时，心中早已经下定了决心：决不再回到大山里去！首要的问题不在于决心，而在于给养。当时包产到户虽已实行，笼罩在乡村上空的饥饿的阴霾尚未散去。因为吃不起学校食堂的馒头，农村的同学只能从家里自带干粮和咸菜。每次背来的煎饼数量有限，得数着吃，即使发霉了，也不能扔掉，否则一定饿肚子。食堂里有菜，一毛钱一份，那是令人馋涎欲滴的奢侈品。没有油水的肚子，食量特别大，有时吃超了，还没有熬到下一次回家，就要断粮。有一位姓马的同学，因为断炊，又不好意思开口借，在午饭时便出去拔山葱充饥，不小心从岩石摔下，将胳臂摔断，成了“郭建光”。我们每月回山里背一次煎饼，坐不起汽车，又没有自行车，只好步行70多里山路回家，一般需要六七个小时，最怕的是碰上雨雪。一次刚出校门就开始下雪，我和同村的另一位同学，在雪山上摸爬滚打了11个小时，深夜12点才到了村头，望见自家窗户里煤油灯发出温馨的光芒时，终于松了一口气，两人也实在撑不住了，坐在雪地里稍事休息，竟然睡着了。在冷颤中苏醒后，才爬起来去叩打大门，半夜出现的雪人让母亲大吃一惊！崎岖的山路上有时也充满乐趣。我们边走路边背诵历史、地理，互相问答，将那些人名、地名和事件背得滚瓜烂熟。可是，一位姓李的同学却总是背不下来，过于紧张的学习使他神经衰弱，夜不能眠。他是我们6人中家庭最为困难的一个，母亲去世了，他从小没有穿过袜子，冬天里的脚总是冻得通红。我们如此拼命，因为心里有梦：通过高考的大门，转为城市户口，摆脱饥饿人生，吃上白面馒头。那时候的城乡差距，用梁漱溟先生的话，是九天九地之上和九天九地之下。感谢年夏天的那场高考，使得我们6人中的5个人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我还荣幸地获得全班第一的好成绩。这个成绩一度令我鼓起了报北大的勇气，并看好了古典文献专业，可这个念头最终在家人的反对中打消，我最终报考了本省大学。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过于保守的决定，我的分数进北大绰绰有余。不过，由于饥饿给人留下的印象过于强烈，“考户口”的动机已经压倒了一切，犯一点保守主义错误也是可以理解的。上世纪80年代的高考，为社会最底层社会打开了一扇大门，经过这扇门，那群从山里走出的孩子最终成了局长、院长、老总、教授等。可是，眼下的乡村，考到重点大学的学生日益减少，有的农民还感叹：农民的儿子上了大学，还是当农民，我也在乡下看到过这样的实例。有时难免回忆起当年的高考。与今天的高考相比，它显得纯朴、简单、干净，没有那么多的加分等。儿子高考时，我突然发现，在儿子那所不错的学校里，如果没有各种名目的加分，单靠裸分已经很难考入北大清华了。就算跌倒爬起来还有很多选择等着你王晚怡（生于90年代，年参加高考）我对高三的记忆，除了与“铁瓷”的山盟海誓，就是堆成山的练习卷子，打着手电筒做试题，以及周末家教的方程式。类似经历似乎可以复制到很多高三学生身上，不同的是，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对大学生活的期待和畅想。不记得是何缘由，那时我一心想把中国的语言、文化发扬光大。作为一只在高三一线奋斗的“笼中鸟”，我了解到能帮我接近理想的专业是对外汉语。所以，它成了我志愿表上的首选专业。可当我走出最后一门考试的考场时，就隐隐感到不安。压力太大也好，知识有漏洞也罢，这些无谓的说辞不过是借口。事实摆在面前：考试成绩不理想，我与首选专业失之交臂。我认定的这条走向理想生活的唯一道路，瞬间遭受严重打击。暑假一个周末，我和父母一起去妈妈的朋友家串门，聊天时得知阿姨的女儿到瑞典攻读硕士了。阿姨兴致勃勃地讲述姐姐在国外的一些经历，还翻出了姐姐在国外的照片给我们看。一张姐姐和她的外国同学聚餐的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对啊，出国留学也可以接触到很多外国人，不仅可以把中国文化告诉他们，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这一念头涌出的时刻，我仿佛看到了一个更远、更辽阔的世界。经过与父母沟通，他们对我走出国门的想法既吃惊又支持，吃惊于我的胆量，支持我的决定。于是，我向姐姐咨询了很多关于瑞典留学的情况。虽然用英语授课的本科院校和专业并不是太多，但那里优美的环境、高质量的教育，深深地吸引了我。尤其在得知瑞典的本科教育不需要缴纳学费后，更解除了我对父母需提供大量资金的顾虑。父母对我独自远赴异国他乡学习多少有些忧虑。他们商量后，决定我一边在国内读大学，一边着手准备各种申请材料。这样既不会耽误留学申请，也可以先进入国内的大学校园，在这个小社会群体里体验如何与人相处，如何独立生活。我英语成绩平平，攻破语言难关成为困扰我的第一个因素。中介告诉我，除了雅思、托福，还可以念当地的语言课程，并且这种课程接受线上授课。学生可以直接和当地的老师、同学面对面交流，最后通过听、说、读、写四门考试就能出去上学了。为了早些感受国外的教育，适应当地的学习节奏和方法，我选择了这种网络语言课程。不论是哪门课程，老师都会要求每一个学生在课堂上积极响应，因为课堂表现会作为平时成绩放到最后的考核中。于是，我时刻处于备战状态，从课前预习到课后作业，那些陌生的单词，复杂的语句，都变成了难以征服的小怪兽。我只有不停地举着冲锋枪，才能将他们一一歼灭，生怕一耽搁，他们就会补血复活。但一切辛苦都在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一刻变得微不足道，接踵而来的是我的一系列担忧。对学校不了解，会不会影响学习？对环境不熟悉，我怎么生活？虽然在瑞典英语普及率极高，可要是万一碰到语言不通的情况我又该如何处理？于是我从网上联系到了和我上同一所大学的学姐，经过一系列咨询，终于把心里的种种问号转变为了句号。为了快速融入当地生活，我提前学习了瑞典语，见面可以问好，去超市看得懂食物包装，在银行能听懂数字，这些提前收入囊中的生活基础语言让我更加从容。直到我踏上瑞典的土地，才切实地感受到，这些提前做好的准备让我在适应陌生国度的学习生活时，走得更快、更稳、更自信。出国留学不是逃避高考的途径，也不是高考没考好的退路。它和你接受中国教育并经历高考一样，是人生道路的一种选择。我们需要做的则是整理好思路，明确自己追求什么，然后以所需要的姿态投入其中。正如那年高考结束，为了理想，我选择跳出既定生活轨道，给自己的人生增添了一段美好且难忘的时光。高考只是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小小转折点，给自己一颗强大的心，就算跌倒，爬起来还有很多选择等着你。请勇敢地向着自己认定的道路，坚定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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