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选择了逃遁
吴正芝（湖北襄樊）
一进高中，我就坐到了教室的末排，那是一个绝对自由且容易被遗忘的角落。很快我就成了出名的二混混，有了一帮不务正业的混蛋兄弟。可能你现在所能想到的坏事，那些岁月我们早就一丝不苟地做完了。诸如“无恶不作”、“恶贯满盈”、“为非作歹”之类的高帽子扣在我的头上，便是我的极好的概括。
当时除了戴黑边眼镜的语文老师外，连同校长、班主任在内的所有老师都没少跟我们“切磋”。虽然那时的作文还是以“有一天”这类的词语开头，但语文老师还蛮欣赏我的个性。每每文章一出，语文老师便用它那半生不熟的普通话，抑扬顿挫地对各班进行地毯式轰炸。
混疯的我，正在贪婪吮吸着这极度的自由时，家里遭了灾，我永远地失去了妹妹。
爹铁了心要回老家去。老家？新鲜!我对爹说：“哪儿没学校，咱搬哪儿得了!”话未说完，屁股上早落了两脚“脆梨酥”。
老家并非我梦中的快乐老家。我插班到了高二慢班，可两个月不到便陷入了深深的孤寂中。前排女生倒是位极冷艳的小姑娘，自从坐在她身边，我忽然发现，原来世上还有比打架、捣乱更有趣的事。夕阳残照，桔黄的光，斜斜地溜在她乌黑的辫梢上，我记起了李春波弹唱下的小芳，便小眼大傻子般死死拽住了那缕缕青丝。“流氓!”女孩突然冰炸凌裂般大哭起来。乖乖!手咋抓她辫子上了。
“给他转所学校吧，这娃蛮聪明的，就是……可惜了!”班主任对爹说。是可惜了，可惜只考了八分的英语试卷，可惜了班长身上的青红紫绿，可惜了前桌女孩的垂肩长辫……爹涨红了脸，疯狂地举起了鞭子。鞭子断了后，他揪住我的耳朵，狠狠地把我摁在庭院的青石上，“跪死你，不许起来!”时值九月，青石晒得滚烫，石头刺破了膝盖，殷红的血和汗渗满了青石面。我咬着牙，一言不发，任凭身子不停地颤栗。娘抹着泪劝爹。爹咬牙切齿地说：“还不去给他包起来!妈的，这小子犟得我恨不能打死他!”
爹的闷烟笼罩了我，一丝想哭的感觉悄悄涌上鼻尖。
没学上的日子，我选择了逃遁。
我是在几经嘲笑、讥讽甚至驱赶殴打之后，才走进淮北这家煤窑的。工人们炭一样的皮肤以及红铜般的脸给了我一种久违的感动。搭档是一位四十来岁的老师傅，方脸，浓眉，一把标志性的络腮胡肆无忌惮地爬满了面颊，但很面善。我拼命地挥舞着煤铲，手起的血泡，血泡磨出了血水，血水拧出了肉屑，肉屑再结成厚茧。我狠心撕下卷起的老皮，鲜血淋漓地滴下。老师傅一把抓过我的手，“小伙子，别太狠了，跟谁过不去呀!”。那眸子里分明充满了怜惜与责备。
终于，身子挺不住了，高烧中的我沉沉地睡在窄板床上。我听到了有人在嚷：“装死啊，在我这儿死个人跟死只鸡没什么两样!”我从睡梦中倔强地爬起来，在老师傅吃惊地眼神中操起了煤铲。那时刻，昏黄的夕阳挂在地平线与云彩的夹缝中，一群瘦瘦的鸽子飘散于矿塔之间。我泪流满面，我何尝不是只瘦弱的鸽子，十八岁的我，凄惶地跌落于这陌生的小镇，在生死线上做着垂死的挣扎。
爹是在绝望地寻觅中，才找到了我。看到我枯瘦的身体，沉陷的眼窝，黝黑的脸堂，一句话也没能说出来，只是死死地把我裹在怀里，“寒娃，咱回家!”是的，回家。
在那个春天即将结束的一个黎明，我踏上回家的列车。次年秋天，爹带着娘的叮嘱和泪水送我来到了河南师范大学。三年了，我的几十篇文章早已飞上了省、市甚至国家级报刊，但那年火辣辣的太阳，连同那刺骨的疼痛却永远地烙在了我的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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