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与宋辽金并峙，灭国于蒙古后却从此消失，其经营数百年的故土也换了其他民族。那么西夏遗民在亡国后去了哪里？
总体来说，西夏遗民和文化的消失是元明两代战争和政策导致西夏人流散，继而在文化上被蒙、汉、回各族同化的结果。
蒙古帝国征服时期，西夏顽强地抵抗蒙古，经历六次蒙夏战争方被征服，而成吉思汗正是在最后一次出征西夏途中受伤而亡。史载成吉思汗下令：“每次吃饭时，都要说：把他们消灭干净，杀死，消灭掉！”。因此，西夏不少城池破城后都遭受了屠城，其中尤以都城中兴府（今宁夏银川）为最。西夏国主家族也多被屠戮。
蒙古灭西夏路线图。来源：维基百科
但客观上，西夏故地的荒残程度并不比河南、四川等地遭受的蒙古与金、宋之间的兵燹更严重。在窝阔台合罕时，河西地区便已完成编籍，纳入了蒙古统治秩序。
随着蒙古征服的急速扩张，蒙元帝国对兵源和治理精英的需求上升，如同其他在征服早期降附的族群一样，西夏遗民成为帝国重要兵源和官吏来源。党项精英家族可以通过入值怯薛（贵族子弟侍卫皇帝的机构）或唐兀卫亲军等侍从宿卫部队，并参与元朝中枢，被吸纳为帝国官僚，从而寄籍汉地。
更多党项军户则在征宋之役中崭露头角，并被顺势大量安插戍守在淮南、江南等地。这些西夏遗民在文献或碑铭中有不少的记录。如元中期的乞台普济（史氏）、杨教化家族帮助武宗平叛即位，煊赫一时。河南濮阳的唐兀闾马家族，本居宁夏，参加过襄樊之战、平宋之役，之后侨居濮阳。
更出名的元末安庆守将余阙，祖上为西凉府铣节氏，其父随元军征宋，戍守庐州。余阙本人科举出身，是一代儒宗。元末镇守安庆，所率军队“皆夏人，人面多黎黑，善骑射”，安庆被红巾军陈友谅部攻破，他殉节而死
流散后的西夏人也难以维持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
流散的西夏人在元代受蒙古化和汉化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他们姓名多采用蒙古姓名，婚姻则限于在蒙古与色目家族之间；另一方面，他们的汉文学、儒学水平也不低，能与汉族文人酬唱，乃至自身就是儒学名流。精英如此，在内地聚居的普通西夏民众也逐渐丧失旧俗。尤其在明朝建立后，禁止内地蒙古色目人使用胡姓名以及自相通婚，大大加速了他们的汉化。
不过凡事也有例外，保定韩庄出土两座明代西夏文石刻经幢，是一批党项人的后裔于明弘治十五年（年）为兴善寺亡僧而立的胜相幢，两幢上共刻有八十多个党项人姓名，证明这些党项遗民直到明中期仍在使用西夏文，这是目前西夏文字使用的下限时间。
保定西夏文石经幢
在元代西夏人纷纷进入汉地的同时，其故地也接受大量移民迁入，加剧了宁夏、河西一带本已复杂的民族环境。一方面蒙元政府在河西荒残后招徕汉民垦殖；另一面是随着丝绸之路的再次畅通与元朝对穆斯林等色目人的优待政策，不少中亚穆斯林迁入河西、宁夏各城。在元初马可·波罗的《游记》和拉施特《史集》中，作者都已将穆斯林作为西夏故地的重要人口组成部分。
元中期，分地在六盘山的藩王安西王阿难答更是率领部众一起皈依了伊斯兰教，元高层却认为“阿难答有很多军队，并且唐兀地区所有那些军队和居民都是木速蛮（穆斯林），……让他选择自己的信仰和宗教吧。”同时，因为元初阿里不哥之乱，大量高昌回鹘人迁居河西，与本来聚居在酒泉、张掖的甘州回鹘合流，回鹘语再度成为河西地区的强势语言。可以想见，终元之世，西夏故地经历了复杂的人口、文化融合进程。
可供我们追踪的最后一个线索是成书于年的《河西译语》，当时明朝已经夺取大都，元廷北归沙漠，甘肃行省还在元将王保保控制之下。此书正是当时北元朝廷编写的与“河西国”，即甘肃本土势力进行交流使用的对音、翻译词汇集。现代学者研究指出，其中记录的语言是一种混合语，基础词汇大多来自一种党项语方言，同时掺杂了很多波斯语和突厥、蒙古词汇。这正是元末河西党项人经历了严重回化和漠北影响的明证。
《河西译语》书影
不过这种新形态的党项文化，也没有继续独立地留存下去。此书成书后的次年，明朝发动岭北之役，西路军冯胜出师甘肃行省，与北元在西夏故地展开了为时数年的拉锯。战火之外，孑遗的降附者又多被双方内迁。
明朝底定甘肃以后，宁夏、河西之地不设置管民郡县，只设置卫所，从南直隶、中原等地调发军户镇戍，成为现代这一地区通行的兰银官话的来源。此役中，部分西夏后裔军民也随北元到了长城之外。现在的内蒙阿拉善和鄂尔多斯地区，仍有自称为唐古特部的蒙古牧民，当然，他们的语言文化习俗也都与普通蒙古人无异了。
有趣的是，在西夏文化在故地消逝两百多年后，陕西米脂县李继迁寨的一名驿卒李自成，带领流寇军攻入北京城，短暂地当上了皇帝，追奉其祖先暨西夏国的奠基人李继迁为太祖。
这种说法来自某畅销通俗历史读物中的一段话：“日本历史中大书特书的所谓战国时代，也就是几十个县长（个别还是乡长）打来打去的历史，更讽刺的是，最后统一县长们的，竟然是个农民。”话说得虽然好玩，也迎合了某些人的特殊情感，却实在只是不了解日本战国时代真实情况的虚妄论断。
从日本古代史书记载的兵力数字看，战国时代大规模战役的参战人数十分可观：
●年，开启战国时代序幕的应仁之乱，双方动员总兵力就多达27.75万。——《应仁记》
应仁之乱
●-年，上杉与北条的小田原城之战，上杉联合军投入8.6万兵力。——《甲阳军鉴》
小田原之围
●年，长篠合战，是武田军2.5万人对阵织田德川联军10万人。——《武家事纪》
长篠合战屏风
实现日本政治统一的丰臣秀吉，动员的军队规模就更加夸张：
●-年，九州征伐，仅丰臣军就动员了20余万人的兵力。——《太阁记》
在秀吉九州征伐中作战的加藤清正
●年，侵略朝鲜的文禄之役，丰臣秀吉动员总兵力约31万，应该是战国时代的动员峰值。——《征韩伟略》（讽刺的是，在明朝人诸葛元声的《两朝平壤录》中，这个数字是50万。）
吹响进军朝鲜号角的丰臣秀吉
●战国末期，决定日本统治权归属的关原之战，东军兵力有7.5万，西军为12.8万。——《关原军记大成》
关原合战屏风
当然，古代史书里的数据并不可信，问题在于，中国人最熟悉的群雄争霸——三国时代，印象来自比史书掺水更肆无忌惮的话本小说。如果以《三国志》为据，那诸侯的兵力比日本大名还要差点：
●关东诸侯讨董卓，联军出动10余万。
●官渡之战，曹操军1万余打败了袁绍军约10万。
●赤壁之战，孙刘联军5万余，曹操军也就10万余。
●夷陵之战，刘备军8万余，孙权军是5万。
《三国志》的战争规模在中国史籍中并非孤例，《旧唐书》里的唐初历次征战更加寒碜：李家从老家出兵准备夺取关中，出兵仅仅3万；灭王世充、窦建德一战后，李世民带回去接受检阅的部队仅4万，对面的王世充在慈涧排出和唐军决战的战阵也只是3万人；而后来刘黑闼召集窦建德旧部起事叛唐，与唐军在肥乡决战，才只有2万步骑。
李世民灭王世充、窦建德之战
这么一对比，我们可以确定：原始史料中的日本战国，与中国历史上经典的三国、隋唐等战乱时期相比，在作战规模上至少不落下风。但“弹丸之地”的日本，如果不靠过度吹牛，真的有可能跟三国、隋唐时代的中国相提并论吗？
从人口总量上看是很有可能的。据日本经济社会史专家威廉·韦恩·法理斯在其著作《日本中世人口研究：转型时代的饥荒、生育和战争》中的估计，战国时日本人口为万至万。而按照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的推算，东汉三国之际因为战乱，人口一度跌到了万~万之间的低谷；唐朝初年的人口数字虽然未作修正，但贞观十三年官方统计的万人口（属于低估）再怎么处理怕是也不会较战国日本有太大差距。
人口总量在同一个级别，日本比中国狭小得多的领土面积反而会有利于战国大名的兵力动员。因为征伐的距离不长，后勤压力较轻，征来的人力可以更多地用在战斗员方面，所以哪怕人口稍少一些，要拉出比三国、隋唐时的中国更大规模的部队也属正常。何况，日本战国时代已经发生以铁炮和足轻战法为代表的军事变革，在技术上也比更早年的中国战乱时代要方便调动更多军队。
朝鲜之役浮世绘
需要再次强调，这里仅仅是采用古书中记载的中日兵力进行对比，并不准确，只不过据此足以说明那些声称日本战国不过是“村长械斗”的段子并没有什么可靠依据。真正靠谱的数据，还是得搜集多方面证据，以现代科技手段进行推算还原方能得出。但可惜的是，中国这边对于古战史研究只能说才是刚刚起步，鲜有复原战场推算实际兵力的项目，故而我们无法拿现代推算数字来对比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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